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军费开支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邵宇 陈达飞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认为，中国正在“重新确立其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这“挑战了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使得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其自身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至少在奥巴马和希拉里为美国制定“重返亚太”战略时，彭斯的认识在美国政府就已达成共识，即亚太地区政经秩序已经成为美国长期关注的重心。而中国的崛起，正是引起美国进行战略转移的首要因素。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从“接触”变为“遏制”，中美关系持续发酵，从贸易战到技术冷战。至今，已升级到军事挑衅和全面紧张状态。
纳瓦罗在2015年的新著——《卧虎：中国的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遵循了进攻现实主义的范式，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绕不开的话题。他的战略学逻辑是：想要和平，准备战斗。他的逻辑起点就是中国崛起是攻击性的，所以，他主张美国应在综合国力方面，全面遏制中国。
中国会和平崛起吗？
纳瓦罗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的惯性”，是“大国政治的悲剧”，必须直面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才有可能防止冲突真正发生。他认为中国寻求地区霸权是必然的。原因在于：第一，历史的阴影。自中英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掠夺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这在中国人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并将其成为“百年屈辱史”；第二，贸易依赖引发的危机感。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逐渐发展壮大，但其经济发展对进出口的依赖度也在不断提高。中国虽然是资源大国，但很多关键性资源却要依赖进口，最显著的就是石油。2017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石油消费对进口依赖度约为70%，这极大的威胁了中国的能源安全。所以，保障石油贸易路线的畅通，成为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关切。中国与中东的石油贸易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它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3国共同管制，被中国称为“海上生命线”。而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比如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让中国极度不安。更何况，美国早在1941年就对日本实施过石油禁运，1973-1974年又对沙特阿拉伯实施石油禁运。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5月退出伊朗核协议，8月份签署总统令，启动对伊朗的制裁，石油禁运就是其中一项内容。所以，纳瓦罗认为，中国忌惮美国是合理的，这种“不安全感”是真实存在的。
实际上，纳瓦罗的样本量太小，而且其论证的方式带有一点“先开枪，后瞄准”的味道。我们在前两篇关于纳瓦罗的专栏中就已经提到，纳瓦罗应该是特朗普幕僚中最懂中国，也是最敌视中国的成员。这必然使其先入为主地认为，美国的相对衰落是中国崛起的逻辑果，这又引导其进一步探寻中国靠什么崛起，中国崛起的目的是什么。在《致命中国》这本书中，他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指出了中国“经济侵略”的八大“武器”。而在《卧虎》这本书中，纳瓦罗回答了第二问，认为中国崛起的目的是搞地区扩张主义。虽然他也认可这种扩张可能是防御性的，但它威胁到了美国构建的亚太均势。所以，为了地区和平和美国利益，他选择全方位遏制中国。那么，美国能否成功遏制中国？
中国军事力量评估
在纳瓦罗看来，武装力量是获取霸权的必备条件，军事开支是最重要的一项指标。中国2017年公布的军费预算为1.02万亿人民币，占GDP比重为1.3%；美国军费预算为4.2万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为4.2%。但纳瓦罗认为，这种对比具有误导性。一方面，美国的军力投射是全球性的，而中国是区域性的。那么，亚洲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国可能超过美国；另一方面，中国军事设备的生产成本较低。通过“反向工程”，研发投入也较低，这使得中国军费开支的投入产出比（产出/投入）较高；更为重要的是，纳瓦罗特别看重军事力量的后备支撑——制造业。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在二战中重创纳粹国家，不仅在于英勇善战的美国大兵，更在于强大的制造业。当今，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趋势使得美国军事力量的领先地位不再稳固，而中国却是世界的“制造工厂”。所以，中国军事能力及潜力都是不容忽视的。
纳瓦罗注意到，早在1978年，邓小平制定改革开放战略时，制海权就成为中国必须争取的权力。时任海军总司令的刘华清为中国海军的发展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突破“第一岛链”（the First Island Chain）；第二步，截止到2020年冲破“第二岛链”（the Second Island Chain）；第三步，至2050年，取得世界海军霸权。通过具体评估中国在航空母舰、远程导弹、核弹、核潜艇和战斗机等方面的发展，纳瓦罗认为，当前中国海军正沿着“三步走”战略路线发展。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发展是扩张主义（expansionism）的，是进攻性（offensive）的。
实际上，从上面两幅图来看，虽然中国的国防预算每年都在增加，但其占财政总预算的比例是在不断下降的：从本世纪初的9%下降到了2018年的6%，占GDP的比重也一直维持在1.2%左右；预算的同比增速也在逐年下降，从2011年的13%下降到2018年的8%左右。而且，实际军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直维持在2%左右。图中数据显示，中美军费开支占比差距收窄，主要是由于美国缩减开支导致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纳瓦罗所说的扩张，多少有一些“欲加之罪”的意思。
战争触发因素有哪些？
战争的触发因素，一定是两者利益的交汇点，但诉求恰恰相反。纳瓦罗认为，最有可能触发中美军事冲突的是台湾。一方面，台湾是中国最后一片“遗失的领土”，是“百年屈辱史”的印记。更为重要的是，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从而也是中国突破美国封锁的关键。
