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军人将被捕的印尼共产党员押送到雅加达监狱。
对许多印度尼西亚人来说，1965年的那场大屠杀留下了难言的民族伤痛。这场以“反共”为名发起、针对左翼人士进行的屠戮，造成50万至300万人死亡，被认为是二战后最严重的大屠杀之一。而英国外交部近期解密的档案显示，在那场大屠杀背后，有英国政府的参与——上世纪60年代，英国间谍大搞“黑色宣传”，伪装成印尼移民开办媒体，以耸人听闻的言论煽动印尼军方大开杀戒，甚至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是分娩前的阵痛。”
这些英国间谍都做了什么？煽动印尼右翼掀起反共浪潮的动机何在？英国媒体对此予以了详细报道，再次引发人们对英国在这场大屠杀事件中不光彩角色的关注。
躲在新加坡发动宣传战
上世纪60年代初，一场针对印尼总统苏加诺的阴谋正在酝酿。
当时的印尼有左中右三派，马斯尤美党、地方武装集团和印尼军方是右翼，不少军事将领都亲美，以艾地为首的印尼共产党是左翼的代表，苏加诺则是中间派，一直在左右翼力量之间进行平衡。1956年至1958年，印尼右翼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叛乱，被平息后，苏加诺开始进行政治变革。
印尼是伊斯兰国家，又曾长期受西方殖民统治。印尼思想家佐克罗阿米诺托著有《伊斯兰和社会主义》，主张穆斯林团结起来反抗殖民政权，实现伊斯兰复兴，其“伊斯兰社会主义”学说在印尼有重大影响。当时，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也常引用其著作中的一些内容，来说明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是兼容的。而苏加诺不仅接受佐克罗阿米诺托的思想，两人更有私人关系：苏加诺的第一任妻子是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女儿。
翁东（右二）被捕。
“伊斯兰社会主义”强调保障穷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在保护私产的同时对石油等特殊行业进行国有化改造等。苏加诺将原殖民宗主国荷兰的很多企业收归国有，在农村实施土地改革，外交方面加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强调要抵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等。曾长期领导游击队进行反抗荷兰殖民者斗争的他表示：“我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印尼共产党力量空前壮大，有了数百万党团员和上千万支持者。
苏加诺的言行引起了英美等国和印尼右翼势力的不满，而英国仇视他更有直接的原因。二战后，马来亚和印尼都通过斗争取得了民族独立。被迫结束殖民统治的英国仍企图保留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建立“马来联邦”，而印尼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计划，出台了针锋相对的政策;印尼共产党是政策坚定的支持者。
为搞垮苏加诺，英国外交部下属的信息研究部门派出威恩等一批擅长宣传战的特工，以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的新加坡为基地，开启了一场针对印尼的宣传战。这些来自英国外交部秘密机构的宣传战专家们，打着“印尼爱国人士”的旗号，在新加坡炮制出一份由所谓“印尼移民”编辑的出版物，还资助了一个面向印尼播放节目的电台，针对印尼知名人士特别是军方将领展开反共宣传。他们炮制的极具煽动性的材料经过英国上级批准后，被定向送给约1500个目标人物。
苏加诺（左）和苏哈托（右）。
这些宣传战专家的身份是秘而不宣的。他们以印尼移民的口吻反复宣称不寻求暴力，但强调如果“不切除共产主义癌症”，就会“导致印尼毁灭”。他们还宣称，要“消灭印尼共产党及所有共产主义组织”，并说：“只要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仍‘逍遥法外’，他们的追随者没受到惩罚，印尼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
最残忍的大屠杀
到1965年中，这场宣传战已在印尼全面展开，反共气氛诡异地积聚。此时苏加诺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左右两派面临摊牌。当时有人散布谣言称，印尼共产党准备在苏加诺支持下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当年一些印尼民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仍抱有误解，持续不断地煽风点火，在人们心中制造了恐惧。
