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盛是目前可考证的新加坡唯一的华人甲必丹，他在1822年开始承担这一职务，收税便是他最为主要的任务，涉及行业五花八门。有关陈浩盛的相关记载极为匮乏，结合为数不多的资料来看，英国殖民者选择陈浩盛任甲必丹的原因大抵是因为其早在莱佛士还未登陆新加坡时便在此谋生了，对新加坡的情况比较了解。
短暂的甲必丹制
陈浩盛靠着承包建筑工程和从事商贸起家，经济实力较为雄厚，后顾之忧较少；出生于福建省，同乡较多，在华人中的社会影响力较大，能较好地管理当地华人。奔赴海外的华人移民，从习以为常的权威基础和家庭邻里关系中脱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语言障碍使他们无法与除华人以外的对象交流，基于宗族成员身份、中国共同地或血统的组织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联系枢纽。
英国殖民者表面上对新加坡华人以及其他殖民地居民予以优待，但当欧洲人的利益同华人利益相冲突时，殖民者优先保障的必定是欧洲人的利益。莱佛士曾下令让中国人从西南岸搬到内陆，以为欧洲商人的仓库和办公室腾出空间。
陈浩盛对于此事极为关注，当政期间曾与华人区的百名居民联名向英国当局呈交一封陈情书，要求给予在市区计划中被迫迁的居民以合理赔偿。这说明他能主动维护华人群体的利益，甚至为了他们不惜与政府殖民政府有龃龉，对于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是有所贡献的。
陈浩盛的事迹对于日后涌现的新加坡华人精英是有所影响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为争取族群利益有所作为。甲必丹制是英国殖民者获取利益的手段，一旦不适应英国殖民者对新加坡的部署要求，殖民者必然毫不犹豫地抛弃它。
英国致力于吞并马来亚，1824年英荷签订的《伦敦条约》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其内容也反映了荷兰在马来亚势力的迅速萎缩，与之相反的是英国在马来亚势力的强势崛起。
条约第十二条规定“荷兰国王撤回对英国国王及人民占领新加坡岛的反对提议”，意味着英国人在法律上获得荷兰人对英国占有新加坡的承认。条约第十条对马六甲的归属做出规定，英国人正式将马六甲收入囊中，“马六甲城和堡垒及其产业割让给英国国王；荷兰国王同意其本人及其人民不在马六甲半岛任何地方设立产业，或与任何土著国家签订条约”。
当时，殖民势力针对马来亚的角逐主要是在英国、荷兰之间展开的，英国只要能擎制荷兰，便可在马六甲海峡一家独大，还能为深入马来亚腹地打下基础。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地合并为海峡殖民地，三地的甲必丹制随之皆被彻底废除。
新加坡的甲必丹制的终结与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建立直接相关。海峡殖民地成立之初，新加坡的内部建设已初具规模，开埠初期的杂乱无章状态已经不复存在。荷兰对新加坡的威胁不再咄咄逼人，荷兰的衰弱使它必须集中力量，最终选择了保全东印度群岛，放弃马六甲海峡，新加坡的外部环境趋于稳定。
英国殖民者已在海峡殖民地逐步站稳了脚跟，该地不宜继续使用有荷兰风格的甲必丹制，而应输入更多有英国色彩的管理体制，这是英国殖民者对海峡殖民地的全新考量，不过当前迫在眉睫的是雕刻新加坡国际形象，更好地发展海上贸易。
英国殖民者计上心头，在新加坡内部不断铲除荷兰烙印，但为了吸引更多商船前来，在外部不惧与荷兰合作，共同打击周边海域的海盗。《伦敦条约》第五条规定：英国国王和荷兰国王应同样地致力于在那些海域扫荡海盗；他们不能给予海盗船庇护或保护；他们决不允许被该海盗船猎获的船只或货物进口、寄存或售卖。
两国携手打击海盗的武装行动容易引发荷兰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在新加坡海域的介入，但是荷兰自身实力的退步，使得英国殖民者对于荷兰的忌惮也不比从前，而且这种参与能帮助新加坡早日减轻甚至灭绝海盗活动，因此英国人愿意妥协，为日后将新加坡建设成商船络绎不绝的国际型自由港提供有利条件。
英国的新加坡政策中，内部建设让位于新加坡的外部打造，更加说明他们此时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定位明显高于政治方面的，首要关心的是新加坡如何能尽早涌现源源不断的红利。
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加坡的甲必丹制就此告终，虽然它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但是其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在客观上有着一定的意义。甲必丹制下，新加坡华人聚居在一起，原有的风俗习惯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保留，族群意识没有断根，这些促成了华人的团结与发展。
甲必丹制终结以后，新加坡的华人在华人社会内部中仍将某些华人领袖视为甲必丹，虽然这种做法并不正式，而且每个人心中的甲必丹人选各有不同。同为英属海峡殖民地，马六甲在殖民者废除甲必丹制后，极速地衍生出了类似甲必丹制的模式替代青云亭亭主制度。
华人赴马六甲的历史较为悠久，海峡殖民地成立之初，马六甲上已出现好几代在此生活的华人家族，他们中有不少人将马六甲视为第二故乡，当地的华人社会运转得较为成熟，有着为数不少的社团组织以及与之适应的各式集会场所，丰富的资源条件为马六甲华人在甲必丹制后灵活地调试出新型的宗族社会领袖奠定了现实基础。
青云亭起初便是由马六甲的甲必丹兴建的，最早是作为祖籍地为福建之人的宗教场所，而后青云亭亭主接棒甲必丹，成为公认的马六甲华人社会领袖，青云亭也完成职能转化，拓展成为超越乡情的华人集会场所。新加坡从开埠至甲必丹制备被废，只有短短几载，华人数量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华人社会的运行体系还很青涩，无法如同马六甲一般，快速且自发地形成彻底替代甲必丹的、超越祖籍地限制的族群领袖。
但是甲必丹制在推行期间，族群自我管理的模式深存新加坡华人心中，华人的族群意识得到发扬，祖籍地的差异正在被弱化。在殖民政府放弃甲必丹制时，华人社会也不曾分崩离析，华人社会内部的自治仍在延续，华人社会内部仍然有人被民众视为甲必丹，处理华人内部事务且行之有效，华人社会的发展为新加坡及整个海峡殖民地创造了不菲的财富，英国殖民者见此有利可图，对殖民地发展有好处，“投鼠忌器”，便顺水推舟允许新加坡华人自治模式的存在，有意引导华人族群接受一些受英国殖民政府肯定的华人领袖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