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奇迹”模式有四种要素，即精英官僚；“安全阀”式的立法、司法体系；完善市场先导的国家干预经济手段；以及设立一个以通产省为代表的领航机构。
作者:[美]查默斯·约翰逊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 王豫刚丨财经专栏作家
“对日本来说，高成长体制，和该国确定的基本优先目标一样，与其说是一种选择，倒不如说是势所必然⸺根植于该国在整个昭和时期所遭遇的一系列经济危机……任何国家都曾不得不忍受步入现代的痛苦历程，日本的高成长体制便是其中最痛苦的一种历程结成的果实。”
⸺查默斯·约翰逊
二战结束后的1946-1976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了54倍，若以美元为单位，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50年约110亿美元，到1955年已经倍增至250亿，到1973年更增至3200亿，约为1955年的13倍。若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经济在1955年为美国规模的7%，而且落后于同期欧洲所有国家。到1973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1/3，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及苏联。
1962年，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曾刊出一篇专文讨论所谓日本的战后“经济奇迹”,由此，“经济奇迹”一词便成为对这一现象的专门指代，而在1972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和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陷入漫长的“滞胀”，社会危机严重，两相对比之下，日本的成就就显得格外耀眼，而美日间的贸易摩擦也日趋剧烈，因而对日本经济奇迹的研究在1980年前后成了一门显学。用安德鲁·戈登的话来说，那就是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都曾尝试找出一套成长理论，为这个令人惊异的发展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合乎现实的解释。
日本在战后的重新崛起之所以被称为“奇迹”，在R.塔格特·墨菲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1955-1971年，日本实现了历史上最高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其次，在短短二十几年内，日本从一个被轰炸后的废墟变成世界第二号的工业经济体。这种转变在当时被视为奇迹，因为它不是通过没收私人财产、饥荒和杀戮实现的，而是通过民主的非强迫的方式。日本的转变消除了国内的贫穷，也为大多数日本人带来了经济保障以及全民医疗保险和教育，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有着自由选举权与言论自由的和平社会中实现的。第三，日本的经验不符合那个时代的任何一种主流发展范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由后来在第三世界精英中流行的所谓“依附理论”催生的各种政策，日本人自己也觉得很惊奇。
安德鲁·戈登在《现代日本史》中则认为，有几个国际因素更有利于日本：首先是朝鲜战争在关键时刻刺激日本出口；其次是美国长期驻军及宪法限制日本发展军力，使日本不用负担太高的国防费用；最后是汇率，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元对外汇率较低，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出口补贴。此外，在战前及战争期间日本便已尝试各种国家管理措施，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其实是相当广泛的。这些措施其后总称为“产业政策”，它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占领时期联合国最高司令部的协助下，日本政府从一开始便保留战时重要的经济权力，包括外汇及技术专利权等。它利用这些权力作为操作杠杆，选择性地支持某些特定企业，或消极地抵制某些企业。在战争终结之初，这些制度所赋予的权力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干涉的重心逐渐不再以成文法律为依据，改以非正式形态，被称作“行政指导”。它其实在战争期间已出现，而且是当时政治经济的主要基石。“行政指导”的雏形初见于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的政策及实践，当时为合理化工业生产，在主要产业中鼓励甚至强迫成立各种卡特尔。到了战后，政府进一步发展这个管理式资本主义的作用，不过在态度方面则较战时缓和，主要靠说服方式，并非完全是强迫性的，因此仍给予市场运作空间；那些能有效运用政府优惠政策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中获得回报，而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动方式也证明有其正面作用。