新中国建立以来，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大多是暧昧的，既不想大陆收复台湾，也不想台湾反攻大陆，所以基本属于维持均势的立场。从尼克松到奥巴马，为了维护中美之间的和平与发展，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相对克制的，一个具体体现是禁止对台军售。纳瓦罗对此持否定看法，他认为这种态度会怂恿中国加快收复台湾的步伐，而一旦成功，“第一岛链”就出现了缺口，台湾将成为中国深入太平洋的桥头堡。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届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表现的更为激进，一方面是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为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提供了法律依据；另外，在为2019年制定的《国防授权法案》（即预算法案）中，明确提出要增加对台军售。到今天为止，美国已经做出实质行动，确认对台出售价值为3.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还计划在11月份在台湾海峡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这已经破坏了过往的默契，不断试探和逼近中国的底线。
纳瓦罗认为，第二个触发因素是朝鲜。长期以来，朝鲜问题的核心就是核武器。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朝方领导人仍然认为拥有核武器等于拥有外交话语权。美国曾多次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停止核试验，并诉诸武力威胁，但均以失败而告终。经过不断的努力，截止2018年，朝鲜成功进行了核试验。纳瓦罗认为，中国支持朝鲜，一方面在于制衡美国，另一方面是担心朝鲜半岛统一后，北朝鲜会走向民主化，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国。
第三个可能的冲突是中国与日本。除了历史原因外，更为重要的是以钓鱼岛为核心的领土纠纷。1952年，美日签订联合防卫协议，日本是美国封锁苏联势力向外扩张的前线，是美国在亚洲布置的“环形防线”的重心。同时，日本也需要美国提供的防卫设施，以应对苏联的威胁。冷战之后，美国并未撤出亚太地区，日本的战略重要性不降反升，“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起点均是日本。所以，中日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将美国牵涉进来。
除了以上3个“导火线”之外，纳瓦罗认为，中越之间针对“南海”的领土主权纠纷、中国和菲律宾的分歧、中印边界纠纷等等，都将可能成为导火线。而且，美国已经将太平洋防线扩展到印度洋，触发中美直接或间接冲突因素还在增加。在纳瓦罗看来，中国正在亚洲复制美国在欧洲的模式，他称之为“新门罗主义”。
纳瓦罗遏制中国的方案
纳瓦罗认为，如果中美之间出现军事冲突，海军实力是关键。这方面，美军在“地利”上处于劣势地位，毕竟主要战场处在离中国更近的西太平洋地区。中国远程导弹技术的进步使得美军在东亚的军事基地、前进基地（forward bases），以及被称为“皇冠上的宝石”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处于危险境地。一旦航母遭到攻击，中美战争将面临升级的危险。所以，在纳瓦罗看来，海面军事力量较量的成本是不对称的，中国损失的是导弹，而美国损失的却是航空母舰。
战略方面，纳瓦罗分别考察了美国采取“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离岸控制”（Offshore Control）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战略之优劣。他认为，“海空一体战”的优势是自我防卫和威慑，能够快速、有效地反击中国的进攻，但它很可能导致战争升级。这一点与冷战时期的情形非常类似，美国之所以忌惮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特别是核战争），也是因为担心盟友会选择割裂与美国的关系，使美国陷入被孤立的境地。所以，相对而言，美国国内倾向于采取“离岸控制”。
纳瓦罗提出了一个三管齐下的策略：强化、分散和重组。“强化“是指对现有军事基地和前进基地的军事设施进行加固和升级；“分散”是指将目前集中在韩国和日本的军事基地沿第一岛链分散开来，还可以尝试在越南设立新的军事基地。但纳瓦罗强调，设立新的军事基地可能会触碰中国的“红线”，刺激中国采取更为进攻性的行动。所以，只能在极端情形下实施；第三点是“重组”。纳瓦罗的看法是，既然海面上的较量美国面临较大的风险，那么美国的策略应该是重点发展水下军事力量，即进攻性潜艇。纳瓦罗非常看重“第一岛链”的重要性。他认为，从地理角度来看，“第一岛链”基本处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控制之下，只要在要塞（choke point）部位，如宗谷海峡（Soya Strait）、马六甲海峡（Malacca Strait）、宫古海峡（Miyako Strait）和吕宋海峡（Luzon strait）等配备攻击性潜艇，就能将中国牢牢锁在第一岛链的西侧。
经济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石油、镍、锡和木材等关键性资源均依赖进口，故只要切断中国与外界的贸易联系，中国经济就面临崩溃危险，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是，纳瓦罗也认识到经济封锁的缺陷。一方面，中国正在推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欲从陆地打通与俄罗斯、中亚和欧洲等国的贸易通道，这就大大减弱了海上封锁的效果；另一方面，中国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没有了这块市场，美国以及盟国的经济也必将受到影响，正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在荷马的论述中，一切战争都归咎于神灵。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修昔底德，从持续了近30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得到结论：“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原因在于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以及这种壮大的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0年的书中将其归纳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认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威胁与反威胁”的关系会导致竞争、对抗和冲突。当下，“修昔底德陷阱”的时代内涵，就是中美关系是否会从合作变为冲突，以及如何避免冲突的升级。（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编辑严葭淇 主编商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