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怀亚特看守所
怎样描述怀亚特看守所呢？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座看守所都只是一座普通的五层高的行政大楼，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比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越走近它，就越会发现它是一座真正的碉堡、一具混凝土制成的石棺。建筑物正面没有窗户，取而代之的是15厘米宽、80厘米高的细小缝隙。这些缝隙让人觉得浑身冰凉，看着它们，我不禁想象，在里面看到阳光是多不容易。仿佛一旦走进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怀亚特看守所与世隔绝，它被双层围墙围住，四周布满铁丝网，每10米装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进出的都是装甲车辆。怀亚特不是一般的看守所，而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羁押中心。
美国把监狱的安保分为4个等级。一级安保的监狱称为“营地”，通常是给那些因经济犯罪而被判刑的白领犯人准备的。这些拘留营有配套的健身房，通常还有网球场，没有几个狱警，监控措施非常少。二级安保的监狱则是供短期徒刑和非暴力罪犯使用的。再下来是看守所，被称为中等级别，划入第三级，但其实是拥有高度安保的监狱。怀亚特就属于这一类，汇集了来自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缅因州和佛蒙特州的各路头号危险犯人。在等待受审期间，他们就被关押在这里。怀亚特并不隶属于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辖属的监狱关押的是已经被判决的犯人。而管理怀亚特的是一家私营公司，该公司处于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的监督之下。看守所平均收容600名囚犯，按照美国的惯例，根据不同的标准（是否属于帮派、年龄、危险性、种族等）将犯人分配到不同的牢房里。根据怀亚特管理部门的年度报告，2013年收容的囚犯中，39%的犯人是拉美裔，36%的犯人是非裔美国人，25%的犯人是白人。这份报告还强调，2013年有人揭发了犯人之间发生的几起性侵案，但是还没有查清楚。同时，两个犯人被发现死在这里。这些事件令人十分恐慌，以致受害人家属决定投诉。
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决定关押我的地方：一个超级“安全”的看守所。但我既不是惯犯，也不是危险的犯人，所以美国司法部的这个选择违背了任何一条收监的逻辑，但是没有人跟我解释这是为什么。
2013年4月15日，我们的车队穿过大门，在第一个安全检查通道停下，铁栅栏打开后，我们继续向前，到达第二个安全检查通道。他们让我从装甲车里下来，说着我一个字都没听懂的监狱行话，车上那两个人也跟着一起下来了。这都无关紧要，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由于一直被链子拴着，我一路蹦跳着，依次穿过三个装甲门，最终到达楼内的犯人交接室，这里负责管理犯人的出入。房间里有一个柜台，后面坐着负责犯人交接事宜的监狱总管；有一扇像我们在机场看到的那种电子安检门，用来检测犯人是否带有金属物；有两个用于搜身的小隔间；还有一把专门用来固定暴力犯人的椅子。狱警解开我们的镣铐，我们再次把自己脱光。自被捕以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被搜身了。我从新加坡出发后，已经两天没有洗澡，身上难免会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但奇怪的是，我竟一点儿也不感觉害臊。48个小时已经足够让我把最基本的羞耻心抛诸脑后。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我飘啊飘，仿佛飘移到了另一个空间……
狱警递过来一个背包，我才猛然醒悟。在怀亚特看守所，新来的犯人的囚服是卡其色的，和所有美国联邦监狱一样，除非被关到黑牢里，那里的囚服是橘色的。我们还分到四条内裤、四双袜子、四件T恤、两条长裤、一双绳底帆布鞋、一双人字拖鞋。除了鞋子，其余的衣物都是旧的，被人穿过且有破损。狱警还递给我一张胸卡，上面有我的照片。照片是他们刚刚在一扇标明我身高的铁栅栏前面拍摄的，那场景就和电影《非常嫌疑犯》里的一样。胸卡上写着我的编号：21613。
现在要填写一张入狱调查表，其中包括一张联系人清单，要把他们的电话号码都写上。突然，我竟然想不起来任何一个我周围人的电话，甚至想不起来克拉拉在新加坡刚换的电话号码。我再也没有办法联系上我的律师了，恐惧感突然涌上心头。那个不专业的辩护律师莉兹也没给我留联系方式。我能电话联系上的唯一的美国“官员”就是布卢姆，那个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接待过我的探员，因为他当时很聪明地给我留了张名片。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应该和他联系，告诉他我的情况，让他知道我在哪儿。“坚决不行！”狱警很生气，他是个尖嘴猴腮的拉美裔。我执意如此。我试着跟他解释清楚情况，但这让他更生气。他把我和车上另外两个人一起关在一间牢房里。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改变主意了。他允许我打电话，但只能打一个，而且要长话短说。我祈祷布卢姆接电话，他果然接了，但我的好运也到此为止。他说他正在从纽约回华盛顿的火车上，还没来得及给我莉兹的联系方式，电话就断了。布卢姆给我的时间只够我跟他说清楚我的问题！因此，我要求狱警让我再打一次电话。
