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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罗,认为中国崛起是攻击性的,其制定的美国全面遏制中国方案能否成功?

中美军费开支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邵宇 陈达飞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认为,中国正在“重新确立其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这“挑战了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使得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其自身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至少在奥巴马和希拉里为美国制定“重返亚太”战略时,彭斯的认识在美国政府就已达成共识,即亚太地区政经秩序已经成为美国长期关注的重心。而中国的崛起,正是引起美国进行战略转移的首要因素。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从“接触”变为“遏制”,中美关系持续发酵,从贸易战到技术冷战。至今,已升级到军事挑衅和全面紧张状态。

纳瓦罗在2015年的新著——《卧虎:中国的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遵循了进攻现实主义的范式,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绕不开的话题。他的战略学逻辑是:想要和平,准备战斗。他的逻辑起点就是中国崛起是攻击性的,所以,他主张美国应在综合国力方面,全面遏制中国。

中国会和平崛起吗?

纳瓦罗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的惯性”,是“大国政治的悲剧”,必须直面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才有可能防止冲突真正发生。他认为中国寻求地区霸权是必然的。原因在于:第一,历史的阴影。自中英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掠夺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这在中国人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并将其成为“百年屈辱史”;第二,贸易依赖引发的危机感。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逐渐发展壮大,但其经济发展对进出口的依赖度也在不断提高。中国虽然是资源大国,但很多关键性资源却要依赖进口,最显著的就是石油。2017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石油消费对进口依赖度约为70%,这极大的威胁了中国的能源安全。所以,保障石油贸易路线的畅通,成为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关切。中国与中东的石油贸易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它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3国共同管制,被中国称为“海上生命线”。而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比如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让中国极度不安。更何况,美国早在1941年就对日本实施过石油禁运,1973-1974年又对沙特阿拉伯实施石油禁运。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5月退出伊朗核协议,8月份签署总统令,启动对伊朗的制裁,石油禁运就是其中一项内容。所以,纳瓦罗认为,中国忌惮美国是合理的,这种“不安全感”是真实存在的。

实际上,纳瓦罗的样本量太小,而且其论证的方式带有一点“先开枪,后瞄准”的味道。我们在前两篇关于纳瓦罗的专栏中就已经提到,纳瓦罗应该是特朗普幕僚中最懂中国,也是最敌视中国的成员。这必然使其先入为主地认为,美国的相对衰落是中国崛起的逻辑果,这又引导其进一步探寻中国靠什么崛起,中国崛起的目的是什么。在《致命中国》这本书中,他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指出了中国“经济侵略”的八大“武器”。而在《卧虎》这本书中,纳瓦罗回答了第二问,认为中国崛起的目的是搞地区扩张主义。虽然他也认可这种扩张可能是防御性的,但它威胁到了美国构建的亚太均势。所以,为了地区和平和美国利益,他选择全方位遏制中国。那么,美国能否成功遏制中国?

中国军事力量评估

在纳瓦罗看来,武装力量是获取霸权的必备条件,军事开支是最重要的一项指标。中国2017年公布的军费预算为1.02万亿人民币,占GDP比重为1.3%;美国军费预算为4.2万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为4.2%。但纳瓦罗认为,这种对比具有误导性。一方面,美国的军力投射是全球性的,而中国是区域性的。那么,亚洲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国可能超过美国;另一方面,中国军事设备的生产成本较低。通过“反向工程”,研发投入也较低,这使得中国军费开支的投入产出比(产出/投入)较高;更为重要的是,纳瓦罗特别看重军事力量的后备支撑——制造业。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在二战中重创纳粹国家,不仅在于英勇善战的美国大兵,更在于强大的制造业。当今,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趋势使得美国军事力量的领先地位不再稳固,而中国却是世界的“制造工厂”。所以,中国军事能力及潜力都是不容忽视的。

纳瓦罗注意到,早在1978年,邓小平制定改革开放战略时,制海权就成为中国必须争取的权力。时任海军总司令的刘华清为中国海军的发展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突破“第一岛链”(the First Island Chain);第二步,截止到2020年冲破“第二岛链”(the Second Island Chain);第三步,至2050年,取得世界海军霸权。通过具体评估中国在航空母舰、远程导弹、核弹、核潜艇和战斗机等方面的发展,纳瓦罗认为,当前中国海军正沿着“三步走”战略路线发展。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发展是扩张主义(expansionism)的,是进攻性(offensive)的。

实际上,从上面两幅图来看,虽然中国的国防预算每年都在增加,但其占财政总预算的比例是在不断下降的:从本世纪初的9%下降到了2018年的6%,占GDP的比重也一直维持在1.2%左右;预算的同比增速也在逐年下降,从2011年的13%下降到2018年的8%左右。而且,实际军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直维持在2%左右。图中数据显示,中美军费开支占比差距收窄,主要是由于美国缩减开支导致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纳瓦罗所说的扩张,多少有一些“欲加之罪”的意思。

战争触发因素有哪些?

