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博弈渐趋白热化的当下，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也走到了颇为微妙的十字路口。
7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确认，两国一线的边防部队已经在在加勒万河谷、第15巡逻点和戈格拉-温泉地区等地点实现脱离接触。这意味着，始于5月上旬的中印边境摩擦，基本告一段落。
但对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下称“‘印—太’战略”）而言，中印关系缓和并不符合其国家利益。在多次宣称中印冲突是中方的“侵略行为”后，7月22日，身在欧洲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录制视频”的形式“出席”印度创意峰会。在视频中，蓬佩奥敦促印度关注国内供应链，并减少在电信以及医疗用品方面对中国的依赖。
一方面，是一个鸡犬相闻却并不熟悉的邻国；一方面，是希望与印度结成联盟，完善“印-太”战略以压制中国的美国。已经建交70年的中印两国，应当建立怎样的大国关系？中印之间的深化合作应当如何推进？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冲突核心来自印度高涨的民族主义
时代周报：6月中旬，中印边界发生严重冲突，内在原因是什么？
郑永年：印度挑起边界对峙事件，主要是出于国内的原因。
莫迪上台以来，想学习邓小平推动印度的经济改革，但举步维艰，要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要不就像此前的金融改革，虽然有进展，但激起了社会不满。当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难以处理，就会在外面搞事，这很普遍，在历史上经常发生。
具体到这一次冲突，我认为它更像是由前线官兵之间矛盾导致的，其核心在于印度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从之后双方迅速签订协议、脱离接触来看，中印双方的高层都很明白，中印之间不能打、也打不起来。至于印度高层的一些强硬表态，可能更多是说给国内民族主义者听的。
对于中国的克制，并不是说中国害怕印度，毕竟中国现在的力量比印度强大得多。不过，保持区域和平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中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和平解决争端，和平解决也是最好的结果。
印度国防部长说，今天的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同样，中国更不是1962年的中国。我想印度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无论哪一方，强硬的语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时代周报：目前来看，中印双方的紧张态势已经得缓解，但未来一段时间，紧张态势是否会再次出现？
郑永年：中印之间是否还会出现紧张的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的互动，任何两国关系的恶化总是在互动中不断升级的。就中国来说，要意识到自己对待印度的态度极为重要。而决定中国对待印度的态度，又要从中印之间的历史开始说起。
上世纪50年代，中印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印度和中国是“不结盟运动”中的重要伙伴，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万隆会议，也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但60年代后，中印因为边境问题，关系急转直下。1962年，双方在边境还发生了一场以中国胜利而告终的战争，之后一直到21世纪，中印的交往虽然不算深，但局部还处于平稳状态。
同时，和中国一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也一直处于高涨状态。如果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的，那么印度的民族主义主要就是针对中国的。在印度，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既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政府官员当中。
中国和印度两国要建立互相信任，不仅仅需要双方领导人的会晤，更需要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和印度民间产生的误解，和看起来汹涌但实际上毫无理由的民族主义情绪。
印度并不希望成为美国附庸
时代周报：此次中印冲突中，美国的身影随处可见。应当如何理解美国的这种“热情”？
郑永年：除了中印双边关系，印度之外的因素也在影响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为了制约或者平衡中国，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大国一直试图和印度结盟。尽管印度在经济上仍然较中国落后，但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大国（人口最多），西方也是这么看待印度的。也就是说，印度和美国、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享有共同的民主价值。和西方国家一样，“民主自由”是印度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
因为意识形态因素，美国经常发现和印度有共同语言，因此在包括核武器等核心问题上，对印度网开一面，用各种方式容忍印度。这些年来，面临中国的崛起，美国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印度纳入美国的国际网络内。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东边的美日同盟以及在南太平洋的澳洲，已经对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构成了有效制约。美国要实现“印—太战略”，关键在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朋友，也已经是美国安全系统的一部分。一旦印度也和日本和澳大利亚那样被纳入这个安全系统，那么这个战略就算实现了。也就是说，印度将是东南角不可或缺的一块。
在地缘政治的构架内，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规模还是国际政治地位，印度都越来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时代周报：美国最近一直在大搞认同政治，印度会因此加入到美国阵营中吗？
郑永年：我们处理中印关系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不要把印度推向美国阵营。
如果中印边界危机促进了美国、日本和印度结盟，这个后果对中国来说会非常麻烦。中国自己是不搞结盟的，只有“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与结盟不一样，战略伙伴是针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而结盟则是针对第三方，即“敌人”。
近年来，中印两国围绕着领土主权纠纷，一直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解决了和俄国、越南等国家的陆地主权纠纷，但和印度的主权纠纷，不仅没有进展，反而经常出现程度不等的危机局面。
