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艺APP用户 @徐累
【我看井上有一】
“井上有一展”前天在南艺美术馆开幕。他的书法解衣搏命，魂飞魄散，极具视觉冲击力。返观今日中国书坛，不仅英雄气短，甚至浑浑噩噩，对比之下，自然会有激进的声音冷嘲热讽。确实，今日中国书坛的市侩气非常严重，本应有的进取心涂上厚厚的猪油，蒙蔽了书法文化的历史责任感，骂一骂也对。
话又说回来，假设今日书坛习气没有这么混浊，品质没有这么低下，一切以常态运行，是不是我们的现代书法就能供出像井上有一这样绝对化的人物呢？
恐怕未必。重要的不是书家的勇气，书家的创造力，归根结底，我认为还是中日文化性格的差异。日本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根系的延伸，虽然如此，血型却是不同，好比一个是O型，另一是AB型，由内而外，导致行为方式的大相径庭。
日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说它是AB型人格，就是象征它的矛盾性，一体双头，相向而左，极为分裂。李光耀回忆录曾说道，当年日本战败投降，撤出的那天清晨，这支凶残的军队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排好整齐的队伍，打扫完新加坡的马路，再登舰撤离，让他极受震动。这颇能说明日本人的两面性，复杂得让人捉摸不透。文化表现也类似，许多方面，我们很容易看到日本精神中的自我对立：纪律与狂乱，玄寂与俗艳，微小与夸张，菊花与刀……诸头并置，如同钟摆，随便将重心投向任何一边，都很容易找到“极致”的例证。
“极致”本身已经令人惊讶，如果再踱上一层“仪式”感，就变成了“事件”。于是日本便成为一个满目充满“事件”的国家，就连“包装”、“便当”，都要弄成日常“小事件”。他们做大大小小的事，认真而努力，使的劲儿比正点略多一点，如此夸大其词，就变得煞有介事，完成得特别有“仪式”感。拿古物来说，同样一件宋式漆制香几，日本的就比中国的做得略膨涨一些；盆景也一样，比中国盆景夸张离奇；或者再看一看那些浮世绘春画，呵呵，不多说了，你懂的。
表情夸张的原因，可能还是源于自卑。毕竟日本文化，刚开始都是学来的，早先学中国，近代学西方，但日本却是一个砺志青年，暗下了超越的决心。所以，为了找到存在感，他们会做得彰显一点，以期让人侧目，引人惊叹。性格造就命运，许多方面，还真的就逆袭成了。
自书法传至扶桑，日本人真是追摹得好辛苦，但怎么去弄，都入不了我们所理解的“法”眼，三流的中国书家，到那里就鹤立鸡群，变成一流。南画及其书法，如针尖上的舞蹈，日本人难以企及到其中的高度和精妙，或许他们天生就不具备手感上的优势吧，这与他们的饮食不擅“烹”而擅“调”是一个道理。但是，只要借助工具，经由繁缛的物理过程，加上精益求精，日本人立刻优势大显，浮世绘版画就是一个例子。这样的过程，应该是边劳作边找到“仪式”感，像是的一种修行。
大概日本人也知道，有些山是永远也翻不过去的，所以干脆自立山头，一改“书法”为“书道”，不再依“法”行事，概念上绕了路，简化了难度，省却了很多麻烦，也自立了门户。
到了井上有一更是过犹不及。他不仅反“书法”，同时也反日本的“书道”，主张“1、将书法从技巧中解放出来，变成人的书法，能看见纯真心灵的书法；2、要把我们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书法家”的束缚中解放人性；3、要对封建的书法界造反！”“书道”已然变轨，井上有一再次变轨，他实际上早已不是在二环上行驶，而是独唱“五环之歌”了，所以，以“书法”的原义去衡量他的作品，可能不太合适。
那么，井上有一的艺术应该怎么去归类呢？严格说来，他应该是五十年代“行动艺术”一个支流。这是当年风靡一时的国际潮流，纽约杰克逊· 波洛克、威廉· 德· 库宁，巴黎的弗兰兹· 克莱因、乔治·马修，都在画布施加强烈的动作因素。受之影响，日本“具体派”与“墨人会”也汇入潮流，前者有白发一雄，后者有井上有一。强烈的动作体验，突然成为艺术的内容，一下子激发了日本人长期蛰伏的另一面，极端的暴发力惊世骇俗，成为国际现代艺术的东亚成就。
在这一潮流中，是不是也有中国人的影子呢？其时，正在巴黎的赵无极、朱德群，受抽象表现主义感染，画面析出动感。而在行动绘画大本营的纽约，另有几位中国画家近朱近墨，比如丁雄泉和赵春翔，受到潮流的感染，他们有一个时期完全是抽象的喷礴。但是，文化性格使然，中国人并不像日本人那样，有破釜沉舟的决断，中庸精神使他们又回到某种法则之中，用吴冠中的话说，就是“风筝不断线”，断了，就没了存在的理由。这是中国艺术精神绵延的核心，也是中国人温柔敦厚的基因，我们的笔墨极致，只是张狂到像徐渭那样，点到为止。
井上有一原先是画家出身，做了一段抽象沷洒，最终还是回到文化的向心，有的放矢，他选择了文字。文字是有情感和情绪的象征意义的，这与欧美抽象动作派又形成内容上的不同，或者说是“反前卫”的。日本文化有意思的部分也在这里，他们学西洋诸术，并不是为了放弃本土文化。有些学得很彻底，终究你有的东西我也有，你就无法对冲。事实上，日本自己在外围筑起“欧化”的城墙，就是为了阻挡文化入侵，以保护传统核心不受损害。
井上有一是日本文化极为绝对的一个案例，每一次书写都是以死向生，像是墨迹的绝命书，充满着决别的仪式。这样的人物，作家中也不乏其人，且不说文字，以死法为例，三岛由纪夫切腹，太宰治几度觅死，都是轰轰烈烈，铿锵示人。对比中国文人，再大的苦难和抱屈，王国维或老舍，只是静静地投湖，不为人间的躁动再添任何涟漪。
如上，我个人还是更动容中国人“润物细无声”的道行，大音希声，欲哭无泪，有意境上的深重、高贵和绵延，但这也无妨在井上有一的墨迹中，偶向刀光剑影、快刀乱麻的愤意，一样地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