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硅谷近距离
被采访人：Scott Rozelle 罗斯高，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REAP）美方负责人。
采访人：加州 Palo Alto 芳草读书园阅读沙龙
2017年9月，在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长达37年之后，斯坦福大学教授 Scott Rozelle（罗斯高）在网络演讲平台上，用流利自如的中文发表了演讲《中国农村孩子的发展如何影响未来中国》。
他说，在中国贫困农村，六成以上的孩子没有上过高中。接近一半的0-3岁婴幼儿认知能力与语言能力发展滞后。农村人力资本教育水平的落后，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该视频被多家一线媒体报道，网络朋友圈频频转发，引发了社会对农村教育的极大关注。
毗邻斯坦福大学、位于加州硅谷中心的 Palo Alto 市，有一个妈妈读书会 - 芳草读书园阅读沙龙。碰巧，沙龙的创办人 Julie 就认识 Scott 一家。Julie 筹办芳草读书园儿童图书馆，并把自家后院开发为菜园和花园，自组生产队，义卖花草果蔬，筹款为中国乡村小学捐赠读书角。Scott 的太太乐英就是生产队第一批队员之一。Julie 去农村送书，也会遇到Scott。
2018年4月末的一个上午，受Julie邀请，Scott 夫妇来到Julie家后花园，在芳草读书园儿童图书馆里，与闻名赶来的妈妈们见面。
对这些赴美留学、安家养孩子的妈妈来说，孩子和教育是头等大事。其中，孩子学中文是个难题。Facebook 的CEO小马，仅仅用中文在清华大学讲了一次，家长们就催着孩子赶紧把中文学好。而眼前这位衣着朴素、时常开怀大笑的美国教授 Scott，在大讲堂上挥洒自如，中文演讲上百次，听众很多是中国国内的师生、学者、政府官员。很自然的，座谈的第一个问题便是：
您是如何学习中文的？
我6年级开始学习中文。那是60年代初，美国领先世界，欧洲、日本刚从二战中恢复。虽有冷战，但离我们很远。中苏分手之后，美国政府曾在全美国的白人社区号召学生学习中文。我爸爸鼓励我说，“当然去学！” 他17岁参加海军。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海军准备把多余的船只送给中国。我爸爸工作的修理船就在上海停留了6个月。所以他对中国有些了解。
我大学先上的是 Whitmen College（美国华盛顿州的一所著名文理学院）。学院要求所有二年级学生都去国外做交换生。我去了台湾。刚到的时候，已经学了7年中文的我根本开不了口。后来，原定的3个月变成3年，我的国语就熟练多了。1983年我第一次到大陆，看到“餐厅”两个字，都不知道那是吃饭的地方，不认识简体字。现在，反而是很多繁体字不认识了。
当年一头卷发的 Scott 与台湾寄宿家庭合影 （Scott 提供）
今年刚好是我学中文的第50年。学得久了，我讲中文没问题。四声有时候搞不好，我就讲快一点儿，多打手势，哈哈。我讲到“养育中心”，有时候听众听成“养鱼”，很好笑。
研究经济的讲究 Incentives，学习要有动力。REAP 与中国10来所大学合作，那里的老师学生有的英文很好，有的不太好，我们就改用中文交流。2016年，我在清华大学讲课。管理学院著名教授钱颖毅说，还没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农村的教育问题，这个话题太重要了，必须讲，我给你安排。我在中国那3个月，每周跑4个地方去做报告，到处飞。仅去年就讲过近100次。次数多了，语言就流利多了。
中文电视节目我还是经常听不懂。不是经济学、教育相关的领域，我的词汇量就不太够，还要学习。比如，在讲到0-3岁IQ测试后，我们发现不少孩子智商低于正常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低智商。但有专家朋友认为“低智商”的提法不太妥当，建议用“认知能力低”来替代。我开始记不住。助手们就在摄影镜头旁边放把椅子，摆上大大的拼音 - REN ZHI NENG LI。每次我说到IQ，就看一下，哈哈。
中文字有时候会写错，但我的拼音特别好，算是个拼音专家。最近我去西班牙写书。在车站换车票的时候，我把懂的一点儿西班牙文和英文一起用上，急了还把中文也加进去了。我有几位同事，中文非常漂亮，也很重视学中文。但对我来说，语言就是一个工具，我的主要兴趣还是经济学。
有不少华裔学生来做我的研究助理。他们一般分两类，一类是小时候被爸爸妈妈逼着上中文学校，不知道和父母吵了多少次，而现在却很高兴自己会中文。第二类就是没学好中文而后悔的。10-12岁的孩子，我讲，他们听不进去。如果父母讲，就更听不进去了。学中文是很难。还是要带孩子回中国，哪怕每年暑假回去一个月也好，一定要给他一个环境去使用中文。能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更好。
