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 me take that from you, Mr Short, and I will throw it in the bin for you.”（给我吧，Short先生，我帮你扔到垃圾桶里。）
来到上海闵行区诺德安达双语学校（以下简称“上海诺德安达”）两周，新到任的执行督学Christopher Short先生还在花时间熟悉学校，但已经历了一些令他触及内心的时刻。比如他向我描述的这个场景：他从地上捡起一个纸杯，准备扔进垃圾桶，这是他爱护环境的一个小习惯。但一个正在跟他聊天的三年级学生说，“给我吧，Short先生，我帮你扔到垃圾桶里。”
对校长来说，这件事的动人之处在于，学校的每一员，都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照顾着校园——而这是一所好学校的标志之一。
教育不仅是知识与书本的传递，从社区，到世界，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关怀的意识。这也是上海诺德安达和它背后的诺德安达教育集团想传递的教育理念。
成立于1972年的诺德安达教育集团，是全球知名的K12国际教育集团，旗下68所学校，覆盖全球29个国家，学生总数接近7万，教职工万余人。截止目前，官网显示，仅中国大陆地区的双语学校已经开出了8所。
一个颇有规模的教育集团，究竟能为一所学校、一位校长和这里的几千名师生带来什么？
这个问题，由新任上海诺德安达执行督学Chris来回答再合适不过。
上海闵行区诺德安达双语学校
上海诺德安达是Chris就职的第三所诺德安达学校，此前，他已在诺德安达教育集团的越南和新加坡学校工作8年。在他的领导下，两所学校都成了当地颇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校，此次调任上海，也是集团希望在上海诺德安达二期校园正式投入使用的这一年，经验丰富的Chris能够通过其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在校园扩大规模的同时，稳扎学术质量。
不算轻松的任务，Chris倒更有些举重若轻的意思。来自集团的支持，让他在来到一所新学校时，也能迅速地、清晰地找到所有解决方案。“我清楚我们要做的事，怎么招聘老师，怎么让麻省理工学院（MIT）和茱莉亚音乐学院（Juilliard）的合作更大程度地渗入课堂，怎么跟家长沟通，这些都是非常类似的。”但，每所学校又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正在迅速了解在这里做事的方式。”
国际化教育
“这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来到上海诺德安达，Chris正在迅速熟悉这里。
花时间观察、了解这里的一切，他觉得很有意思。在他早上站在门口迎接孩子们的时候，还跟学校门卫熟络了起来，“他们很健谈，尽管我们说的完全不是同一种语言。” Chris笑说，语言小障碍的磨合往往是跨文化合作的第一道关卡。
不过，Chris早已习惯了这种差异，也在他从事国际教育的这些年里，通晓如何求同存异。
来到上海之前，英国人Chris一直工作生活在异乡，中东17年，越南4年，新加坡4年，他还因此学会了越南语和法语。这跟他早年的成长经历有关，也跟他秉持的教育理念一致，国际化教育“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以我们国内视角来看，国际化教育这些年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引进国外课程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为开端的，从那之后，才开始逐渐演化出从照搬到融合、内化的历程。
而Chris对此的感受则更直接，“过去，我们把英国课程带到世界各地，不太需要花心思去想要怎么调整，怎么适应当地。但现在，显然不是这样了，我们需要融合。”
在美国要以美国课程为基础，在上海要以上海课程为基础，这对英国校长来说往往意味着更大的挑战，比起怎么将英国课程本土化，更在于如何在当地课程的基础上融合家长和学生的国际化需求。但Chris也觉得，这是国际化教育的进步。
Chris还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来自一位英国学者：“实际上，即使是对英国大学，采用英国课程的考试也不是最好的，众多学府可能更看重IB课程成绩。”
一方面，我们发现，全世界的国家其实都在试图以国际化教育的发展和探索来改善本地教育存在的不足。
另一方面，也很好地解释了诺德安达学校对于IB课程的坚持。仅给出课程大纲、没有教材的IB课程显然更具备Chris说的那种国际化的特质，并且，这套原本为外交官子女专门打造的课程天然就带着更广的国际视野，也更灵活扎根于世界各地的本土课程。
根据IBO的官方统计，2019年全球参加IB统考的学生人数已超16万，仅过去五年间就增长了20%。IB课程的发展，在Chris来看就是对国际教育正在转型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更多的挑战，可能还在于对本土课程的思考。
“上海的数学课已经输出到世界各地了，这就说明课程本身非常好。”Chris讲，“接下来是我们如何运用、如何教学、如何真正融合两全的问题。而我要做的，则是确保授课老师们都具有那样教学的能力。”
大概是听过不少中国教师被类比为“园丁”，Chris对此也有相似的体会。“如果把园艺、生长和教育联系在一起，那么我的工作，则是尽可能为这里的孩子提供最适宜生长的环境，就像天气对花朵生长的影响。”
这包括课程，教师，也包括教育集团规模带来的资源共享。综合一切可借力的因素，“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土壤中生长出最美的花。”
全球校园
用顶配资源打开国际视野
诺德安达教育集团有一个 “全球校园”的线上平台。诺德安达全球的学生都可以登录这个学习平台，饱览大量学术内容，并可以在线参加各种全球范围的活动和竞赛，涵盖跨越学术、艺术和社会责任等各个层面。