作为邻国，印度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戒心。边界问题既没有稳定下来，又经常发生一些小冲突，更引发和强化了印度的对华民族主义，尽管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互动的产物，责任并非完全在中国一边。
不过，成为美国的附庸并不是印度所希望的。作为一个基于文明之上的大国，印度并不希望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附庸。就跟日本一样，一旦成为美国的同盟，就会失去自己在外交方面的自主权，成为一个半主权国家。我不认为印度会放弃完全主权，但是它为了对付中国，在某些方面会采取和美国、日本更紧密的合作，这是有可能的。
就算中国与印度发生局部冲突，也不会导致印度马上倒向美国，除非是发生大规模战争。对印度而言，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他们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暂时都没有雄厚的实力去印度搞投资，中国的投资对印度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中国对印度的了解远远不够
时代周报：对于中印之间的冲突，战争和制裁是民间呼声最高的两种反制措施。你如何看待这两种措施？
郑永年：我一直强调，印度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以后会更重要。
根据最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到2024年，中国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居次，而印度会成为第三大经济体，再次是日本、印尼和俄国。这一方面说明世界经济重心的确在亚洲了，但也可以看到，中国周边都是经济大国。如果和这些经济大国的关系处理不好，国家的崛起和崛起的可持续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但中国对印度缺少了解，很多人并不把印度当回事，小看人家。每当发生外交分歧，民间都会喊着打回去。但是，为什么两国之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它背后的理性是什么？在学者对印度研究不够、民间对印度缺失认识的情况下，产生这样的情形并不难理解。
1962年中印战争被打败后，印度对中国本身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再者，印度这个国家自身非常松散，语言有一百多种，缺少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把国家组织起来，所以唯一可以用的就是民族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制裁印度，必然会激发印度的民族主义，使得印度更加团结，这对中国非常不利。
换一个问题来讲可能会好一些：中国要不要参与印度发展？如何消解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问题才是需要考虑的，而不是动不动就想着制裁。而且中国也没有这个传统，去年中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关系很紧张，中国也没有动用经济制裁。
事实是，中国对印度的了解远远不够，而且很多时候还带有偏见和错误。印度没有像有些人认为的要超过中国，但印度也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非常贫穷、愚昧的国家。中国民众只是通过看新闻了解印度存在治安事故、种姓制度、宗教冲突等等，但都没看到一个真实的印度，这是中国人想象出来的印度。在中国，称赞印度的人往往接触的是印度的上层人士、科学家和学者，了解到印度在某些方面的发展，例如科技，就得出“印度要超越中国”的简单结论。
事实上，印度是一个文明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困境与机遇并存。把这些片面的印象拼凑起来，才是印度的真实情况。
时代周报：对中国来说，如何建立起“印度战略”、处理好中印关系？
郑永年：要处理好和印度的关系，首先必须把印度提高到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高度。
虽然现在的印度说不上是一个强国，但随着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印度有很大可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在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区域，印度的影响力已经不可小看，并且印度已经对这些区域发展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外交。很多年来，印度实行“向东看”的战略，努力向东南亚发展。印度对南海的兴趣并不难理解。但对这一点，中国的认识还比较有限。
确切地说，中国对印度的认识仍然非常肤浅。传统上，中国对印度的理解仅仅理解在文学艺术文化方面，对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外交战略等方面的了解甚少。
在国内学术和政策圈，研究美国能够获得很大的利益，而研究印度的利益甚少。中国现在对印度发表意见最多的，就是部分没有多少学术和经验知识背景的媒体工作者，还有那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印度的情况也差不多，政策圈和学术圈不了解中国，发声的也是一些媒体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两国都是如此，才经常触发两国间毫无理性的言语对峙。
由此，在政策操作层面，中国对印政策的很多政策都停留在战术领域，和印度的互动更多是以牙还牙式的。这个特点非常清楚地表现在近年来最具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上。在边界问题的互动上，很难看到中国的战略意图。要建立起“印度战略”，中国首先必须加深对印度的认识——对印度的认识是对印政策的基点。
时代周报：近期印度下架了超过70款中国的app，中国企业应当如何应对？
郑永年：印度下架中国APP的行为，是民族主义强硬派们的行为。美国也有强硬派，日本也有强硬派，但一小撮强硬派的行为并不等同于整个国家。甚至单就资本的角度来说，西方资本很多时候并不愿意投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资本却更愿意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这对于印度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
同时，中印目前的双方交流更多是领导人层面的，这种交流方式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民间的商务往来和沟通、走访，这才是消除误解、增加互信的关键。
以前西方人用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我们觉得不高兴，但现在我们带着偏见看印度人，又怎么能够消除民族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企业，要进入印度、了解印度，就要把他们的习俗当成是一种文明性的行为，而不是“他和我不一样，他就是落后”。这就是我常说的，要有大国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