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村教育，即使在中国，都是很冷门的话题，您是如何对这个领域产生兴趣的？
在台湾上学的时候，台大农业经济学的一位老师带我去参观正在大发展的台湾农村。我由此对农业发展产生兴趣。从台湾回来，我转到伯克利大学学习统计。之后到康奈尔大学，读发展经济学博士。我导师的第一个博士生是李登辉，而我是他最后一位学生。
（Scott 提供）
正值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放，我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1983年和老师一起来到南京农业大学，参观周边的人民公社。那时候生产责任制刚开始，公社领导说改革不容易，还是集体化好。结果第二年就发展得非常快。
1988年 Scott 在湖北农村 （Scott提供）
我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国。前20年主要研究农业经济、扶贫、农业投资，等等。2003-05年，政府让我们研究农业大型投资项目，比如村村通路，3年的时间，80万个村子都修起了公路。还有水利灌溉，基本上是来自农业部和水利部的项目。
我们和农民聊。一位老人的话让我印象最深。他说，这些项目都好，但中国发展好了，30年之后我们都不会在农村了，都会搬到城里。能让我们长期脱贫的唯一道路，就是教育。这位老人自己没有上过学，却想得非常清楚。
我受到启发。来到中国农村20多年，我居然没有去过一所学校。我开始看这方面的资料。我比较幸运的是，斯坦福经济领域的同事们都在研究其他国家的发展。我和我的学生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这可能是我能为中国农村研究做的最大贡献吧。
2004-05年，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而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们发现，二战之后的50多年，只有15个国家和地区从中等收入进入高等收入，比如南韩，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爱尔兰，新西兰，以色列，我给这一组取名为“毕业生”。另外70-80多个中等收入国家却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一直停留在这一组。增长一段，垮掉，又增长，又垮掉。巴西、墨西哥、土耳其，马来西亚，泰国，都是如此。
“成功毕业”的国家有什么不同？我后来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劳动力的教育水平。
高等收入国家对人力资本要求非常高，平均四分之三的劳动力有高中毕业以上的水准。而南韩在人均收入还很低的时候，就制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政策，教育免费，所有孩子必须高中毕业。毕业了再去工作。如果需要白天工作，就上夜校。这样，他们在中等收入的时候，就拥有与高等收入国家同样水平的人力资本。
这在后面几十年看到了效果。80年代，南韩也有很多工厂，工人工资很高。后来大部分工厂都迁移到中国，工人们怎么办？因为有高中文化水平，他们转到办公室里做会计，输入数据，做办公室白领。
我问过南韩的前任教育部长，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不知道，也许是受孔夫子的影响，国民文化本来就很重视教育。
而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里面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开始和南韩一样，有很多工厂。当工厂搬到中国后，一千万工人没有工作。怎么办？
因为教育水平低，只有三条路：1. 跑到美国。2. 做洗车、挖地之类的杂工。3. 加入贩毒犯罪帮派。这导致墨西哥的经济起起伏伏，治安很乱。大企业也无法顺利发展，连大学毕业的白领都找不到好工作，也跑到美国来。80年代墨西哥曾被称为“新台湾”，90年代经济就垮掉了。巴西、土耳其、南非，都是这样。
中国城市的教育水平达到全世界最高之一。而农村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却是中等收入国家中最低的，63%的劳动力高中辍学，这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
