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早些时候，新加坡17 岁少女 Zoe Gabriel 在 TikTok 上发布了她的“第一个奢侈品包”：一个来自零售商 Charles & Keith 的手提包，由她父亲以 79.90 新元(60 美元;50 英镑)的高价购买。
这篇帖子和随后的帖子现在已经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观点，并滚雪球般地引发了一场关于新加坡阶级和社会不平等的更广泛辩论，新加坡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其政府正对日益增长的分层迹象持谨慎态度。
Charles & Keith 是新加坡的中档品牌，在中国和台湾被称为“小CK”，在印度和泰国等国家也很受欢迎。
但在注重地位的新加坡，其华丽的购物中心挤满了名牌奥特莱斯，这算不上奢侈品，最初的帖子现在已经有超过 2000 万的浏览量，很快就招来了轻蔑的评论。
一位尖刻的 TikTokker 说：“称其为奢侈品与称快餐店为高级餐厅是一样的。”
佐伊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她用一段情绪化的视频作为回应，引用了一位评论者的笑话，“谁会告诉她?”
在帖子中，她看到了超过 600 万次，她说：“从小到大，我没有得到过很多。我的家人也没有很多。对你来说，一个 80 美元的包可能不是奢侈品，但对我和我的家人，已经很多了。”
这一次的反应是压倒性的积极。Zoe 在 TikTok 上的粉丝数量已跃升超过 20 万，而 Charles & Keith 等品牌也纷纷向她送礼。
佐伊 (Zoe) 于 2010 年与家人从菲律宾移居新加坡，她告诉 BBC，虽然网上的支持让她感到鼓舞，但她对批评她身为机械工程师的父亲的评论感到“不知所措和悲伤”(她后来删除了他们)。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 [这个包] 对我来说在情感和金钱方面意义重大，”她说。
这场辩论已经波及新加坡政治生活的高层，即将成为该国下一任领导人的现任副总理黄循财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一事件，他敦促新加坡人不要过分关注地位和社会声望。
阶级分化的问题
作为一个经历过种族骚乱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历来最关心维护种族和宗教和谐。伤害种族或宗教感情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入狱。
但在 2018 年，促进种族和谐的机构 OnePeople.sg 委托进行了一项研究，将阶级分化确定为该国最具分裂性的潜在断层线。前一年，当地著名智库政策研究所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这个拥有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城市国家有时是一个对比鲜明的地方，闪闪发光的公寓和高耸的外墙距离老年人和蓝领家庭居住的单房出租公寓仅一箭之遥. 尽管电影《摘金奇缘》展现了这一形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 Charles & Keith 包。
图片说明，大多数新加坡人住在公屋里
去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20 多岁和 30 多岁的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为每月 4,200 新元，是中等或以下学历毕业生工资的两倍多。相比之下，一名清洁工今年的收入预计在 1,570 新元至 2,210 新元之间。
飙升的通货膨胀也已浮出水面，乌克兰战争以及人力和原料成本的增加加剧了通货膨胀。最近有争议的商品和服务税上调了 1%，明年还将上调，这也推高了鸡蛋和新鲜蔬菜等日常必需品的成本。
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即使是理想社区的公共住房公寓在转售市场上也能卖到高达 100 万美元——加剧了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担忧。
去年，经济学人智库将新加坡与纽约一起评为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中产阶级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存在“疯狂的富人”和不幸的穷人，但新加坡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国家主要是中产阶级，55 岁的著名律师 Adrian Tan 指出。这是因为几乎 80% 的人口住在高质量的公共住房里，很容易获得良好的通讯、严格的教育等。
陈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写了大量关于他自己卑微背景的文章——他住在这个城市国家最早的公共住房项目之一的“小公寓”里，从小到大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
他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新加坡人习惯于物质地位的微小差异，并根据财富积累水平相互评判。”
他说，嘲讽的评论者只是觉得 Zoe 对一些新加坡人认为的奢侈品是什么的“广泛共识”一无所知。
“那些买得起 Charles & Keith 包等消费品的人并不认为自己特别有特权或富有，”他补充道。
战略政策咨询公司 Bower Group Asia 的 Nydia Ngiow 提到 1990 年代臭名昭著的“5 C”标语——当时新加坡人渴望拥有现金、事业、汽车、信用卡和公寓——她表示很难改变这种态度“特别是对于近几十年来才经历过新加坡繁荣的年轻一代”。
她说，社会平等的理念在年轻人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共鸣，这在最初的社交媒体风暴之后推动了对佐伊帖子的积极评论。
图片说明，新加坡有很多名牌商店
陈先生还指出，虽然新加坡人对穷人的困境“非常敏感”，但他们对结构改革和最低工资等概念不太感兴趣。
“总的来说，新加坡人对他们所建立的社会感到满意。这里的态度是‘如果它没有破产，就不要改革’，”他说。
尽管如此，官方仍热衷于干预。
2018 年，李显龙总理警告说，精英学校——那些只对成绩最好的学生开放的学校——有成为“自我延续的封闭圈子”的危险，而教育部长王乙康则表示社会流动性已经下降。
“对于尽管现在可以获得更强大和更好的支持但仍无法升级的家庭，我们发现他们的处境比过去的贫困家庭更加可怕和具有挑战性，”王先生说。
政府已经将年度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在大流行期间，它还投入了近 590 亿新元用于支持工人、企业和家庭的措施。
最近的纠正措施包括向新加坡家庭发放数百美元的代金券，用于购买杂货和日常开支，以抵消商品及服务税的上调。
兼任财政部长的黄之锋表示，富人未来可能要缴纳更多税款，并提出了征收财富税的想法。
与此同时，佐伊对社交媒体风暴及其后果保持乐观。
“我喜欢住在新加坡，我认为这并没有以不好的方式改变我的看法，”她说。“这提醒我，总会有人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无法取悦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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