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日本文士的交往2
于 听
三 金子光晴
金子氏昭和三年访华，郁达夫在一九二八年的三、四、五月间的日记中记有：
三月三十一日。午后出去，上四川北路去了一趟，和日本作家国木田虎雄、宇留河、本间久雄等约定于后天在陶乐春吃饭，并约鲁迅、张资平等也来。
四月一日。午后出去上三马路陶乐春定菜，不在中，北新送了日记二版的版税及稿费来。
四月二日。中午在陶乐春请客，到了鲁迅及景宋女士，与日本的本间久雄氏、国木田虎雄氏与宇留河氏。午膳毕后，又请他们去逛了一趟半淞园。
回来在小有天吃晚饭，到日本人五十多人，总算是极一时之盛了，闹到晚上的十二点才回来。
（于听注：据鲁迅日记，这天中午参加的尚有国木田夫人和内山完造先生。）
四月二十一日。傍晚去看日本国木田虎雄氏，他病了，在石井医院内，遂偕其夫人及金子氏出，在禅祝斋吃晚饭。晚饭后又陪她们去看中国戏看到午前二点钟。
四月二十三日。午后小睡，因为头痛，所以没有读书。写了一封信给日本横光利一氏，约于星期三午后去看他。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三。午后去内山书店，得了一封信，是洪灵修给我的，教我为他介绍一本创作去卖钱者，我真想不出方法来。顺便去访国木田氏，他们已经去杭州了，在横光利一氏处坐了一会，天就下雨了，就坐汽车回来。
五月十一日。晚上受钱杏邨之招，去吃晚饭，在酒馆里坐到八点多钟。从酒馆出来，就去看国木田夫妇。武雄君不在，只和他夫人谈了一个多钟头，到十点钟才回来睡觉。
五月十二日。从早晨起，头就很昏痛，想不出去，又因昨天和国木田夫人约了，失约是不行的。吃午饭之后，还是鼓着勇气出去吧。
午前记。
午后照预定的计划出去，和映霞及国木田夫人去看Carmen片子，并不好。
晚上约国木田及他的夫人在王宝和喝酒，喝醉了，冒着寒风回来。昨夜来的感冒，今天加剧，弄得心神不快之至。
五月十三日。午前因宿醉未醒，早晨起来的时候，就非常的难受，又兼以咳嗽，头痛，弄得胃口也不好了，食欲一点儿也没有。
勉强上邮船码头送国木田的行，船开的时候，满船都是五色的纸彩，Tape的彩网罩满了江头。回来在虹口走了一圈，想买一本《大阪每日Sunday》（于听注：原稿作Sunday，疑为Daiiy之笔误），却买不到，因为在那里有一篇金子氏的文章，似乎是说到我的。
六月十二日。接日本佐藤智慧子的信。
四 增田涉
增田氏昭和六年（1931年）来华是访鲁迅来的，他回忆与郁达夫只见过两次面，虽郁达夫日记无记载，但据鲁迅日记，可知他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旬到上海的，初次与郁达夫见面应在四、五月间其后一次见面是一九三一年六月二日，不是秋天。当日是由内山完造先生在功德林（素材馆）设宴招待的，同席有宫崎、柳原、山本、斋藤、加藤、增田、鲁迅及郁达夫以及主人夫妇。此外，郁达夫正式登报说明脱离创造社是早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的事；他和鲁迅共同创办的杂志是《奔流》，而不是《大众文艺》。
五 增井经夫
增井氏昭和十年（1935年）来华也是访鲁迅来的。见于鲁迅日记的，只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为增井君作字一幅”的记载。这是增井夫妇去杭州会见了郁达夫以后的事。与郁的会见，郁达夫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的日记中记有：
“午后有日本人增井经夫两夫妇自上海来访，即约在座之赵龙文夫妇、钱潮夫妇去天香楼吃晚饭，同时并约日本驻杭松村领事夫妇来同席；饮酒尽数斤，吃得大饱大醉。松村约我们于下星期一，去日本领事馆晚餐。”
六 井伏鳟二
井伏氏所谈：“战争（指1941年12月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于听）七，我被军部征召，派遣到南方去。日军于二月十五日攻陷新加坡的第二天，我以征用人员的身份率先进入新加坡，把Strait times（《海峡时报》）完整地接收下来，印行了英文的《昭南时报》。那时听说郁达夫已于十二月八日晨，乘飞机逃离新加坡了……［……但那时日军刚进城不久，兵士们杀气腾腾，若不及早设法（郁达夫）很可能就被杀害了。……］大家听到他已脱险，这才都暂时放下了心。”