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前，中国人看美国的制度，觉得就是灯塔，是彼岸，是未来，这是代表人类最先进文明的制度。为什么持有这样的看法，很大程度因为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因为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所以推导出美国制度必然强大。
这里面有个因果关系的问题。是因为美国制度优越导致美国强大，还是因为美国强大使得我们觉得他的制度优越？
人类社会和历史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只能说这样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但站在2020年的今天，有一点可以似乎肯定，就是不能再简单、朴素的认为是美国制度的优越导致美国的强大。美国的强大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譬如其他国家的相对落后。而其他国家，譬如中国，是有可能追赶美国的。而美国的一些制度甚至可能在妨碍美国变得更加强大。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人们——包括美国人——觉得创造经济奇迹的日本非常强大，认为日本的制度必有许多可取之处。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写了一本书叫《Japan as Number One》。美国的工商界和政界都渴望从日本的制度和模式里寻找某些可借鉴的成功因素。当时不少人用日本的经验去推敲和批评美国模式的不足。
但在日本经济泡沫爆破（也“归功于”美国的广场协议），经济发展停滞数十年后，再也没有人讨论日本制度的先进性了。相反，日本制度被认为是落后的，陈腐的，难以与时俱进的，抵制创新的，带有太多封建和本土色彩。日本的文化、制度和传统在阻碍日本的发展。
所以，是日本的成功让人们觉得日本制度好。
旧帝国也是一样的，譬如英国、法国。今天还有人去研究英国和法国的政治体制么？没有。因为他们早就没有这样的重要性。
20世纪以来是美国的世纪。英国被取代，德国日本在二战被打败（其中日本两次被打败），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美国成为最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人们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好的。
其中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能够在人口、地域、资源地域美国的另一超级政治体——苏联被冷战博弈中落败解体，而人们认为苏联的制度是不好的。苏联的解体，美国的成功，也正说明这个命题——即美国的制度更优越。
所以，美国制度更优越 导致 美国国力最强大 这个命题、假设或理论在过去一百多年从来没有被挑战过，并逐渐成为真理。Francis·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更著书《历史的终结》，论说西方模式统一天下。
但历史并没有终结，还在以西方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演变。
而在今天，我们要回过头问这样的根本问题：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美国的强大在于美国人口、自然资源及物质的极大丰富，总和的力量非常强，同时，美国又在更早的时候做对了更多的事情，使得美国相比其他国家（例如苏联以及其他大国）要更强大？
毕竟，从地理、资源、人口角度来说，美国这样“物理”意义上的大国在全球是非常罕见的——美国的国土面积在全球排第四，人口数全球排第三。（第一二名为中国和印度，第四五名为印尼和巴基斯坦）。
如果我们把国力竞争仅仅放在在国土和人口大国之间进行（基于此，日本和欧洲国家都不可能是美国的对手），美国只需要比其他大国（例如人口大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巴西、尼日利亚、孟加拉等）在更多因素上做得更好，就可以成为世界强国。
换言之，班上没有一个同学能跟20世纪新任“班长”美国比较。
但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这样的“同学”，一个这样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做得也不错，也做对了很多的事情，蒸蒸日上，持续发展，甚至开始挑战“老班长”美国的地位呢？
这是有可能的。这个国家已经出现了，就是中国。
而且中国有许多的优势。它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国家的民族与文化构成非常同质化，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统一（中国小粉红和方方/灯塔派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在分裂的美国看来实在是很小的分歧，根本不值一提），中国的人民非常勤劳刻苦，能够为家庭、社区、集体牺牲小我；国家和社会的向心力、秩序感、集体感非常强；人们注重储蓄与投资，希望积累财富；全民都非常注重教育，且这种重视已经内嵌到了人们的文化基因里；社会按照儒家的制式组织，人们各司其职；无所不在的考试体制保证了社会流动性；庞大的人口基数保证了巨大的内需和经济行为所需的规模效应。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制度则在将这样的文化价值观灌输、“内化”到每个个体身上……
这样的国家，这样一个适合社会，如果适度效仿、融合21世纪人类现代文明的先进实践——包括市场化的机制，包括创新的动力与激励机制，包括最好的教育，能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经济文明、政治文明？
答案是显然的——会。
当年创造经济奇迹的日本给西方制度创造了挑战。中国肯定会超过日本，自然会给西方带来更大的挑战。
有许多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使得中国比日本有更强的发展潜力。首先因为人口多，资源丰富，本地市场广大，这是日本永远不具备的资源禀赋。其次是中国社会在相对同质化的同时，比日本这个更加同质化的狭小岛国又更加多元、开放和包容；中国因为20世纪的革命，使得传统因素（包括封建、宗族文化等）的束缚和限制更少，社会更加扁平与平等（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有更多的性别平等），人们的观念更加创新、开放、自主、个人化。如果要比较的话，可能会发现中国在开放度和自由度上其实比日本更加接近于西方。除此之外，中国在某些因素上又比日本有优势，最主要的是更加严谨、正宗、本源地继承了儒家的教育传统。尽管东亚社会都注重教育，但笔者认为只有中国才把教育深入到全民的思想内核，而不只是少数精英维持的价值观。
中国是人类社会在过去一百年（及未来一百年间）唯一出现的可能对美国提出挑战的大国。
中国国力的相对崛起，就是美国国力的相对衰弱。
中国国力的崛起，肯定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制度、文化、模式的可取之处。
而美国的相对衰弱，也会让人们看到美国制度、文化和模式的缺陷。
