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报》
庚子国难中，最大的入侵国是我们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这也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第二次入侵中国。这次入侵中，日本将沦陷的北京当做一座巨大的走秀台，向西方世界展示它的“文明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日本的刺激下，清政府开始全面改革。当然，“文明”面具的后面是带血的武士刀，在“亲善”、“共荣”的口号下，日本对中国一次又一次举起战刀。
北京沦陷了，恐怖依然，只是换了色。
在此前义和团的“红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可能因一盒“洋火”(火柴)就被指为“二毛子”，而被全家绑到庄王府(现今平安里一带)门前开刀问斩。如今，在八国联军的白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又可能因为穿了条红裤子而被指为“拳匪”，同样遭到处决。步枪上那带着深深血槽的刺刀，虽短，却与古老的大刀片儿一样令人胆寒。
八国联军将北京城分区占领。北京人很快就发现，与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鬼子们相比，身材矮小、能写汉字的东洋鬼子倒不显得那么穷凶极恶，日本人所占领的东北区(朝阳门以北、德胜门以东)随即成为刺刀下讨生活的北京人的避难之地。
日军有意将这座沦陷的城市作为舞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崭新”形象。
满城尽披太阳旗
日本之行事缜密令西方人望尘莫及。
在八国联军确定了各自的占领区后，仅仅3天时间，不仅日占区，而且整个北京城似乎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这是日军主力第五师团从广岛出发时就带上的“必要装备”，他们精心准备了数万面小型日本国旗，在那颗红太阳边上的留白处，用汉字醒目地写着“大日本帝国顺民”。如今，铁骑入城，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发给北京的市民们，无论是朱门府邸、四合院还是贫民窟，都挂上了这一新的“门神”，西方人吃惊地发现：大清国的首都似乎被日本一家独占了。大街上的不少店铺，除了太阳旗外，还挂上了拙劣的英文告示：“Belong Japan”(属于日本)。
美国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著有汉学名著《中国人的性格》，后来推动了庚子退款及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的建立)记载道，北京市民为了避免迫害，出行时手上都会拿着列强们的国旗，而以日本旗为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他旗子多是北京人自制的“盗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涂料就掉色，看上去十分怪异。在刺刀之下，英语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胡同的墙壁上刷上了标语：“Pray officer excuse. Here good people”(求求官爷开恩，这里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经作为义和团坛口的寺庙门上，也贴上了“God Christianitymen”(上帝基督的子民)。
面对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调整，曾经满大街的义和团们早就没了踪迹，似乎被人间蒸发，人们都将自己打扮成了“拳匪”的受害者，“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么自然”(明恩溥语)。
“文明”的招牌
一个名叫川岛浪速的35岁日军翻译，应日本派遣军司令福岛安正的再三请求，在日占区开始指导警务工作。日军设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长、事务官和宪兵均由日本警官担任，巡捕则雇佣中国人，成为北京的新警察，在最为动乱的数月间在辖区内迅速恢复了秩序，日占区因此成为北京最早恢复市面繁华的区域。
川岛浪速还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国人参与“警务速成训练课程”，随后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复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给负责留守的大清国中央领导人、庆亲王奕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局势稳定后，另一位国家级领导人、肃亲王善耆，应日本公使的要求，从清军中精选了240名士兵，组成了“巡捕队”，臂缠白箍，上盖“安民公所”大印，腰间挂着佩刀或马棒，执行巡逻，开创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肃亲王因此与川岛浪速成为哥儿们，甚至其女还拜川岛为义父，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日军在占领区内显示出严明的军纪，这几乎得到了西方记者、外交官及军官们的一致认同。美国随军记者、《纽约时报》的奥斯卡(Oscar King Davis，当时派驻菲律宾，随美军第14团从马尼拉前往北京)为著名的《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详细报道了各国军队在京津地区的抢掠情况。他观察到，俄、法军军纪极坏，到处烧杀抢掠，而日军与美军相对恪守纪律，其中，日军的纪律更为严明。他引用一个西方军官的话说：“作为基督教国家的一名军官，我很羞愧，今天我见到一名被我们长期地称为异教徒的日本军官，他说抢掠是不对的，并且绝不允许。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的人都在抢掠，而他的人没有。我无法阻止抢掠，而他却能。”
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 Oike Conger)在其写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提到：“中国商人带着货物回到北京时，先是悄悄溜进日本人的辖区，因为他们最信任日本人。后来，这些街道变得拥挤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到城里别的地方去，他们立刻就涌进了美国人的辖区，挤满了街道，并留了下来。”
在八国联军中，日本是出兵最多的，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各次战役中，日军几乎都担当了攻坚先锋，伤亡惨重，占到联军总伤亡数的40%左右。日军作战凶悍，给其他国家的军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外交官小田贝(Charles Denby， Jr， 1861-1938)给《哈泼斯周刊》撰文，认为“那些在联军中与日军曾经并肩作战的他国军队，今后如果不得不与日军为敌，一定会犹豫再三的”。