9月30日，一阵枪声打破了雅加达平静的夜晚。以总统卫队翁东为首的一些军官发动政变，捕杀了多名高级军官。对政变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翁东等人得知亲美的高级军官密谋推翻苏加诺，所以先下手为强。并未在翁东抓捕名单上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兵力迅速镇压了前者。右翼势力将这场军方内部的冲突作为推翻苏加诺、消灭印尼共产党的最好借口，声称“发动政变的主谋者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
对英国间谍们来说，“印尼共产党策划的不成熟叛变”也是其宣传战的好题材。他们继续败坏印尼共产党的名声，蓄意编造故事，提出了一些“相适宜的宣传命题”，如“印尼共产党的种种残暴行径”。他们在媒体上伪称印尼共产党已“结成战斗团体”，并在郊区进行大规模的绑架、纵火和杀戮，以煽动起人们对印尼共产党的不满。
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的残忍“大清洗”迅速开始了。苏哈托领导的军方和右翼势力对印尼共产党人大开杀戒，位于雅加达的印尼共产党总部被焚烧，一些女权主义者、劳工运动组织者和艺术家也不幸被卷入这场全面清剿行动中。据英国《卫报》称，从1965年底到1966年中，至少50万（还有资料估计为300万）与印尼共产党有关联的人士遭到屠杀。当时流经雅加达的梭罗河水面上，漂浮着许多尸体，河岸也被血污浸染。除了被杀害者，还有60万印尼共产党人以及同情者陆续遭到囚禁，像奴隶一样从事苦力，并连累全家人遭受严重歧视。
上世紀60年代，在英国的宣传攻势下，印尼反共氛围越发浓厚。
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专家邓肯 · 坎贝尔称，身处新加坡的英国宣传战专家能截获印尼当局的通信信息，以此全面掌握其屠杀印尼共产党人的动向。英国人也积极参与其中，支持屠杀“亲共”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最终，在血腥清洗印尼共产党人的过程中，外国势力和印尼右翼势力合谋将苏加诺逼下台。苏加诺的总统权力逐步被架空，抑郁而终。苏哈托则乘机夺权，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0多年的铁腕统治。
维护影响力的“价廉物美”手段
长期以来，这场屠杀在印尼都是禁忌话题，直到苏哈托去世多年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近年来，一些大屠杀的幸存者还提出了索赔要求。
2016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人民法庭”做出判决，称1965年印尼当局对共产党支持者的屠杀是反人类罪行，建议向受害者道歉，惩罚作恶者，赔偿幸存者。该法庭同时认为，当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向印尼当局提供了“军事和舆论支持”，也是帮凶。印尼方面拒绝接受裁决，表示“裁决没有法律约束力”“死亡人数没有这么多”“没有任何外国政府参与大屠杀”等。
而英国的解密文件，再次佐证了那场大屠杀的复杂和西方在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在那个时代，英国虽然已经丧失了头号殖民帝国的地位，却仍是美国最重要的跟班，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做了很多小动作。
在大屠杀发生之际，时任英国驻印尼大使吉尔克里斯特曾在信件中如此表态：“在印尼发生有效的变革之前必然会发生屠杀事件，这是分娩前的阵痛。”而当时担任英国所谓“政治战协调员”的英外交部宣传战专家诺曼·雷达威则致信吉尔克里斯特，提醒他要对外掩盖印尼军方煽动大屠杀的事实。
雷达威还对于自己的宣传战“成果”沾沾自喜。在他看来，苏加诺倒台是英国宣传战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他后来吹嘘，苏加诺与“马来联邦”搞对抗，导致英国每年花费2.5亿英镑（1英镑约合8.8元人民币），但英国搞宣传战，在6个月内只花费极低成本就把问题解决了。
英国暗中插手并在舆论上为大屠杀做铺垫，显然是想看到苏加诺政权垮台。在伊拉斯姆大学教授斯科特·卢卡斯看来，宣传战确实是二战后英国继续在海外维持影响力的一种“价廉物美”的方法。
一个叫塔里·朗的印尼人在大屠杀发生时还是青少年，其父母均是当地的人权活动家，当年被印尼军队囚禁。她在看到英国外交部新解密的文件后，认为所揭露的内容“非常可怕”，表示英国政府应该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她说：“我很生气，英国政府做了这样的事。这场暴力活动自开始后，英国人居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进行阻拦。”这件事被广泛报道后，一名《今日俄罗斯》的读者说，英国制造的惨剧远不止这一件。“不仅是针对共产党人，任何和‘英国规则’对着干的人都面临着一样的命运：屠杀、饥饿、掠夺。一些英国人的壁柜里藏着无数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