“这里不是宾馆，你这个蠢货！我说过只能打一次，不能打两次！滚开！”
我匆忙跟他解释，差点儿就去哀求他，但都没有用。
“只打一次！你要是再在这里废话，我就把你扔到黑牢里去！”狱警吼道。
我几乎忍无可忍。但是这个狱警说话的神情凶神恶煞，不容反驳，我只好作罢。
在离开那个“报到室”到达指定区域之前，每个犯人都被分配了一支牙刷、一小管牙膏、一块肥皂、一小瓶洗发液、两块毛巾、一张5厘米厚的塑料床垫、两条床单和一条栗色的毯子。我被关在D区，监狱里最破烂的监区之一。在怀亚特，监区都被安排在一个公共大厅周围，大厅四周被牢房环绕着。D区有20多间牢房，每间牢房能容纳4名犯人。我和同坐一辆车来的那两个人一起住在19号牢房。我们三个要和睦相处，因为看守所里的规定是，在我们被关押的前72个小时里，我们不许走出牢房，除非是吃早饭、午饭和晚饭，时间分别是7点50分、12点20分和17点20分。在被关押的第一站里，除去往返于食堂公共大厅的时间，我们三个都得在这11平方米的空间里，每天一起被关上将近22个小时。
牢房里配备了一张小铁桌子、一个洗手盆、一间厕所、两把固定在地上的凳子和两张双层床。牢房建造时是按照每间容纳两个人准备的，但是因为收监人数过多，现在只好每间牢房里住4个人。厕所没有装隔门，上厕所时唯一能够保护隐私的方法，就是等到吃饭的时候，狱警启动牢房门的自动开启模式。这样，狱友就可以在走廊外面等几分钟，给里面留一片暂时的清静……
那个亚洲人的铺位在我上面，那个大块头黑人的铺位则在我对面。幸运的是，我的狱友都很有教养。他们发现我对他们讲的事情一言不发，就放慢了语速，注意用词。他们分别叫赵和梅森。我们靠互相讲述自己的遭遇打发时间。赵的命运十分传奇，他是一名来自越南的政治难民，从马来西亚地狱般的临时难民营里逃出后，最终在1991年流亡到美国旧金山。他用微薄的积蓄开了一家饭馆，继而开了第二家，后来在餐饮业发了大财。
“我最后攒了200万美元！”他说道，“之后我便为所欲为，在赌场里狂赌。我把所有东西都输光了，为了挽回局面，我开始制造假信用卡。”
赵第一次被捕后，被判了两年监禁，在加利福尼亚州服刑。出来以后，他又堕落了，直到在赌桌上输了个天文数字——1 200万美元！他又一次因巨额诈骗罪被捕，现在可能要面临10年刑期。
梅森的个人经历则“传统”得多。他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一个黑人社区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的母亲是一个“瘾君子”。梅森加入黑帮的时候才14岁，在得克萨斯州开始沾染可卡因交易。他的第一段铁窗生涯长达6年，出去之后就成了“666”的一员，那是个专门面向黑人发展信徒的所谓“伊斯兰教分支机构”，对白人公开推行种族主义，甚至表示在监狱里都得实行戒律。后来他又被判了8年。但是在这两次服刑期间，他完成了两年之内使4个女人生了4个小孩的“壮举”。他向我们讲述那是4个“绝佳”女人的时候，神情十分自豪。
“第一个是监狱的女狱警，第二个是博物馆安全部的女职员，第三个是麦当劳的女服务生，第四个是哈特福德一个俱乐部里的脱衣舞娘。听好了，下面才是重点，”他兴奋地接着说，“没有一个人管我要抚养费！”
在怀亚特看守所的第一天，我的狱友还向我传授了监狱守则。当我在洗手盆上方俯下身去刷牙，往水盆里吐口水的时候，梅森开始对我大喊大叫，甚至骂我：
“你不许吐口水，你没权利这么做。要吐你到厕所里吐去。你不能在我们洗脸的地方吐口水！”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犯人在卫生问题上严格照章办事。
“你小便的时候也要注意，你得像女人一样坐着小便，”梅森教导我，“你懂吗？你不能尿得到处都是，你不能站着尿。如果你想放屁，也是一样，你得去厕所，并用水冲了，让水把臭味吸走。你听明白了吗？”
话到意到。他说的这些规则也有道理，我会一步步学习的。根据他们的经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病了，那么传染的风险非常高。怀亚特看守所的医疗救助手段基本为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而且还是我自己交的“学费”。飞来纽约之前，我在参加最后一场网球赛的时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的右脚踝内外侧韧带严重撕裂，所以上飞机的时候，我几乎走不了路（所以可以想象，当我戴着镣铐不得不蹦着往前移动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到达怀亚特看守所的时候，尽管我反复要求，但除了一片阿司匹林之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治疗。
就算赵和梅森易于相处，但是刚开始的几个小时对我而言依旧度日如年。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本子，没有钢笔，没有书，我唯一能看的资料就是莉兹在法院给我的起诉书摘要。读着读着，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1世纪初，那时候，这个可恶的印度尼西亚的项目合同还在谈判之中。就是那一纸合同，给我惹来了这场被囚禁于11平方米房间的牢狱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