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大国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参照物出现，人们是无法发现美国的缺陷的。没有人会根据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去质疑美国制度和模式的不足，因为他们发展程度无法与美国相比。也没有人会拿日本、德国与美国相比，因为他们是更小的国家。
只有中国是可比的。
中国对美国（以及更广泛意义的西方）提出了前所未有且不容忽视的挑战——这是一个基于文明、制度、模式的高层次的挑战。
说中国提出“挑战”，不是为了推翻美国，而是提出有别于美国的道路，终结“历史的终结”这一叙事：人类文明终归是有不同的发展路径的。由美国所代表的西方并非唯一。
2020年是一个分水岭。COVID-19疫情的应对，美国因为种族等社会经济问题导致的内乱，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的看到两国的差异。在这个时点，我们并不说中国制度优于美国，但至少可以指出，美国的制度有诸多问题。COVID-19应对无能（以及对种族等由来已久的国内社会矛盾解决的无力），都是美国制度及文化的问题所在。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了中国，才能看到美国的问题；也因为有了美国，也才能看到中国在某些问题上的优势。而中国观众不是唯一的，我相信全球观察者都可以在今天看到美国制度的问题。
而如果说中国相比美国有什么优势的话，就中国的相对谦卑：中国人能看到美国的国力强大，对美国保持敬畏之心，始终希望学习、融合美国的先进经验。而中国对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反而认识不足，不够自信。但这恰恰使得中国处在更具自我批判意识、更加自省的追赶状态，可以不断敦促自己做得更好。
美国则限于自信的认知陷阱之中，由上到下沉浸在人类第一强国的极大自负之中（包括Trump的基本盘们坚信美国COVID-19应对全球最出色）。今天的美国不具备自我批判能力、自省能力，对追赶的竞争对手中国处于片面否定状态，看不到中国的成功之处，并在认知上错误地把中国体制归类为源自20世纪欧洲大陆的极端政治，全然看不到中国文明的历史内涵和特征。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粗暴否定，只希望把中国的政治文化抑制、消灭、同化。但很可惜，他们的这种想法永远不会实现，并且会离中国越来越远。事实是，中国一定会依据自己的国情与历史，走出一条与美国/西方不同的道路。但这不代表中国不会借鉴西方模式的可取之处。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国竞争，如果中国人能够读懂美国，而美国人读不懂中国——如果中美竞争之下存在这样的信息不对称，那中国必然会占上风。如果中国能够汲取美国/西方制度的一些长处，而美国/西方对中国片面/全盘否定，固步自封，那美国/西方也没有长足的竞争力。
未来有竞争力的政治文明一定需要融汇东西方的因素。
笔者相信，21世纪往后的政治文明，只有把东西方文明精华要素都充分地参考、借鉴、融合，才会在人类社会及历史里有更长久的竞争力。
在这方面，东方文明处于追赶状态，更能虚心地学习西方，因此在融合世界文明方面比西方文明更有优势。历史上，日本尝试过，但日本仍然过于封闭，落后的东方封建因素太重，包袱甩不掉，因此发展受阻。新加坡也尝试过，但新加坡国家实在太小。中国国家大，文化多远开放，国家具备足够的资源禀赋及智识能力，只要能借鉴一点西方文明的精华，就能做得很好。
五四时提“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是放在同等地位的，都是对中国和传统文化制度的批判和挑战。但在2020年这个时点，我们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可能就和一百年前不同了。不是说否定我们之前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而是说我们的认知比原来更加复杂了。
笔者现在以为，两者不在一个层次，可以有先后主次的，赛先生处理的是任何物理世界、客观世界的关系，理性、批判、科学，代表的是认知方法论，更加简单、可以依靠，更加普适，应当居于更优先的地位，直接可以采纳。
至于“德先生”，它处理的不是人客观看待客观世界的方法论，而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观、理念、准绳、制度，和赛先生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德先生可以是一种抽象理念，公权力需要充分照顾、反映人们的想法和诉求。重大的公共决策需要充分的磋商和合议。德先生也可以是一种具象制度，譬如一人有一票，直接选举。
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一个带有民主精神的合议体系，与一个基于程序的投票制度（其中又可以化为无数不同的各有优劣的投票选举制度）是不同的。不能说投票制度就优于合议体系。
在2020年的今天，我们会发现，在何种程度上德先生是一个抽象理念，或是一个具象制度，其答案比一百年前想象的要更复杂。而在过去若干年，我们看到了德先生“灯塔国”美国制度所展现的种种流弊之后，也需要承认，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上我们对德先生的认知是比较基础的，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理念与愿景，但对制度与实践所知甚少，必须承认我们还在学习和了解的过程之中。
一百年前中国对西方是无比谦卑的，因为近代历史的原因。我们更选择了源自欧洲大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共产主义）作为救国道路。1980年代的中国对西方也是无比谦卑的，甚至更加谦卑，国人向往西方的灯塔。透过西方，否定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希望寻求中国的进步。
到2020年，特别是年轻一代，海归的一代，看待这些问题，大概会有不一样的思考和答案。今天的人们更能看到中国一些独特的优势，也更能平和、理性、平等的看到西方体制的问题。只有建立在一定认知基础上的兼容并包——而非割裂自己的历史语境、对外部模式进行简单粗糙的模仿与复制——才有能创造出更加高维的文明。
笔者认为中国处于追赶状态，能够谦卑地自省与学习，因此具备建立更高维文明的潜力；西方因为相对强大，过于高傲，认知落后（停留在美苏/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的冷战思维），反而固步自封，不能丰富和完善自己，因此不能很好的调整和面对中国。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搞不清楚威胁来自哪里。到底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遗产，还是强大的、脱离旧封建体制（欧洲-日本模式）仅两千年的东方中央集权古国？
笔者也认为中国红色制度的特征，使得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认清和理解中国。
今天先写到这里。未来几天继续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