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结论，说数据太旧，是2010年的。用2015年的数据来看，有些好转。现在中央很重视，大力投资教育，计划在2020年普及高中。这是我完全赞同的政策目标。当然，如果早在人均工资还很低的时候就开始普及，那么现在40岁的人就都有高中文化水平了，转型会更快。
还有人说，中国在教育方面已经投资很大，改革很多，大学都在扩招。问题在哪里？教育需要依靠当地资金。北京上海资源多，教育方面投入很大。而农村则缺少资金。
这不是中国特有的，在美国也发生过。50-60年代，美国的农村教育特别差。为什么？因为当地在做预算的时候会考虑，如果在农村学校投资，让这些穷困的白人、黑人念书，数学英语水平一提高，他们马上就走了，搬去加州、纽约大城市。当地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那时候美国的农村人口占比40%，是个大问题。美国很有影响的社会学者和记者 Michael Harrington，在1962年出版了《另一个美国 The Other America》，对此做了非常清楚的描述。这本书我们在大学都读过。肯尼迪总统也读了，他认为写的完全对。
之后的一系列重大社保福利政策都与此书有关。继任的约翰逊总统还发动了 The War on Poverty，对抗贫困的战争。其中第一个项目就是联邦政府100%掌管农村教育。因为投资农村教育，提高教育水平，对美国整个国家有好处。但当地并没有回报，这是个矛盾。所以由联邦政府来直接拨款。现在，美国农村人口只有1%，平均教育水平很高。农村教育的改善，是美国向贫困宣战的最主要成就。
我认为，中国也应该这样做。
目前中国有很多工厂，喜欢在流水线上聘用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农民，工资很高。教育水平高一些的人不喜欢简单机械化的工作。那问题就来了，美国总统川普希望高科技公司搬回美国。3、5年之后，外国公司把中国的工厂关了，搬回加州湾区Hayward，用机器人替代工人。可能一下子，中国的500万个工作就没有了。
以前我带学生去农村，让他们寻找20-30来岁的男青年，找到一位就奖励一百元人民币。整整10年，没有任何人得奖。但现在，我不敢玩这个游戏了。
因为很多年轻人回到村子里。外面的工地一盖完，工作就没有了。准备干什么？不知道。去种地吧，不愿意，也没有种过地。才初中毕业，很难应聘正式工作。深圳可能有机会，又不想跑那么远。不知道要干什么。
这才是开始。中国有4亿农村劳动力，很大部分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他们怎么办？作为经济学家，这是我担心的事情，这是要好好关注的。
REAP花了13年研究农村教育，4年做阅读评估。做为经济学家，您是怎么开始关注阅读和早期教育的？
经济学有一个最新发展出来的领域，Babynomics 娃娃经济学。获诺贝尔奖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James Heckman 有一个著名的 Heckman 公式，计算出教育投资按年龄段分布的回报率。0-3岁阶段回报率最高，投资一块钱，回报是18块钱。
目前这一年龄段不属于政府的9年义务教育范围。如果有问题，也是Invisible，短期内看不出来，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负责。我认为，农村0-3岁的早期教育缺失，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但还没有人意识到的问题。
REAP在这方面投入很多。我们在农村，为0-3岁婴幼儿做贝利测试，测量能力发展。结果发现，不管是平原农村、山区农村，还是城市流动民工，40-50%的婴幼儿在认知能力上发育滞后，语言能力更差。
原因很简单，父母、祖父母在用几代人培养农民的方法养育孩子。他们特别爱孩子，抱着孩子不离手，让孩子吃好的，愿意为孩子花钱。95%以上的奶奶想让孩子上大学，还有不少想让孩子读博士，这么重视教育。但是，不买一本书。在农村平均每户只有一本书，70%的家庭没有书，zero！孩子到了初中，30%辍学。
问题在哪里？
第一，中国发展得太快了，习惯和想法还没改过来。美国是用了120年，才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每年2%、3%地增长。慢慢地，意识形态、养育方式、教育系统也跟着改变。我家往上数，五代之前还是美国中部的农民。
你很难想象我们怎么教农村妈妈给0-3岁宝宝读书。开始一两个月，她们坐下来读，特别不好意思，脸都红了。婆婆在后面骂，浪费时间！为什么不去种西红柿！都觉得和这么小的孩子说话太可笑了。
