2月21日，在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一年之际，TPP剩余11国公布了“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的最终版本。新协议预计于3月8日在智利正式签署，并最快在2018年底生效。
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下降，“逆全球化”负面作用突显
2017年1月23日的第一道总统令，特朗普放弃的并不仅仅是TPP的领导权。特朗普只扫门前雪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威胁全球贸易自由发展的同时，到头来也让美国尝到了苦果。
第一，美国“自我打脸”，威望下跌
公布的CPTPP最终版本在打美国脸的同时，美国又自我打脸，造成国际威望大跌。美国本是TPP的领导者和最主要推动力量，但在2017年初前后，特朗普却称之为美国“潜在的灾难”，并作为“糟糕的协定”予以抛弃。至今来看，受到美国退群打击的TPP结果并不糟糕，不仅仍是继欧盟、北美自贸区后的世界第三大自贸协议，还有望扩员并建立跨区域贸易关系。
退出TPP是特朗普竞选时期的核心主张之一，并在就任后的第一天即宣布“永久退出TPP”，在强调亚太经贸合作的亚太经合组织岘港峰会上，特朗普仍在鼓吹“美国优先”和双边贸易协定，抵制TPP谈判。但在2018年1月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特朗普却突然转向，准备与TPP成员国开展多边贸易谈判。大国重信，特朗普的朝三暮四在个人是不靠谱，在国家是缺少肩挑责任的担当。
第二，游离于圈子外，难以回归
TPP圈子外的地位并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的退缩使奥巴马政府苦心经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毁于一旦；从经济收益上说，美国的退群使TPP所有成员的收益都受损，美国损失更是最为严重，从TPP12的获利1310亿美元变为TPP11的亏损20亿美元。
面对不利条件，特朗普和共和党内部都有回归的声音。据“中时电子报”报道，2月21日，美国25位共和党参议员敦促特朗普重新加入TPP，以增加出口和就业，削弱中国影响力。
但美国的回归之路绝不平坦。即使特朗普真心想回归，遑论日本是否愿意交出领导权，美国不是接受现有协议，而是寻求重新谈判的政策也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对。正如新西兰贸易部长帕克2月21日表示，即使华盛顿有意参与CPTPP，搁置条款的问题也会使美国在未来几年“非常不可能”回归。一个低标准而非美国倡导的高标准协议更符合TPP11国的利益，22处条款的被冻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束之高阁”。
第三，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旁落
和第二点相承接，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受损的另一点表现是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旁落。新世纪以来，作为美国杰作的WTO越来越面临着贸易规则落后、效率低下、权力分散的问题，TPP本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生。但在2017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美国大力推行“人人为我”，而忽视了承担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我为人人”。“做老大是要有牺牲的”，在一个强调被领导权的时代，一个不愿意付出的领导，又怎么能获得其他成员的认同？
日本极力推动CPTPP，意图谋求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
2017年前后，在特朗普叫嚣着退出TPP、反对重回TPP谈判之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反复表达对美国退出的沮丧和盼望美国回归的“殷切”之情。而在2018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表达出重返TPP的意愿之后，日本相关贸易人士却表示“难以揣测特朗普政府的真实意图”，安倍更是认为特朗普提出的TPP12国重新谈判“极为困难”。显然，回顾近一两年来的安倍政府政策，日本在拉美国重返TPP问题上态度似乎是表面积极、实际消极，其目的是无非是要“借尸还魂”，借被美国抛弃的TPP获得多方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好处。
其一，意图提升在TPP成员间的经济地位。以现价美元计算，美国2016年GDP为18.62万亿美元，占TPP12国总量的65%，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美国的退出给TPP带来沉重打击，使TPP成员的GDP总量仅剩下约1/3。但从集团内部来考察，随着美国的退群，GDP排名第二的日本如今在各成员国一跃成为“龙头老大”，占TPP成员GDP总量比重由17%跃升到49%。经济占有量决定经济地位，这一点不言而喻。
其二，意图在三种亚太经贸合作方案中占据优势，借机提升发言权。在2017年亚太经贸合作中，存在着世界经济“三巨头”（美国、中国、日本）和三种方案（双边贸易、RCEP、TPP11）竞相角逐的局面。相比于美国方案的应者寥寥和中国方案的进展缓慢，日本等国在保留约95%TPP原有协议的基础上，最先落实了亚太经贸合作方案。正如布鲁斯金学会高级研究员、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玛利亚·索利斯（Mireya Solís）所分析的那样，日本的如意算盘在于，“只要能够成功达成TPP国家间谈判，并保持贸易协定的完整性，日本的领导权将会大大增加。”
