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怡
皇家海军拒绝在这场惩戒性远征中投入精锐兵力，也并非完全出自先见之明。1840年初伦敦做出出兵中国的决定时，恰逢以土耳其为中心的“东方问题”再度升温。地位半独立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国支持下，出兵占领了整个黎凡特地区，隐隐有进逼君士坦丁堡之势。担心均势遭到破坏的英国与奥地利联手，出动舰队摧毁了埃及人在地中海东岸的港口西顿、贝鲁特以及阿卡，配合陆上部队将穆罕默德·阿里的武装驱逐出去。在此过程中，地中海舰队和欧洲海域的舰艇必须时刻紧盯埃及、法国两国海上力量的动向，自是无法前往远东。海军部只能将远在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一批二、三线舰艇紧急调往新加坡，在当地集结编队。而这批分散赶来的舰艇在抵达印度洋水域后，又多次因为不适应当地气候发生触礁、进水等事故，影响了出发进度。而待东方危机结束之后，清军的实际战斗力已经暴露无遗，自也不需要再增派大舰队了。
乔治·懿律画像
虽其如此，这支临时拼凑出的二流舰队依然不无亮点。即使是装炮数量不到30门的英国六等护卫舰，其超过800吨的总重也足以压垮清军在珠江中布设的木排、铁链之类简陋防材。至于清军视为利器的火攻船，由于干舷过低、火药配方不良，实际上根本未曾对英方大舰构成威胁。1842年吴淞之战后，两江总督牛鉴报称敌舰火炮射程惊人，“最大为五六里之数”，超出守军岸炮一倍。但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启彦认为，射程并非关键——英军六等舰上大量安装的32磅榴弹炮，为了和较小的船体相适配，采用的是短身管、重弹丸设计，只有在200米距离内才能确保精确命中。即使是康格里夫火箭这样的攻城利器，有效射程也不会超过1800米。问题在于，即使是在近至数百米的距离上，铸造粗劣、弹重偏轻的守军岸炮也无法击穿英国军舰的甲板。而这些设计原始的江岸炮台，实际高度有时甚至不及航行中的英军风帆战列舰的干舷。而处在同一高度的英舰却可以凭借舰炮的高射速以及新换装的空心开花弹，在几十分钟内就让对方的抵抗彻底终止。
更何况，英军在战争过程中一直在尝试技术上的“以新带老”。19世纪20年代，蒸汽动力舰艇已经开始进入欧洲列强海军。不过此时的蒸汽舰艇还是以明轮作为推进器，暴露在外的划水轮极易被击毁，加煤点过少也限制了它们的活动范围。然而将蒸汽舰艇与风帆战舰配合使用，却能收获奇效。1840年底，东印度公司从莱尔德船厂订购的6艘铁壳蒸汽炮舰之一驶抵广东外海。这艘名为“复仇女神”号的双桅巡航舰满载时的吃水仅有1.8米，安装有2门32磅榴弹炮、4门6磅炮以及一具火箭发射器，可以近乎不受限制地在内河浅水中航行。1841年1月7日，“复仇女神”号以及另外两艘蒸汽炮舰先是拖带一串运兵舢板在穿鼻湾登陆，接着在一个小时内瘫痪了沙角炮台的火力，随后又以康格里夫火箭将晏臣湾内的15艘清军戎克船全部击毁。2月26日虎门之战中，该舰还开火击毁了林则徐力主购进的前东印度公司武装商船“甘米力治”号。进入战争后期，以蒸汽炮舰拖带略显笨重的三层甲板风帆战列舰在长江中行动已然成为常态，清军遂更无还手之力。
卧乌古（Hugh Gough，又译郭富）画像
相较装备方面的新老混搭，海军人员素质才是英方更重要的取胜之基。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皇家海军指挥官几乎都是亲历过拿破仑战争的宿将：英方全权代表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在1816年就参与过炮击阿尔及尔的行动，其堂兄、曾短暂担任侵华舰队司令的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则被纳尔逊视为皇家海军最优秀的军官。继懿律之后担任舰队司令的伯麦（Gordon Bremer）是英属大洋洲殖民地的重要开拓者，与其轮替的威廉·巴加（William Parker）则是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战列舰舰长。这批高级军官曾在纳尔逊麾下体验过大规模舰队决战的激烈，随后又积累了参与殖民地征讨行动的丰富经验，与通常只和小股海盗打交道的清朝水师军官相比自是有天壤之别。专业技能、经验与久经沙场的底气，这种全面差距是无法单靠勇气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