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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日本人的一句嘲讽坚持回国创业,抗战时宁出家不愿出任伪职

1923年,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之中,一位中国籍的青年商船设计课工程师来到所长办公室,他将自己的辞呈交上,对所长说:"我决定辞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所长十分诧异:"你一个中国人能在日本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何其不易,条件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辞职?"

那中国青年道:"我要回中国,投身中国造船业之中。"

所长嘲笑道:"你们中国人搞什么造船业?你们要用船我们日本造就行了。"

中国青年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更加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次年,他回到了国内,创办了大中华造船厂。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爱国造船学家杨俊生。

杨俊生,江苏淮安人,1890年,他出生在当地富裕人家,父亲就是当地有名的商人。从小,杨俊生的父母就对她寄予厚望,悉心培养。6岁这年他被送到了私塾之中,一直接受着传统儒家教育。

一日杨俊生偶然读到了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新民周刊》,心中因"新学"进步思路想澎湃不已。16岁那年,有一位前往日本留学的同乡回乡探亲,杨俊生请求和他一同前往日本求学。在日本杨俊生正巧赶上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活动,杨俊生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深深鼓舞,他经常阅读同盟会主办的《民报》,和诸多进步青年们一同去听章太炎的演讲。

1907年,杨俊生果断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为了参与到革命之中,他中断学习,坚持回到回国内。杨俊生怀揣着崇敬的心情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询问他在日本学习什么专业,他说自己学习的是工程。孙中山先生沉思片刻,询问道:"你能不能学习造船?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如此之长,河流众多,但是在航线上行驶的,基本上都是外国人的轮船!"

中国的轮船全都来自于的外国,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造船公司,就没有办法实现造船业的独立。杨俊生回去之后想了很久,他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鼓舞,决定从此以后投身于我国的造船行业之中。1912年,杨俊生再次来到了日本,在日本第五高等学校学习,4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专攻船舶工学科。毕业之后他就前往三菱造船厂担任工程师,同时在三菱高等工业学校担任教师。

在三菱造船厂的5年时间,让杨俊生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回国之后杨俊生积极开展实业,十年期间,大中华造船厂承造了包括"大达"轮船等10多艘江船,还建造了渔船、炮艇、破冰船、轮渡等等各种船舶。大中华造船厂建造的"天行"破冰船在北方沿海驰骋,让中国船厂名声大噪。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第一艘破冰船,这是杨俊生的钟爱之作,天行号的照片一直悬挂在他的办公室之中。彼时天津航运公司总经理叶绪根在看到这艘破冰船之时感慨万千:"这艘船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1932年,杨俊生将自己的船厂迁到了上海复兴岛。在刚刚开始修建厂房之时,日军就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建造到一半的船厂被日军占领,数月之后,中日停战会议在上海举行,杨俊生与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交涉,日方最终同意将工厂交还杨俊生,要求是杨俊生必须前往日军司令部洽谈。杨俊生在日军司令部见到了日军参谋长喜多诚

喜多诚一见杨俊生就问道:"你们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参加抗日?"

杨俊生轻蔑道:"那是因为你们日本的教育好。日本的学校教育学生要忠君爱国,我们各忠其主,各爱其国。中国虽然已经没了国君,但是国家仍旧在。如果我们留学生成了背叛祖国的汉奸,那才是日本教育的耻辱……"

喜多被杨俊生一番话说得无地自容,大声嚷着:"知道了知道了。"命令日本人撤离了船厂。

杨俊生一门心思研究船只、革新技术,他是造船的专家,但不善于经营,为人宽厚缺乏防范之心。在建造大中华造船厂的时候,杨俊生向日本大阪商船社租了厂基,五年租期到了之后,日本人坚决不愿意续租,导致大中华造船厂造成了巨大的亏空,面临破产。在日本侵华一触即发的时刻,许多爱国商人关心杨俊生的未来,1936年,金城银行周作民和民生实业公司卢作孚等商界名流出面集资25万元,改组了大中华船厂,帮助杨俊生度过危机,改组之后,厂名改为"中华造船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杨俊生任董事兼厂长。