但是，3个月之后，那些妈妈完全了解孩子是有反应的。坚持到6个月，妈妈一回家，孩子就跑过来，拿着书说，“读！”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妈妈变得特别热心，她们会争着告诉来访者这个项目有多好，给我们写了特别多的感谢信，说孩子现在是幼儿园里最好的学生。我们非常感动。
第二，和美国一样，中国很大，教育经费分配到农村没有多少。上面来的经费，还要做各种项目，合作医疗要搞好，教育也要搞好，经费如何分？如果让所有农村孩子上高中，他们一毕业，95%会离开农村，这是肯定的。不如在县城里做个步行街，做个河边公园。现在我们住的宾馆都非常舒适。
所以，农村教育还是要100%中央化管理。现在政府做了很多，硬件都很好，老师工资也提高了，中央直接付工资。当然还有空间可以改进。最最明显的就是图书馆。中央出资给每一个农村小学建图书馆，但书籍更新需要当地负责。如果孩子把书弄丢了弄坏了怎么办，于是就不买书，或者书摆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
说到阅读，Julie 的芳草读书园一直为中国乡村学校筹办读书角。Julie说，我们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把书送下去，但远远不够。Scott说的对，中国这么大，要支持的贫困乡村太多了，那么多孩子，我们做不过来的。一定要让政府了解，由政府来主导推动。
像芳草读书园等NGO提供了很多图书，但有的学校放在图书馆里，并不等于解决问题。有的老师反对。数学老师说，如果你让孩子自由阅读，数学题就少做了。
在美国，阅读是学习的重心，自由阅读能提高学习能力和兴趣。Palo Alto的心和公益基金会赠与NGO很大一笔基金，计划在3年内为300个学校提供图书角。我们说服他们，做之前，让我们先去学校测试4个方面：1. 学生的数学水平；2. 中文水平；3. 阅读能力；4. 其他基本情况。然后，我们选了其中100个学校做图书角，另外200个学校第一年先不做。一年结束，再做同样的测试，把有图书角的学校，和没有图书角的学校对照一下。
测试结果非常好。首先，阅读能力和中文水平提高了，这当然啦。最好的是，数学水平提高了。为什么？因为数学课本一半是中文字，阅读和理解能力提高了，数学能力也就提高了。
而没有图书角的学校并没有变化。这一下，老师和校长的态度改变了。当地政府看到这个结果，就请求让所有学校都建立图书角。现在轮到我们为难了，需要说服“对照组”的学校再耐心等一等，还要做更多测试。
我们喜欢与有阅读专业经验的NGO合作。0-3岁还没找到这样的NGO，我们只好自己做。在陕南秦岭山区，我们在100个村子中选了50个，做了50个养育中心。拍了8个视频，教当地妈妈如何跟孩子阅读。
这个其实很难，和小宝宝坐在一起，又看到宝宝，又看到书，观察孩子注意到哪里，小手摸哪里，让孩子带动妈妈。孩子过一会儿站起来走了，就让TA走。
计划生育政策取消之后，计生委工作减少，我们就提出与他们合作。有意思的是，我以为30-45岁有孩子的女性计生委比较适合家访。结果错了。那些男青年计生委非常认真，奶奶们也更爱听他们的话，哈哈。计生委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大专卫校毕业，算半个医生。以前进村子，人家看到就跑。现在，孩子们都在村口等着，叔叔你来啦！当然啦，他每次来，都带着一本书和两个玩具。
在评论里曾有人说，我小时候在农村，父母没有给我读书，我现在不是也上美国名校？我的回答是，你一个人成绩好，从农村出来了，你是英雄。但你要去看你同村的人，其他99%都没有出来，他们是有代表性的。中国40%多的人口在农村，75%的孩子在农村，贫困地区的学龄孩子有3千万。他们是我们要关注的。
你对目前的大学教育如何看待？
我常和学生们说，大学应该是 Liberal Arts，文理教育，多看多选择，发现自己的兴趣。
我在洛杉矶长大，家里生活很安逸，读书很轻松。我读大学用了7年，不少家长听到估计会晕倒了。在台湾做学生的时候，签证只有6个月，必须出境一下，再回来，又呆6个月。第一个冬天我去南韩。那是73年，南韩比台湾穷。下一年去日本，经济很好。再去菲律宾，很差。新加坡很好，印度特别差。就这样不断走出去，看世界，开眼界。后来我就改变了，开始思考，开始关注贫困和扶贫。
有很多华裔学生说，我爸爸妈妈让我学医，学计算机，压力很大。斯坦福大学受硅谷影响，很重视理工科，课程安排很严格，按部就班。我认为，出去看世界很重要。我很喜欢听到学生暂停学业，用间隔年出去走走，take a gap year。毕业之后也不要直接上研究生，工作一段再说。
送孩子回中国，也很好。但不要只去上海，上海比美国还要现代化。
REAP也提供高中生实习机会。今年我们要带24个实习生去农村，19个高中生名额。公开申请，竞争很激烈，高二高三都可以。原来我们觉得带高中生出去负担很大，现在是多招募他们。这些学生很棒很聪明，很会观察，不像我们脑子里有条条框框。
最后，说说你在农村看到的农村孩子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