关于郁达夫离开新加坡的日期和经过，编者伊藤虎丸教授在附注（二）中作了说明：根据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郁达夫是在新加坡陷落之前的二月四日乘小船离开新加坡的”，“井伏氏所听到的十二月八日乘飞机逃离的传闻，恐怕是错了。那个时候有许多日本人真正关心郁达夫的人身安全，大概是这些人以讹传讹，便这样传了开来。”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是以个流亡同行者的亲身经历所作的记录，完全足以说明这一点。此外，泰国吴继岳氏的《回忆郁达夫》则是以一个最后同事者的亲身经历所作的回忆，不仅追忆了郁达夫逃离新加坡时的情况，而且还叙述了他出走后日军占领新加坡时的情况，也可资参证。吴氏在此文中说：“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二年一月，我在《星洲日报》曾与郁先生同事两年多。”当时“他编副刊，我则编晚报电讯，兼作外勤记者，但因我的办公桌刚好和他的相连，无论是白天或晚上，我都有很多机会跟他谈话……我虽以师事他，他却以同事和朋友的亲切态度对待我。”“当日本军阀发动南侵战争，新加坡陷入战时状态的时候，他即奋起组织星华文化界抗日总回，他被推为文抗总会主席，以笔枪墨剑，向日本军阀作战。此外，还被英国殖民政府聘为情报部华文主任，负责对抗战的宣传工作。直到新加坡沦陷前夕，他才和一班文化界的好友离开新加坡。”“记得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卅一日，日本军已攻到同新加坡只隔一道狭隘海峡的柔佛派，新加坡的沦陷，已成旦夕间事。那时郁先生和几位比较有地位的文化人，因恐遭日军杀害，不得不冒险逃离新加坡。他临走前特来《星洲日报》编辑部和我道别，因时间仓促，我又正在工作，并没有多说话，只是互祝平安，说声‘再见’，他就掉头走了。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他走后十天，即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日军在新加坡裕廊路登陆，《星洲日报》也在那天宣布停刊，我和几位同事，是最后离开工作岗位的人。新加坡沦陷后，华侨被屠杀的尽达两三万人。在三年半的沦陷生活中，我虽受尽饥饿的威胁，终得保全家七口人的生命。”“这期间，我曾从朋友口中，知道郁先生和其他几位文化人，平安逃到苏门答腊的一个小山巴，改名换姓，生活得很好。”吴继岳氏此文虽未切记郁达夫逃离新加坡的具体日期，但说明他与郁达夫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别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并且误以为郁达夫就是在这一天出走的。而自此以后也确实不再见郁达夫到报社去。他亲历了日军攻占新加坡市区的全过程。攻陷战斗实际上直到二月十五日新加坡英国守军宣布向日军投降才全部结束。
七 小川环树
小川氏在中国留学期间与目加田氏与昭和十年（1935年）三月中旬到杭州拜访郁达夫，同游西湖及吴山的事，郁达夫在同年（1935年）五月八日所写的散文《城里的吴山》中曾有记载：
“不久之前，更有几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人来游；我也照例的陪他们游过吴山之后，他们向我说：‘金人所说的立马吴山第一峰，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吴山总是杭州最高的山，所以金人会有这样的诗语。我一时解答不出，就只指示了他们以一排南宋故宫的遗址。大约自凤山门以西，沿凤凰山而北的一段，一定是南宋的大内，穿过万松岭，可以直达湖滨的。他们才恍然大悟地说：‘原来如此，立马吴山，就可以看得到宫城的全部，金人的用意也可算深了。’这一个对于第一峰三字的解释，不知究竟正确不正确。但南宋故宫的遗址，却的确可以由城隍山或紫阳山的极顶，看得一望无遗的。”
这段记载中的所谓“几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人”，也就是小川氏一九七五年给稻叶昭二的复信中所说：“郁氏在我们去拜访过他之后所写的杂文中，曾写过与日本人同登吴山第一峰，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来，其实那就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