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凌德 环球时报驻外特约记者 青木 孙微 纪双城 丁雨晴 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5月28日，全国人大高票通过涉港国安立法决定。对中国涉港国安立法，美国一些政客连日来不断叫嚣要采取制裁措施，这也让国际舆论担心香港未来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金融挑战，开始热议“香港还能不能保住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港区国安法势在必行，美国制裁也如箭在弦。香港本是金融市场‘安全屋’，现在却变为‘热战地’。”一些香港媒体做出这样的预测。相比而言，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香港及国际金融界人士都很乐观，甚至有人还认为，历经风雨的香港，其金融地位已“大而不能倒”。大家的共识是，对美国来说，其在港利益巨大，若出招将陷两难，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香港是中国的“全球资本之窗”
欧洲新闻电视台今年1月27日报道称，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有超过160家银行机构和相同数量保险公司的香港名列第三，仅次于纽约和伦敦。更重要的是，香港背靠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巨大市场。全球约70%的人民币跨境支付均经香港支付系统处理。近几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湾区建设，都让香港经济有了更大扩展的空间。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可替代”。英国《金融时报》认为，除法律保障外，香港还具备许多不可或缺的因素，如较低的税费、资本的自由流入和流出、轻松兑换货币，以及拥有大量会计、律师和其他中介服务等。
来自德国汉诺威的斯迪尔肯是德国一家金融集团驻香港公司的部门主管，他认为，香港的金融市场完全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他对在香港的日常生活也很满意，每个周末都和家人去看海或去郊野公园游玩。斯迪尔肯表示，尽管最近几年的风波对德企影响不大，但有损香港的国际形象。他相信，赢得过香港金融保卫战、拥有抗压能力的香港一定能恢复稳定。
从今年3月伦敦商业智库Z/Yen集团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看，香港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排名跌至第六位，纽约和伦敦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东京提升3位排名第三，上海也上升1位排名第四，新加坡排名第五，北京第七，深圳第十一。尽管香港的位置有所下降，新加坡一家金融网站援引香港一位金融业人士的话说，香港的“特殊性”是其他中国城市不能模仿的。香港仍是渣打银行最大市场，是花旗集团的第四大市场。此外，新加坡媒体关注的是，香港与新加坡这两大金融中心还会继续展开激烈竞争，包括瑞士信贷和瑞银在内的全球私人银行以及亚洲财富管理公司均在这两个枢纽设有区域业务。
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高级讲师大卫·梅耶去年10月在《南华早报》撰文，分析“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为何‘完美’安全且保险”。梅耶写道：“尽管香港发生骚乱，但谨记，从纽约到伦敦和巴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最重要金融中心都历经骚乱。这些大都市不可避免地存在贫富悬殊现象：从收入极高的金融、商业和企业管理人士到大量底层服务业人员。即便如此，有四个原因使香港作为中国的‘全球资本之窗’和全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安全可靠：第一，无论面对何种挑战，中国都绝不会让香港的内部安全秩序彻底崩溃，将完全支持特区政府维护‘一国两制’;第二，香港吸引了全球大量的企业家及金融家;第三，香港在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地位不可替代，相比东京、悉尼和新加坡的金融业务只是分别侧重于日本、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第四，北京坚定支持香港作为中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彭博社也比较几个香港的竞争对手：悉尼对全球银行家来说太遥远，首尔、曼谷和吉隆坡是旅游的好去处，但它们的金融基础设施规模太小，无法与香港媲美。
“可以说，香港金融体系已处于一种‘大而不能倒’的地位。”香港金融学者刘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香港回归以来，经历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非典”、2008年金融危机等一系列考验，检验出香港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成熟。刘赟表示，上世纪90年代，欧美国家把产业逐渐转移到香港，同时香港资本也立足中国内地。1997年香港回归后，已具备足够的能力和体量抗衡绝大多数风险。他认为，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第一梯队”的地位之所以如此稳固，有多方面的原因：相对于内地的两大证交所，港交所是一个重要补充;香港金融市场因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东南亚资本市场形成紧密联系，内地雄厚的资本通过港股把信号传递给东南亚，东南亚资本也乐于到香港这一地区内最便利、开放和自由的城市投资;更重要的是，香港背靠内地，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就会提供储备，帮助对抗投机者，而这一特点是全球其他金融中心没有的。刘赟说：“如果日本、韩国、英国的金融市场遭到重大风险，将不会有其他力量为其兜底、救急。”
外国投资者看重的“金漆招牌”
金融服务业出身的伦敦人大卫·海格，上世纪80年代就去过香港，那时他对中国内地了解很少，认为“商机有限”。如今，海格把伦敦办公室的一楼专门设计成会所，做着中国品牌的国际推广业务。他常常邀请中国商业伙伴来分享他收藏的普洱茶。对于香港的金融地位有所下降，而上海、深圳等中国内地城市排名上升，海格认为：“很多中国城市绝对拥有吸引外资的文化和条件，这是中国在过去可以蓬勃发展的原因。”至于香港，海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很多英国人和我一样，都很喜欢香港，因为当地的国际商业氛围、语言文化让大家感到很适应。很多英国企业把香港当成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道门。”