杨俊生一直对身边人说:"我办中华船厂不是为了盈利,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我就会去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抗战之中,他为民生公司建造货轮、客轮11艘,为铁道部建造拖轮和驳轮,他甚至承建了浙赣铁路的十多座钢结构桥。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卢作孚作为中华造船厂的董事长组织上海一带的工厂南迁,中华造船厂的厂址很快就被日本海军司令部给占领,遗留在船厂的物资财产也被日军全部没收,改建成了日军海军兵船厂。杨俊生因为曾经在日本留学和工作的经历被日军盯上,佐藤少佐找到了杨俊生,不停向他灌输"大东亚共荣"的思想,佐藤向杨俊生洗脑,说杨俊生是在日本学习的造船技术,就应该为日本皇军所服务。杨俊生非常气愤,痛骂道:"难道就因为我曾经在日本学习过就应该为日本侵略者们服务吗?今日孙中山先生已经不在了,他曾经到过日本,如果他还在世,难道他也会为日本侵略者们服务吗?"

留在上海的杨俊生被日本人赶出了船厂,他舍不得船厂里面的设备,为了不让日本人占为己有,他冒着危险偷偷将工厂里面的少量设备运了出来,又千方百计送到了湖南,打算在湖南建立中华的分厂,并且开始筹备湘黔铁路的沿线桥梁。而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了湖南,杨俊生不得不暂停分厂的建设工作,他组织员工将所有的图纸和机械设备全部都埋到了地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再次找到了杨俊生,他们威逼利诱,软磨硬施,想要让杨俊生为日本人效力。杨俊生受不了日本人三番五次的纠缠,为了表达自己绝对不向日本人妥协的决心,杨俊生披起了袈裟,在家中吃斋念佛起来。杨俊生的妻子是日本人,日本军官数次来访问杨俊生,想要从杨夫人处下手,而杨夫人态度亦是十分坚决:"我讨厌战争,你们不必来劝说我,我早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

日本人还没有放弃,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他派遣了周佛海去劝说杨俊生。周佛海是杨俊生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杨俊生依旧没有心动,直接将周佛海拒绝。不久之后,汪精卫派遣实业部部长梅思平送来了伪实业部顾问聘书,每个月都送来车马费5000元,杨俊生当时生活条件已经因为战争十分困窘,他还是将这封聘书撕得粉碎。

抗战胜利之后,很多商人重新出山,想要重振雄风。但曾经为救国而建造船厂的杨俊生这个时候却不想再进入商界了,他对自己的夫人说:"我以后不办厂,也不会去做官,我将来一心从事教育事业,我要把我造船上的经验全部传授给下一代!"

1946年,杨俊生担任了同济大学造船工程系的教授,1948年,杨俊生被推选为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并且出版了造船工程学会会刊《中国造船》。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造船厂在新政府的关注之下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杨俊生感慨万千,最终决定将工厂交给了国家。1953年元旦,中华造船厂加入了首批公私合营,杨俊生继续担任厂长兼任总工程师的工作的,一直到退休为止。

1954年,杨俊生给自己正在欧洲留学造船的儿子杨家盛写信,希望他能早点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杨俊生还将女儿和女婿从新加坡叫回国内,1954年,杨俊生的女儿和女婿带着三个幼子辗转至香港来到了上海。

杨俊生的晚年就像他说的一样,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之中,为了能让孩子们更好地学习到造船知识,他带着学生们深入到船厂,派人亲自操作现场讲解。在交大任教期间内,因为学校教学设施有限,他捐赠了一批教学设备。

这就是爱国实业家杨俊生的一生,他的大中华造船厂是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之中求得发展的,是中国造船业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历史。1982年,92岁的杨俊生在上海逝世。他的没有创造出传奇的财富,他饱经沧桑的商业生涯却见证了民族企业的独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