抢劫的秩序
当然，日军绝非不沾荤腥的猫，只是与其他军队的涣散相比较，日军更为克制、更有约束，甚至在抢掠方面也更有组织纪律性。
当联军大多数官兵到处为自己寻找发财机会时，日军却在严密的组织下，直插大清国的财政部(户部，办公地点在今公安部地址)，一举掠走库存白银近300万两。同时，他们从各衙门抢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开，成为国际史学界最为期待的宝库之一，以期填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资料空白。
除了集团性的抢掠外，日军个人也参与抢掠，但与其他国家军人相比，他们更为隐蔽。《中国与联军》一书作者、英国画家、作家亨利(Henry Savage Landor)在现场观察到：“日本军队在抢劫时与西方列强毫不相同，显得十分有文化、有内涵”，他们在中国人的房子里搜寻古瓷器，还聚在一起认真欣赏，如果不带走，便轻轻放回原处，“而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更不用提德国人，他们除了碰到坚固的铜块、石块之外，没有不打碎、弄弯、弄脏以及损坏的……日本人也抢掠，但他们抢掠的方式是沉默、安静的，他们不把东西乱扔，不摔碎，也没有任何不适当的艺术破坏。他们任意拿取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但是做得是这样精细，以致似乎完全不像抢掠。”
军纪逐渐败坏
日军在北京的表现，几乎给西方世界一个“仁义之师”的形象，后世的日本右翼以此为依据，来否定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所有对日军残暴的指控。同样是占领中国的首都，但1937年日本人何以在南京如此残暴？
第二次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中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被控在中国华[0.14 -2.10%]北地区实施野蛮的“三光政策”，但他在战地日记中却对日军军纪败坏有过深刻的分析。冈村宁次承认，“在这40 年中(从甲午战争起算)，我官兵在战场上的道义，特别是对现地居民的道义，比过去显著降低，则是不应掩饰的缺点。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北清事变(即八国联军战争)、日俄战争当时的日军，无任何掠夺、强奸行为，这是为许多外国人写的材料所证实的。然而，同样的日本人，现在却有不少人对当地居民有虐待行为。嘴上高喊‘圣战’，高喊‘八纮一宇’，但事实却与此相反。今昔对比，使人难以想象。”
他总结出，日军的军纪比八国联军时下降的表现是：一、对上级的服从性下降(表现于犯罪统计、言语态度、敬礼等)；二、性道德下降(表现于强奸、随军有慰安妇)；三、公共道德更加缺乏(为图省事，将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弃之路旁；偷盗其他部队的马匹成风；侵占送往前方的慰问品等等)；四、干部有犯强占、收贿者；五、有借口处理麻烦而杀害俘虏的野蛮作风。
冈村宁次认为：“我们身为指挥官，固然责任重大，但大部分士兵是从内地社会直接到战场上来的，所以社会的责任也很重大……现在大部分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日本国民之罪。” 他认为，日军的暴行，暴露了日本国民的劣根，如“缺乏公共道德、消息闭塞、对国际事务缺乏理解、缺乏宽容和怜悯弱者的仁义教养等”。
在冈村宁次看来，战争的扩大化、长期化，导致了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官兵得不到及时的培训，军队整体素质大为下降。而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时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养出来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军风纪的涣散，可以说是国民伦理观念下降和忽视教养的反映。维持严明的军风纪，当然主要依靠部队本身严格切实的指导与监督，但与直接掌握兵员的下级干部的素质，有着重要关系。”
根据宫崎周一的分析，八国联军入侵及日俄战争时，日军官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现役兵，各级军官也都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因此，“保存了团结服从以及军风纪各方面的优良风习”。但在二战中，因为战争扩大，军队数量急剧增多，“传统的优良风气越来越少，新建或改编的部队，有如掺水的酒，军队传统的优良风气丧失殆尽。特别是应征的下级干部，除个别人外，在觉悟、信心及知识能力等方面，多数都不够格……”他甚至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日本社会风气，认为是日本受到了“资本主义”的严重侵害：“日清(甲午)、日俄之战，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当时全国军民举国一致，斗志昂扬，成为强大的精神支柱。但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七七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缘木求鱼。”
平心而论，没有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不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做到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当日军士兵都敢偷盗司令长官的战马时，冈村宁次也只好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虽然发布了大量标语训令，但是也只能在日记中感叹：“‘讨蒋爱民’的标语到处张贴，但毫无实效。”
随后，义和团运动迅速转化为暴力排外事件，而日本驻北京使馆的书记员杉山彬被清军杀死，成为第一个死亡的外交人员。驻扎在天津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向东京紧急报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冷处理。在内部，他们必须对南北战略进行权衡，而在外部，他们必须先征询列强的意见，以免无谓树敌。实际上，他们此时的重点依然是南方，军部甚至电令台湾总督，立即做好军事动员，准备随时武力进占厦门。
此时，华北局势日益糜烂，列强们纷纷增派军队，日本的宿敌俄国更是一马当先，在东北地区大举增兵，矛头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而与日本同样心急的，还有俄国的第一敌人、当时世界老大英国。英国的军力被南非的布尔战争所牵制，不得不从澳洲、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调兵(参阅本报2月8日《北京城里的澳洲军旗》)，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日本，一是解决北京问题，二是牵制俄国北极熊。