战争的触发因素,一定是两者利益的交汇点,但诉求恰恰相反。纳瓦罗认为,最有可能触发中美军事冲突的是台湾。一方面,台湾是中国最后一片“遗失的领土”,是“百年屈辱史”的印记。更为重要的是,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从而也是中国突破美国封锁的关键。

新中国建立以来,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大多是暧昧的,既不想大陆收复台湾,也不想台湾反攻大陆,所以基本属于维持均势的立场。从尼克松到奥巴马,为了维护中美之间的和平与发展,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相对克制的,一个具体体现是禁止对台军售。纳瓦罗对此持否定看法,他认为这种态度会怂恿中国加快收复台湾的步伐,而一旦成功,“第一岛链”就出现了缺口,台湾将成为中国深入太平洋的桥头堡。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届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表现的更为激进,一方面是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为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提供了法律依据;另外,在为2019年制定的《国防授权法案》(即预算法案)中,明确提出要增加对台军售。到今天为止,美国已经做出实质行动,确认对台出售价值为3.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还计划在11月份在台湾海峡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这已经破坏了过往的默契,不断试探和逼近中国的底线。

纳瓦罗认为,第二个触发因素是朝鲜。长期以来,朝鲜问题的核心就是核武器。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朝方领导人仍然认为拥有核武器等于拥有外交话语权。美国曾多次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停止核试验,并诉诸武力威胁,但均以失败而告终。经过不断的努力,截止2018年,朝鲜成功进行了核试验。纳瓦罗认为,中国支持朝鲜,一方面在于制衡美国,另一方面是担心朝鲜半岛统一后,北朝鲜会走向民主化,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国。

第三个可能的冲突是中国与日本。除了历史原因外,更为重要的是以钓鱼岛为核心的领土纠纷。1952年,美日签订联合防卫协议,日本是美国封锁苏联势力向外扩张的前线,是美国在亚洲布置的“环形防线”的重心。同时,日本也需要美国提供的防卫设施,以应对苏联的威胁。冷战之后,美国并未撤出亚太地区,日本的战略重要性不降反升,“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起点均是日本。所以,中日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将美国牵涉进来。

除了以上3个“导火线”之外,纳瓦罗认为,中越之间针对“南海”的领土主权纠纷、中国和菲律宾的分歧、中印边界纠纷等等,都将可能成为导火线。而且,美国已经将太平洋防线扩展到印度洋,触发中美直接或间接冲突因素还在增加。在纳瓦罗看来,中国正在亚洲复制美国在欧洲的模式,他称之为“新门罗主义”。

纳瓦罗遏制中国的方案

纳瓦罗认为,如果中美之间出现军事冲突,海军实力是关键。这方面,美军在“地利”上处于劣势地位,毕竟主要战场处在离中国更近的西太平洋地区。中国远程导弹技术的进步使得美军在东亚的军事基地、前进基地(forward bases),以及被称为“皇冠上的宝石”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处于危险境地。一旦航母遭到攻击,中美战争将面临升级的危险。所以,在纳瓦罗看来,海面军事力量较量的成本是不对称的,中国损失的是导弹,而美国损失的却是航空母舰。

战略方面,纳瓦罗分别考察了美国采取“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离岸控制”(Offshore Control)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战略之优劣。他认为,“海空一体战”的优势是自我防卫和威慑,能够快速、有效地反击中国的进攻,但它很可能导致战争升级。这一点与冷战时期的情形非常类似,美国之所以忌惮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特别是核战争),也是因为担心盟友会选择割裂与美国的关系,使美国陷入被孤立的境地。所以,相对而言,美国国内倾向于采取“离岸控制”。

纳瓦罗提出了一个三管齐下的策略:强化、分散和重组。“强化“是指对现有军事基地和前进基地的军事设施进行加固和升级;“分散”是指将目前集中在韩国和日本的军事基地沿第一岛链分散开来,还可以尝试在越南设立新的军事基地。但纳瓦罗强调,设立新的军事基地可能会触碰中国的“红线”,刺激中国采取更为进攻性的行动。所以,只能在极端情形下实施;第三点是“重组”。纳瓦罗的看法是,既然海面上的较量美国面临较大的风险,那么美国的策略应该是重点发展水下军事力量,即进攻性潜艇。纳瓦罗非常看重“第一岛链”的重要性。他认为,从地理角度来看,“第一岛链”基本处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控制之下,只要在要塞(choke point)部位,如宗谷海峡(Soya Strait)、马六甲海峡(Malacca Strait)、宫古海峡(Miyako Strait)和吕宋海峡(Luzon strait)等配备攻击性潜艇,就能将中国牢牢锁在第一岛链的西侧。

经济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石油、镍、锡和木材等关键性资源均依赖进口,故只要切断中国与外界的贸易联系,中国经济就面临崩溃危险,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是,纳瓦罗也认识到经济封锁的缺陷。一方面,中国正在推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欲从陆地打通与俄罗斯、中亚和欧洲等国的贸易通道,这就大大减弱了海上封锁的效果;另一方面,中国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没有了这块市场,美国以及盟国的经济也必将受到影响,正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在荷马的论述中,一切战争都归咎于神灵。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修昔底德,从持续了近30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得到结论:“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原因在于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以及这种壮大的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0年的书中将其归纳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认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威胁与反威胁”的关系会导致竞争、对抗和冲突。当下,“修昔底德陷阱”的时代内涵,就是中美关系是否会从合作变为冲突,以及如何避免冲突的升级。(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编辑严葭淇 主编商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