就像是打动了Chris的那个“纸杯故事”，诺德安达对于学生的全球社区服务意识是非常强调的。为此，诺德安达还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合作，开发了不少活动项目，希望从小培养学生有意识为解决全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两年前，上海诺德安达的九年级学生还和全球其他诺德安达学校的学生一起，去到了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地区。为了帮助改善当地人的生活环境，他们尝试搭建羊舍、用有机材料搭建无烟炉，还参与到了为当地学校建一所新校舍的工作中。
当时，作为新加坡多佛国际学校校长的Chris也参与了这项活动，“他们可以体验完全不同的生活，也会遇到迥异的同学，这都是他们去看见世界、改变世界的机会。”类似的故事，还有在瑞士的徒步挑战，去纽约访问联合国总部参加模拟联合国峰会等。
和所有国际化学校的校长一样，Chris也需要去回答在国际情势充满不确定的当下，如何用教育应对的问题。但显然，诺德安达的这些全球活动已经是一种最直接的回应。“我们希望，诺德安达的孩子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而是解决问题的一份子。”Chris说。
重视全球社区服务意识，就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达成合作。但顶配资源的链入，在诺德安达绝非仅此而已，更吸睛的，还有和顶尖名校麻省理工学院（MIT）、茱莉亚音乐学院（Juilliard）的合作。
在跟MIT合作开发的诺德安达STEAM项目里，集团课程研发时特别融合了MIT元素，，融入到学校的教学中。
学生参加学习的各类STEAM项目，包括各类实验课和挑战赛，都是MIT教授亲自设计或学生自己发起的，学生们还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跟MIT教授直接对话。每年，学校也会选拔学生去MIT参加科技夏令营。
而教师则可以在集团组织下，前往MIT访学、参加研讨会，将最新的评估方式带回学校。另外，MIT教授们也会来到学校，为教师提供实践培训，给学生们上大师课。
跟茱莉亚的合作也是类似的，从资源、课程到师资，诺德安达学校的学生可以更近距离地与这所顶级艺术学校接触，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对音乐、舞蹈和戏剧等艺术课程的深度学习。
茱莉亚的艺术家们还会专门来到诺德安达学校，举办弦乐夏令营。为期两周的学习中，学生们会享受到来自世界级音乐人的专属一对一演奏指导。在全球少数几个茱莉亚官方夏令营举办地中，上海诺德安达双语学校就是主办方之一。
在参观学校途中，我们还偶遇了正在舞蹈教室准备下一节课的老师，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女教师还即兴为我们表演了一段现代舞，相信这样的热情也会感染到她的学生。
集团支持
从硬件到师资的完备体系
今年九月，上海诺德安达的二期校园正式投入使用，增加了中学教学楼、住宿楼、表演艺术中心和体育大楼。至此，学校总面积大约75.1亩，预计可容纳共约3770名学生，以及，为620名学生提供寄宿服务。
关于如何兼顾学校规模与办学质量的挑战依然存在，于是我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了对面的Chris。
Chris告诉我，他在越南和新加坡任职的两所学校规模也都不小，并且这两所学校都运营、发展得很好。管理的秘诀是什么？“确保我们的流程清晰，团队需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要做什么。我们一直致力于课堂内外的高质量教学和学习，对此，他们要怎样可以做得更好。”Chris说。
以上海诺德安达为例，规模虽然在扩大，但每个班不超过24名学生的小班教育是一贯保持的，所以师生比要保持稳定，这也就意味着学校在教师人才储备上要有充分的信心和实力。在这一点上，诺德安达的集团优势可谓充分。
每年，诺德安达各地校长都会来到伦敦，一起参加集团举办的“优秀的老师，卓越的学校”（OTOS）年度教师招聘会，在这场招聘会上，校长们面试大量的应聘者，并从中筛选出符合集团包括品性、专业、授课等多维度标准的外籍教师。中教招聘过程类似，但主要在国内校园进行。
师从强者。为了保证教师专业水平的发展，集团还有一个叫做“诺达安达大学”的在线平台，对在校教师们统一进行培训。“有时候是关于健康和安全，有时候是关于教学方法，老师们也要学习。”Chris说，“老师也有机会学习伦敦国王学院的教育学硕士项目，这是一个长达2年的项目。”
除此之外，诺德安达教育集团内像Chris一样流动于全球的诺德安达员工并不在少数，“我在新加坡时，学校里还有几位来自上海诺德安达的老师。”Chris介绍，“我认识很多像我一样正在经历第三所诺德安达的朋友，也有第四所。教职员工更多在集团内部良性流动，而非离开集团。”
这可以让校长和教师们在不断面对新国家、新挑战的过程中加深对国际教育的理解，同时保证人才的低流失率，而一定频率的调整也能保持团队活力。但从结果上看，更明显的影响则发生在学校与学校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集团的资源获得更大程度的共享。
除了伦敦的招聘大会，校长们还会在每年的10月、11月参加两次正式的面对面会议（今年则都会转为线上进行）。每个地区还有专门的办事处，校长们也可以以办事处为单位进行小范围的讨论。
但除此之外，还会有更多具体的、频繁的沟通发生在平时。Chris平均每周都会和世界各地的同事们聊一次，有可能是美国的，也有可能是欧洲，或者中东的，“关键取决于谁能启发我解决问题。”
但当我问到这种联系为校长管理带来最大的好处时，Chris却给了我一个有点出乎意料的答案：
“相互支持。当校长会很孤独，不是每个人都理解我们，老师们也可能不理解我们不得不做出的决定，更别说喜欢。所以这时候，其他校长可以跟你分享，他们是如何度过这种挑战，并且帮助学校更进一步。相互支持的感觉是很棒的。”
虽然出乎意料，但这回答走心而真实。不论是国际化教育，还是做管理，Chris不仅懂得如何打破跨文化的障碍，更懂得如何借力多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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