在日本经济学者方面，牛岛利明等总结到，技术革新、设备投资、重化工化和出口，是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在产业政策方面，其集中于两个着力点：其一是通过外汇配额、税收优惠、进口管制、融资倾斜等方式来保护和培育新兴产业；其二是通过合并、重组、限制、补助等方式淘汰“落后产业”，其主要方式是通过“官民协调”，其对约翰逊在本书中所持的“日本异质论”观点颇为抵触，认为实际上没能得到业界赞同的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没能发挥实际效力，通产省的作用是有限的。野口悠纪雄4则将二战时期形成的经济体制称为“1940年体制”，他认为，正是这套以举国之力来支援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战后的日本处于抑制银行利息、资金分配统制和金融锁国的状态之下，有了1940年体制，重化工业才得以发展，如果当时采用由市场主宰的价格分配方式，有限的资本为了在短期内谋求回报，很可能会被投向轻工业或者商业，从长远出发，投资重化工业，使其实现现代化的资源分配违背了市场原理，没有政策的强力干预是不能实现的。他亦认为，称“日本经济就是由通产省管理的日本株式会社”，并由此得出“是日本的企业体系使日本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的结论是错误的。
墨菲指出，西方学者系统地尝试解释日本所发生的一切，约翰逊的书可算是最早的。约翰逊认为，“奇迹”源于他所谓的“高速增长体制”，该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为经济起飞创造了平台。日本之所以能成功构建高速增长体制，是因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试错过程。“日本奇迹”的诞生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后日本所处的特殊（甚至独一无二）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看起来是偶然汇聚在一起的，不会有第二次。然而，日本对它们的回应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的历史，也决定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最重要的是，巩固和延续了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全球政治和金融秩序。因此，日本在战后年代的经验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摸索自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产业政策与官僚体制
正如于杰在译者序中所写到的那样，《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是美国各界重新认识日本的里程碑式著作，也是美国产学界研究美日经贸关系的转折点。同时期的另一本著名著作是都留重人所著的《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都留在书中便指出，在高增长时期，日本政府不断指定各种经济发展的“指令性计划”，并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行政指导”，中后期则转向通过政策安排对特定产业“做大做强”提供支持并进行隐形补贴；在税收方面，则有各种特别税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出口退税”“设备现代化”等等名目；在利率方面，日本央行通过“窗口指导”进行资金倾斜，对特定产业进行补助。同时亦对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入自由化“不紧不慢”，比如设立“50-50”持股比例政策等等限制，此类方式作为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分外熟悉，日本通产省的角色，亦常被与中国发改委相互映照。