日本人很沉得住气，不见兔子不撒鹰，当英国表态希望日本出兵2万~3万人时，它依然要求英国驻日本公使帮助向列强征询意见。俄国和德国起初坚决反对，但随着局势日益危急，各国与驻北京使馆的联络全部中断，也只能同意动用日军。英国方面更是起劲，主动表示日本出人、英国出钱，所有军费由英国负责。经过这样的千呼万唤，日本才宣布派遣驻扎广岛的精锐部队、陆军第五师团进军中国。在参与八国联军的全过程中，日本人在处理与列强军队、中国政府等各方面关系时，韬光养晦，十分低调，成了个几面讨好的“琉璃蛋”。而保持严明的军纪，展现日本军人的“新形象”，自然是它的重要措施。
而在南方，日本则大打出手，出兵占领了中国厦门。但南北两线作战，遭到了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持重派的坚决反对，当俄国从北京首先撤军并收缩到东北，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构成巨大威胁时，尤其是列强也纷纷派出舰队前往中国福建时，日本政府才下令从厦门紧急撤军，将厦门无条件交还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厦门事件”。
自此，日本在东亚的战略重点转向北方，四年后爆发了惨烈的、被国际史学界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
“闷骚”的尴尬
日本在八国联军中表现得十分低调，除了本身在中国福建的战略考量外，还有被迫韬光养晦的无奈。此时的日本，正是西方大肆宣扬的“黄祸论”的首要攻击目标，除了英国老大哥外，日本其实已经被西方孤立了。而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正是打破孤立的好时机，而关键就在于既要“任劳”，也要“任怨”。
日本此前在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令西方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西方技术的日本，如果团结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和扩张，则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必将重新上演。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推动下，“黄祸论”在西方甚嚣尘上。为了分化中日，西方、尤其是俄国和德国，对中日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八国联军时期担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在1896年与李鸿章一道参与沙皇的加冕仪式，也先后顺道访问了柏林，李鸿章到处受到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而山县有朋则只得到一般的接待。
种族战争此时也成为日本人最为关注的话题。日本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近卫笃麿公爵，在日本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杂志《太阳》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近卫笃麿公爵写道：“我认为，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外交策略虽然可能‘一时变态’，但仅是‘一时变态’。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种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心中。”(参阅本报2009年6月8日长篇《黄祸：中国威胁论的前半生》)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的友情攻势，猛送秋波。1897年，俄、德两国大演双簧，分别夺取了青岛和旅大，伤透了心的大清国，再度转向同文同种的日本。两个浴血搏杀的东亚邻居，突然变成一对“欢喜冤家”，并且在军事领域率先进行了全面的合作，而主导其事的正是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日本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及此前抗日调门最高的张之洞。
自此，中国与日本开始进入为期10年的蜜月期，而当“戊戌政变”后，重新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慈禧太后亲自拍板，大清国派出了密使，携带专供两国皇室联络的密电码，希望能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代表团在日本受到了隆重的高规格接待，但是，面对西方铺天盖地的“黄祸”论调，对于大清国抛出的结盟绣球，日本最后并没有接受。
当义和团运动给列强们攫取在华利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时，日本却陷入了作为“闷骚”的两难处境：既想浑水摸鱼，又不想引起西方的任何警觉和恐慌，多干少说、甚至干了也不说，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撕下面具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人在八国联军这根钢丝上的精彩表演，收获巨大。
经此一战，日本与大清政府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得到了加强。日本人在北京占领期间显露出的行政管理能力，给大清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被中国朝野当做了效仿的榜样。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了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号召，而日本则成为中国的第一教父。
在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作为战场所在地的大清国虽然宣布中立，但实际上朝野上下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日军，令日本在此获得了显著的“主场”优势。西方也没有被俄国刻意鼓动的“黄祸论”吓倒，英国人甚至反唇相讥，认为真正的“黄祸”并非是日本，而是俄罗斯，这大大帮助日本减少了国际压力。这场中日亲善的喜剧，在日俄战争后，因为日本完全继承了此前俄国所攫取的在华特权，戛然而止。大清朝野最后发现：最该当心的还是这位“侏儒”兄弟，在“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的背后，是丝毫不亚于北极熊的贪婪和冷酷，并在三十年后彻底暴露出了野蛮之师、虎狼之师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