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海外的华人华侨都具有极为浓烈的爱国热情，在异国他乡的他们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变化，在和平年代，他们将大量的外汇寄回国内发展国内的教育和基础工业，在抵御外辱的战争年代，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援着国内的抗战，其中这个地方的华人，用多种全面的抗争形式，让日本的对外贸易陷入了困境。
这个地方也就是新加坡，1937年8月，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个月，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总会负责人由著名的华人慈善家、教育家陈嘉庚出任，到了十月份时，他已经将募捐运动从新加坡扩展到了整个马来半岛。
与此同时，当地总商会也同步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他们号召东南亚的华人为了支援抗日，不要再光顾日本商人的商店、牙医、理发店和私人诊所的生意，抵制一切与日本相关的行业。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华人爱国热情再次高涨，华人企业主解雇了企业中的日本员工，华语学校进行了广泛的抗日爱国宣传，一些学生和华人主动严密监视起在新加坡的日本人的活动，以及日本途径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商品。身处社会底层的物流搬运工，纷纷拒绝为日本企业或输日商品提供服务，致使大量的日本进出口商品积压在码头和仓库。
作为日本向西方贸易的最大的中转站，新加坡华人的抵制运动让日本的对外贸易陷入了困境，他们与西方的贸易额急转直下，到1938年初时，仅仅不到半年，日本与西方的贸易额下降了70%以上。
新加坡华人的抵制和抗议运动，引起了日本领事的抗议，他们通过向英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迫使海峡殖民地禁止了新加坡华人的抗日抵制运动，严禁从中国引进抗日宣传书籍，禁止了华语学校开展相关的宣传和演讲，并对华语学校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监管制度。
海峡殖民地当局原本还想禁止中华总商会在新加坡的募捐活动，但陈嘉庚在面对殖民管理当局时，表示这些募捐并非用于抗日，而是用于赈救战争中的难民和死难者家属，海峡殖民当局虽然对陈嘉庚的这一说法将信将疑，当出于对占据新加坡总人口80%以上的华人社群的忌惮，殖民管理当局对当地华人的爱国募捐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事实上，在当地华人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之前，日本已经意识到了新加坡对于日本对外贸易和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在后续的一连串战略安排中，日本都将新加坡列入了其战争目标，而这次抵制运动的爆发，无疑是增加了日本进攻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的决心。
但在此刻奉行绥靖主义的英国，却只顾殖民地的眼前利益，而忽视了新加坡对于其远东和整个世界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致使后来日军进攻东南亚时，当地英军被打得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