德国海外商业联盟AHK的数据显示，香港约有700家德国公司，业务辐射亚太地区。德国《经济周刊》去年11月2日刊登一篇题为“香港对德国公司来说太有吸引力了”的文章，分析了德国企业为什么喜欢香港，其中包括开放的创新环境、法制保障等。几乎年年都要到香港的柏林中国问题学者夫罗里扬·卢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香港的金融地位是无法动摇的，其背后有中国内地市场的巨大优势，也有欧美金融产业的身影。他认为，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回归后的金融制度一直没有变。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看来，香港仍是“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最佳典范”。
香港《南华早报》5月27日援引英国投资企业卡尔顿·詹姆斯集团首席执行官西蒙的话说：“涉港国安立法将阻止我对香港的投资吗？不会!”显然，对像西蒙这样的全球投资者来说，他们很可能将继续通过香港开展投资活动。据路透社报道，一家管理超过2000亿美元资产的欧洲私人银行资深银行家表示，即使香港去年遭遇“修例风波”，有些客户实施“B计划”，但也没有完全将资产移出香港。
《华盛顿邮报》近日也援引美国前贸易谈判员杰夫·穆恩的话说，尽管有企业近年来将地区总部搬离香港，但全球大企业不太可能很快放弃香港，因为“离开中国完全不是一个选项”，它们仍有意留在香港，进而服务于已在汽车、电影和计算机等行业成为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中国内地市场。在《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香港从1995年至2019年一直保持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头衔。
瑞士人安德龙来中国已有25年，其间还在香港工作居住3年，主要从事贸易、咨询和并购业务。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涉港国安立法不会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公司的业务也不会受到该法律的任何影响。安德龙说：“中国政府一贯恪守关于资本和投资保护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持续不断的资本直接流入内地或通过香港渠道流入内地的原因。外籍人士和外国公司最不愿看到香港社会动荡，不愿离开香港，毕竟他们也是香港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一起塑造了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据香港《信报》5月28日报道，当国际社会担心“香港能否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港交所本周三公布与国际指数公司明晟(MSCI)签订协议，获授权未来十年在香港推出一系列MSCI亚洲和新兴市场指数期货及期权产品。相关评论说：“这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反映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无可替代，依旧是汇聚国际资金的理想市场，各方应珍惜和呵护这得来不易的金漆招牌。”《明报》也刊文说，“中美过招有虚有实，香港不能自乱阵脚”，香港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取决于内外不同因素，既有内地改革开放等客观条件，亦牵涉信心等主观元素。美国现在打“香港牌”来遏制中国，也有心理战的操作，“香港要有应对各种风浪的准备”。
削弱东方之珠，对美国没什么好处
目前在港美企超过1300家，近8.5万美国人在香港生活。美国商会香港主席罗伯特·格里夫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削弱香港作为主要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作用的基础，没有人会从中受益。”
美国《外交学人》杂志网站2019年5月刊文称，香港是美国第19大贸易伙伴、美国贸易顺差的最大单一贡献者，也是美企在亚洲的主要商业运营基地之一，分别有290家企业将地区总部、434家企业将地区办事处设在香港。“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何在？香港是美国抗衡中国的哨所？还是经济和金融桥梁或窗口？”文章提出这样的问题，并提醒说：“美国对香港的强硬政策或许不符合包括美方在内的各方利益。让香港保持‘东方之珠’的属性而非华盛顿对抗中国的前线才最符合香港和美国的利益。”
在《美国-香港政策法》中，美国承认香港为“独立关税区”，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相关条约中所规定的。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若香港失去独立关税区地位，美港之间优惠税率可能取消，将威胁到每年670亿美元的双边货品和服务贸易额，而且，2019年美国双边商品贸易的最大顺差是来自香港，高达261亿美元;由于香港是转口港，2018年，香港是美国的第三大酒类出口市场，第四大牛肉出口市场，第七大农产品出口市场。
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28日对《环球时报》表示，如果美国单方面取消承认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确实会对香港的经贸市场带来实质冲击。但从数据上看，香港输美产品总额每年仅约5亿美元，对外贸易并不主要倚赖美国。反观美国，其对香港贸易顺差在过去10年间累计达2970亿美元，仅2018年已超300亿美元。因此，美国政府若采取该措施，最受重创的反而是自己的出口产品。梁海明说，美国政府若严厉制裁香港，不但会令包括美企在内的西方企业放弃香港市场未来的丰厚回报，甚至过去在香港的投资也会化为乌有。而且，这些金融机构未来也将错失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美国企业、华尔街的商界、金融大鳄们恐怕不会为了美国政府的政治决定和特朗普个人的选举算盘而损害自身的巨额商业利益。
刘赟也强调说，香港金融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保障信息的充分、完备与透明。当下受疫情影响，美国、英国、欧盟都存在巨大风险，放眼全世界，香港是受疫情影响最小的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需要流动，而此时香港是最佳选择。即使美国出台明确的法律规定，约束美国企业来香港投资或经营，但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美企依然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