其三，还要谋求在达成CPTPP的基础上实现扩员，进一步扩展国际影响力。在日本的推动下，美国退出后的TPP11不仅“挺过来了”，下一步似乎还有扩员的可能性。不仅亚太地区的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台湾和泰国五个经济体，以及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英国表达过加入TPP的意愿，而且特朗普也不惜自我打脸，在2018年达沃斯会议上表示“美国准备好与TPP参加国进行多边贸易谈判”，反映出重返TPP的想法。若日本挟TPP自重，拉TPP11国一起与美国等经济体谈判，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中国将面临更多压力，盘活经贸合作潜力势在必行
以2017年11月越南岘港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为标志，亚洲贸易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日本借CPTPP达成迅速晋身为亚太经贸合作新三角（美中日）的一角，新的国际贸易环境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
第一，CPTPP达成降低了RCEP的吸引力
同作为亚太经贸合作方案，CPTPP的迅速达成和有望扩员给中国力推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带来竞争压力。在谈判进度方面，RCEP谈判与TPP同步进行，TPP11国在2017年11月达成CPTPP，4个月后就将正式签署。相比之下，RCEP谈判仍止步于降低关税的问题，在RCEP的15项条款中，只完成了四分之一。
在协议吸引力方面，一个“低配”的CPTPP比高标准的TPP更具竞争性。TPP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不能迅速达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够“接地气”，国际贸易高标准更利于美国，而不符合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利益。CPTPP的一大变化是通过冻结部分条款，降低协定标准。正如悉尼大学法学教授金伯利·韦瑟罗尔（Kimberlee Weatherall）表示，“TPP11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对争议条款的冻结，尤其是在药物保护方面。”
作为“缩小版”的TPP，公布的CPTPP最新版本在30项条款中，冻结了10项条款中的22处条款。被冻结的条款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chapter18）、政府采购（chapter15）、投资（chapter9）三部分中。在22处被冻结的条款中，11处同知识产权有关，美国倡导的将知识产权保护延长至70年、对新药的数据和市场保护、权利管理信息（RMI）等条款遭到冻结。协定标准的降低更符合亚太经济体的贸易环境，提升了协定吸引力。TPP11与RCEP有日本、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七个重叠的成员，RCEP的成员不仅没有增加，反而RCEP中的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四国有望加入TPP，从而使TPP16和RCEP共有11个相同的成员。
在经济收益方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报告指出，到2030年，RCEP将创造2860亿美元的全球收入，即使TPP16的GDP总量仅是RCEP的一半，TPP16仍将创造4490亿美元、约2倍于RCEP的收入。此外，汇丰（HSBC）高级贸易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利波尔(Douglas lippoldt）表示，到2030年，TPP11协约国间贸易将增长6%，并产生1570亿美元的收入，由于贸易转移效益，中国等非缔约国将面临100亿美元的贸易损失。
第二，CPTPP在贸易规则上的先行加大了中国的赶超压力
面对规模较小但高标准的CPTPP，中国倡导的RCEP虽然GDP总量、市场规模更大，但仍面临着贸易规则的压力。在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未来，与中国崛起和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相伴随的是印度、南非、巴西等多个地区中心的崛起和区域贸易协议的林立。欧洲、北美、东亚、南亚、南美等一个个全球贸易“碎片”，虽然有大有小，但互通有无仍少不了串联起他们的线（即国际贸易规则）。CPTPP作为中国所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一个代表，其将有关数据流通、国企的条款首次写进国际贸易协议，并在CPTPP最终版本中得以保留，广受西方媒体赞扬。中国不仅需要做贸易大国，还需要做制定贸易规则的强国，而CPTPP的先行进一步加大了中国赶超的压力。
第三，继续加大与金砖国家和欧盟经贸合作势在必行
CPTPP是在借助较高国际贸易标准整合亚太地区经贸资源，但这样的高标准显然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中国既不应自我关闭加入CPTPP的大门，也应盘活自有优势，应对新的压力。中国与其他金砖四国已共度黄金十年，共赴新的黄金十年不仅有助于加大五国间贸易，还可以以点带面，促进东亚、南美、东欧、南亚、非洲间贸易的增长。此外，欧盟既是全球第一大自贸区，还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对象，在与高标准的欧盟扩大经贸合作的同时，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定能力和权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