查默斯·约翰逊认为，国家干预、统筹规划的计划经济，不能充分发挥市场灵活配置资源的功能，且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实行此类经济体制的国家为了履行其职能，将劳动者限制在某些特定的工作领域或地域范围内，使其不能自由活动。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则受困于各种约束，无法很好地将政治优先目标纳入其市场体制。至少在成书的那个年代，在他看来，日本的国家经济职能通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完善，成功实现了令市场为发展中的目标服务的方式和手段，并启发了中国、新加坡等一众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约翰逊提出了日本式经济体制与前苏联式“意识形态决定性计划”不同，属于“理性决定性计划”，而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国家，政府必须承担发展职能，领导工业化运动，这也使得其政企关系与以美国为代表的“监管型”国家明显不同，他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其经济官员一直在思考“产业合理化”，以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但这种“发展型国家”机制，要求经济利益服从政治目标，根植于民族主义，也源于通过融入工业文明以获得完整身份资格的渴望，其重视效益远超过效率，其行为方式也更类似军事组织，完全以成败论英雄，这就使得其运作高度依赖于社会共识和精英官僚的自我约束，当这两个条件出现错位，这种机制就会迷失，也无法追责。
按照书中的看法，“产业政策”指的是一套互相关联的政策，涉及保护本土产业、发展战略产业和调整经济结构以实现国家利益的目标而由通产省制定，微观层面上，是“产业合理化政策”，宏观层面上，是“产业结构政策”。这是一套脱胎于二战时岸信介等人在“伪满洲国”和军需省、“经济参谋本部”实践的体系，由于战后日本的经济官僚班底几乎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没有受到清算，更在后来主导了日本政治格局，使得这一体系能够实现墨菲所言的“跨战争延续”。野口悠纪雄就直接了当地说，对日本战后复兴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通过统制方式进行的资金重点分配，1940年体制在战后的目的被变更为增强经济实力，特别是生产能力。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以官僚为核心的战时体制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引领日本经济的主要企业大多是在战争时期重组改造的一批企业，两者的结合，推动日本在战后实现了复兴。
就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来看，墨菲夸赞日本的官僚精英集团展现出“蜂巢般的群体思维方式与智能”，他们聚焦特定行业，锁定目标，然后刻意培养，使其能拓展海外市场。这个行业是日本“必须拥有”的关键上游行业（例如钢铁或机床），或者这个行业有很高的固定成本和很高的进入壁垒（如土方设备或复杂的消费电子产品），或者两者都有（如半导体）。拓展海外市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所有技术与市场资料，无论多么细微都能收集到；一个或几个企业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上经过激烈的考验脱颖而出；做出集体决定，该行业日本能够征服。而这种过程中，则需要“官民协作”：墨菲观察到，日本的官僚机构并不局限于政府部门，甚至连经济部门本身也很少以“干这个，干那个”的命令和控制模式运作。经济部门以协作的方式与大公司合作；与政府以外的机构合作，也采用同样的方式。而且日本财团的运作更像官僚机构，而不是追求利润的商业企业。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6则论称，“从某种意义上说，通产省是一个典型的采取自杀式成功政策的官僚机构。该部门有点像一个实际上已经成功地消除了贫穷的扶贫机构”。战后日本企业的官僚化是通过增加官僚的控制和保护来实现的，也通过指派对各省友好的官员取代企业家来实现，这与获取更大国际市场份额的政治动机的驱动有直接关系。通产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机关有着超乎寻常的权力给商务活动颁发执照和其他营业许可，享受着诸如补贴、税收优惠或是低息贷款等好处，而且可以自己做主，各省可以诉诸“行政指导”来迫使他们管辖领域内的公司采取“自愿”措施。官僚们还运作着大量公共和半公共的公司来为各种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在沃尔夫伦看来，通产省的功能更像是行业的推广者和保护者，而不是规范者。
“日本模式”的要素与冲突
查默斯·约翰逊将日本的高成长体制视为一种历史必然，在其他目标均受到约束的前提下，战后日本政府只能将经济发展视为第一优先选项。在他看来，其他后发国家或迟或早都得走日本道路：先具备成为发展型国家的国家能力，取得类似的经济成就，才能继续成为监管型国家、福利国家或者平等主义国家。而只有经历过贫穷、战争和占领的历史动员，为经济发展付出艰辛努力才能成为社会共识。日本的经济优先政策，首先取决于自身发展落后、资源匮乏和国际收支失衡的现实，如果不优先发展经济，那就意味着对外依赖、贫困和社会崩溃。
