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孙牧宁）：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目前正在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新加坡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对宪法进行修改，是为了适应目前经济社会的变革，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法与变是一对矛盾体，只有在两者之间掌握平衡，才能达成良好的国家治理。他说：“法律，尤其是宪法，是制度化的最后手段。制度转化为宪法，就是高度的制度化。制度化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不要变，把它固定下来，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经济各方面大变动的时代。这是一对矛盾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任何国家都一样。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也是一样的，过一段时间，它需要变化了，它就去做一个修正案。所有的法律不能是死的，需要是有活力的。”
郑永年认为，各国制订宪法修正案是要法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郑永年说：“中国社会经济现实发生变化了，你的治理体制如果不发生变化的话，两者就毫不相关了。所以，我是觉得，总体来说，这份宪法修正案草案是要在变和不变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修宪就是在不适应的地方进行修改，在适应的地方还是继续下去。我们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所以在变动的时代是需要这个修宪的。”
郑教授认为，依法治理国家，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建设，是中国发展的方向。而最终，法律无论在对内治理，还是对外交往中，都将成为最有力的保障。他说：“有法可依的话就好做事情了。假设在经贸上，如果发生纠纷了，依靠什么？不是靠力量，是要靠法律。所以，为什么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大家将它唾弃了呢？因为它靠武力来解决问题。因为，所有的全球化也好、区域化也好，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多起来之后，就需要法律了。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的。一个社会之间，人与人毫无关系的话，那就不需要法律，我过我的生活，你过你的就好了。但是大家互动多了以后，就需要有规矩、有规则了，这些规矩规则就是法律。为什么中共十九大之后要成立一个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因为法治建设是所有的国家根本制度建设里面的核心内容。”
郑永年教授强调，正因为法治建设是一切制度建设的核心，因此，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修宪是一个必要的手段；而对法律的修改与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条没有终结点的治理之路。
郑永年说：“中国要使得整个的治理体系符合社会发展的大的变化，才做的这个修宪决定。宪法的变化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宪法、法律的变化没有历史的终结，永远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