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父母用各种方式介入孩子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无法理解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恩赐。他们这种渴望成功的心情，很容易就让人想到优生学的各个方面。
20世纪80年代，新加波总理李光耀，因为担心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加坡妇女会比教育程度低的妇女生育较少的孩子，让后代人才枯竭，无法给新加坡提供好的发展，让政府制定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结婚生子。比如，政府提供网络约会服务，为单身的大学毕业生免费提供游轮旅游等，同时呢，给那些没有高中文凭的低收入妇女一部分钱，作为购买廉价公寓的首付款，前提条件是，她们愿意做绝育的手术。
这是优生学的一个不算极端的例子，毕竟没有强迫女性绝育，只是通过购买引诱她们主动做手术。尽管如此，这种政府出台的政策，也让人感到不安。反对者认为，即使不在强迫的情况下，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经过人工干涉和设计，决定子孙基因特质的野心，都是不正当的，它侵扰了人们应该自由决定的生育选择。
历史上曾有过仰慕优生学最恶劣的后果，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认为，只有阻止有缺陷的人繁衍同样有缺陷的后代，就可以省去数以万计不该受的苦难，因而可以带来健康的总体改善。希特勒执行了影响深远的优生绝育法，并最终演变成了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种阴影至今萦绕在人们心头之上，也成为了反对优生学的一个最好的理由。
旧的优生学的问题在于，沉重的责任不成比例地落在弱势和穷人的身上，他们不公正地受到隔绝和绝育。但假如基因改良的利益和责任能公平的分配，那么，优生学的措施十分就可以接受呢？
法律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就赞成优生学的自由版本，在他看来，使人类未来一代的生命更长，更充满才能并因此更有成就感，没有什么不对。
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也为自由主义的优生学提供了支持论证。在他看来，拥有更好的天赋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利益，它能够使人追求更好的人生计划。因此，优生学的政策不但是可以容许的，在正义上也是必需的。
虽然自由主义的优生学受到了许多英美道德和政治哲学家的支持，但德国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却表示出了反对意见。哈贝马斯首先赞成约翰·罗尔斯所说的，由于我们处于现代多元社会的人们在道德上和宗教方面意见不一，一个公正的社会不应该在这些争论中偏袒任何一方，而是要给每个人同样的自由去选择和实践自己对于美好人生的观念。
但是，哈贝马斯恰恰认为，自由主义的优生学恰恰违背了这样自由和自主的观念，它破坏了平等的观念，因为一旦父母成为孩子的设计者，无可避免地就要为孩子的人生负责，这样的关系不可能是平等互惠的。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是天生自由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出生不是人为操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这种生命开始的偶发性，与赋予人类生命道德的自由之间是存在联系的。想要掌控人的生命的偶然性，和出生奥秘的做法，贬低和破坏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爱的关联。
这也是桑德尔赞同的观点，即使不会伤害孩子的自主权，优生学的父母给子女的养育还是会遭到反对，因为这种行为确立了一个世界的立场，一个人征服和控制另外一个生命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仅没有尊重人类力量和成就中的天赋，也错失了跟上天赋予的能力持续协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