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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往事与新加坡厦门公会

曾经在本地英文电台听到主持人谈起Amoy Street(厦门街),称Amoy是中国的一个省,听了哭笑不得。不久前在脸书看到关于武吉布朗墓碑上“思明”二字的讨论,有人问“思明”既然是思念明朝,为何墓碑是民国年间的?思明、银城,都是福建省厦门市的旧称,除了明朝遗臣郑成功的思明,民国时期的厦门官称思明县。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结束,厦门是中国最早开放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成为闽南地区福建人进出南洋的重要口岸,也是侨汇物资进入闽南的枢纽。新加坡华人中40%是福建人,祖辈不乏从厦门而来的,研究本地华族历史绕不开厦门这座城市,然而,本地还有多少关于厦门的记忆?

虽然不少人自称是厦门人,厦门却是座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因为母亲是厦门人,我虽然是福州人,却是出生在厦门,默认是半个厦门人。小时候没有什么机会旅行,暑假若是出远门,那一定是去厦门,因为那里有阿嫲阿姨。在厦门的时候住在大字酒巷仪姨家,有时会去下井巷陪陪阿嫲,那时厦门很小,逛来逛去就在中山路一带,若是要去杏林的舅舅家,那绝对是兴师动众的郊游。母亲舅舅阿姨自认是厦门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幼年随父母到厦门定居,外公是海澄浮宫人,农家的孩子读书入仕进城,儿女便成了厦门人。几年前开始研究安溪,母亲随口说道:“阿嫲是安溪人!”让我大吃一惊!阿嫲这么老的厦门人竟然也不是土生土长的。

赵芳路19号厦门公会。图片来源:陈煜。

来到狮城攻读博士学位,写下的长篇论文是关于半殖民时代鼓浪屿公共租界的演变。选题时除了对鼓浪屿历史充满好奇,另一个考量是去厦门调研有地利人和之便。读博的四年在厦门做了大量田野调查访谈,在鼓浪屿转了一圈又一圈,在厦门档案馆、图书馆、海关资料室坐了一天又一天,第一篇获得国际认可的优秀论文是关于厦门英国租界。虽然我是建筑学背景,博士研究的核心却是外国人在华的土地权益,关注的是产业权利。厦门有很多华侨建筑,其产业权利因时代巨变而难以深入研究。

研究厦门多年,知道何葆仁博士是何厝的,曾江水先生是曾厝垵的,开设思明药房的林萃龙医生和林汉河爵士两兄弟是前头社的,却不曾关注新加坡的厦门宗乡机构。直到研究惠安公会赵芳路7号旧会所时,注意到这条街上有几家宗乡会馆,其中赵芳路19号是厦门公会产业,心念一动,想要多了解下本地的厦门人。因缘际会到厦门公会拜访,第一次见到笑眯眯的汪家裕会长,他说的福建话是我熟悉的厦门口音,倍感亲切,获赠两本厚厚的公会纪念刊,回家后废寝忘食地研读,流水账般的记录里有着令我豁然开朗的线索。

厦门公会创办于1938年,并不是本地唯一的厦门宗乡机构,但较1926年成立的禾山公会接纳广泛意义上的厦门人。20世纪初闽侨纷纷在厦门投资置产,对于福建近代教育、医疗、实业发展贡献巨大,厦门成为海外福建人另一种意义上的原乡,是联结闽南祖籍地的纽带,厦门公会成为汇聚本地福建人的特殊地缘组织。纪念刊中提到,1980年代中国政府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厦门公会做为新中双方信任的机构,为本地厦门人出具原籍证明,协助追溯在厦门的产业权利。这正是我所关注的华侨产业问题,厦门公会的历史研究找到切入点。带着这些问题再度拜访厦门公会,向几位前辈请教,他们表示不了解这段历史,但可以协助安排访问相关人士。会务顾问曾士生先生赞许道:“幸好有你知道我们还有不知道的事!”这句绕口令般的话意味深长。

本地华族宗乡机构的历史看似明明白白地记录在纪念刊中,若不细读深思,还有多少“不知道的事”被遗忘在陈年故纸中?身在历史中的人,大多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角色,在似水流年的平淡记述中,隐藏着多少精彩往事与独特文化,有待后人用心探究呈现。

原文题为

“厦门往事”

刊登于《联合早报》

2022年12月23日“自在言”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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