作者总结了日本政企关系的三种历史类型：自主管理、国家统制和官民协调，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前两种类型逐渐被最后一种代替，其主要机制体现为政府赋予融资优惠、定向减免税、政府监督下的投资协调，以及各种援助与支持。但这种协调关系在发展型资本主义国家中很难建立和维持，为此日本社会不得不寻找为了取代竞争而无需大量牺牲效率的途径，这体现为维持充分就业、提高生产率、扩大市场份额、削减成本，以及长期创新管理等等，也包括通过终身雇佣等手段来维持一种平和的劳资关系，当然，我们在后面的历史中，看到了这些途径在不断地失效。日本“奇迹”模式有四种要素，即精英官僚；“安全阀”式的立法、司法体系；完善市场先导的国家干预经济手段；以及设立一个以通产省为代表的领航机构。这些要素我们在今天的中国似乎都能找到对应，我们也能看到其在现实运作中的种种弊端，这便是历史镜鉴的意义所在吧。
墨菲的观点是，日本的经济模式是系统且有针对性地征服某些行业，同时在增值的过程中做出合理选择：先是20世纪50年代的纺织行业，然后是需要更多资本和技术投入的行业，到最后，这种模式引发了美日间强烈的经济冲突。与美国的关系构成了战后日本政治秩序的基石，而且“二战”后出现的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也仰赖美国市场的开放。在一个又一个行业被日本抢走之后，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这将导致全球经济秩序的崩溃，以及战后出现的日本体系的崩溃。
或许正如沃尔夫伦所总结的那样，日本变得完全依赖美国，不光是为了国防，最终也是为了外交。事实上，美国提供了一个外交屏障，让日本可以躲在后面，并在新重商主义贸易实践的帮助下，建立起日本战后强大的经济机器。在中曾根康弘成为首相以前，日本一直对外推行所谓全方位的外交，把这看作意识形态上的创新，实际上只是想对所有购买日本产品、为日本提供原材料的国家表现出八面玲珑的形象。只有在美国容忍日本这么做时，日本才能维持这种姿态。因此，日本与美国非同一般的关系中，包含的远远不止外交帮助、双边贸易以及承诺的军事保护。这让日本在和其他国家的交往时完全优先考虑经济，而很少去考虑政治后果。
此外，沃尔夫伦还指出，日本的官僚—商人伙伴关系之所以成功，一个原因是这些处于工业领域等级最顶端的组织，在它们的创建阶段和日后很长一段时期，其领导人要么是负责战时经济动员的官僚，要么就是战时卡特尔中官僚化的领导。对商业的非正式的官僚化控制却非常广泛。哪怕是在经济圈内，财界也会高度依赖各省，以此来保护他们现有的工业，使其在国内市场上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并在他们转向新的工业方向发展时，寻求那些省的指导和合作。通产省和其他省的日本官僚们有两个基本的也是互相关联的目标：保持控制，并将政治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两个目标没有任何改变。从1945年以来，日本通过牺牲其他必要条件为代价，将重点放在工业扩张，以此来维系高增长的经济发展，并通过社会控制，实现了这一目标。日本的掌权者实际上管理着一个巨大的控制机器，也就是“系统”。目的就是在日本老百姓中维持秩序。但很明显，这些官僚说到底也还是受害者，特别是从国际角度看待日本时。他们是其前辈创造的环境的产物，任何偏离传统路线的有关其处境的讨论都不受欢迎；他们因为缺乏想象力而受到限制，是系统真正的仆人。他们是自我欺骗的受害者。
这种行为，最后导致了“失去的三十年”。
作为经典之作，本书的信息含量近乎过于密集、具体，但作为中国当代读者回望四十年之经过，这位师傅的履历，却又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当下。作者将发展型国家与单纯“极社国家”相分离，进而以“经济发展”共识作为官僚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合法性依据，展开历史论述，提出了“表里分离”“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官民协调”“理性决定型计划”“顺应市场的干预方法”等等论述范式，并总结出了“日本模式”四要素。诚如作者所言，不经过贫穷和漫长战争，不经过苦难动员，社会无法形成对经济发展作为优先目标的一致共识，而过上了好日子的年轻人，自然不愿意继续牺牲自己当下的幸福了，那时，也便是“奇迹”终结的时刻。
参考文献：
[1]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美]安德鲁·戈登/李朝津/中信出版社/2017-11
[2]日本及其历史枷锁/[美]R.塔格特·墨菲/李朝津/中信出版集团/2021-2
[3]日本经济史:1600-2015/[日]浜野洁等著/彭曦/刘姝含/韩秋燕/唐帅/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6
[4]战后日本经济史:从喧嚣到沉寂的70年/[日]野口悠纪雄/张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4
[5]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日]都留重人/四川人民出版社/李雯雯譯/于杰校譯/2020-7
[6]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荷]卡瑞尔·范·沃尔夫伦/任颂华/中信出版集团/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