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在短短一个世纪被迅速地“欧洲化”；后二战时代的七十余年间，世界市场被带入“美国化”时代；而今天的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韩、新、印与中国一道使亚洲站在世界舞台。
在亚洲国家发展的关键历史时刻，为发挥智库民间外交和国际化的优势，充分交流多方观点，为亚洲国家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全球化智库（CCG）于2019年6月11日特邀CCG国际委员会专家、全球战略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博士围绕“世界即将亚洲化：未来世界的贸易、冲突与文化”发表演讲并分享其新书《亚洲世纪》，尝试带领读者寻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亚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及未来走势。
帕拉格·康纳博士从自己的亚洲情怀和经历出发，由亚洲国家合作的优势、亚洲国家发展现状和全球化的历史必然三个方面对比分析、阐述了世界即将亚洲化的趋势与未来世界的贸易、冲突与文化。以下是演讲内容精编。
亚洲中心——我的45亿近邻经历了四次发展浪潮
早上好，感谢CCG的邀请和王辉耀理事长的热情介绍。CCG在过去十年成长为了国内领先的智库。我每次来到北京也都会看到北京的新发展，这个一直没有间断的交流和沟通从15年前就开始了。我在中国游历的时间总共超过几个月。虽然不会说普通话这点很遗憾，但这不影响我对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氛围的了解。就在昨天，我申请了微信账号，被告知我正式“成为”了中国人。
我在印度出生，在中东阿布扎比、纽约和德国长大，然后在英美深造，也在日内瓦和新加坡生活过。因此在认知上会有更多元的看法，希望在今天的演讲中带来的是不带国家偏向的观点。
我在阿富汗服军役的经历引发我去关注亚洲政治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我个人的爱好。所以我的新书《亚洲世纪》的第一章讲的就是“一带一路”。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十年前，苏联政权垮台，紧接着柏林墙倒塌。然而我正在做的是将亚洲当成中心，看世界是如何根据亚洲的成长而相继变化的。因为这是曾经没有人做过的工作，所以我开始写关于亚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发现，曾经出版过的讨论亚洲国家的书籍要么是以中国为中心，要么是以日本为中心，或以双边关系为中心，从来没有把亚洲国家当做一个系统来讨论。我想这主要是殖民时期带来的结果。如今我们有了“一带一路”倡议，但同时好像忘记了亚洲有自己的体系存在。曾经活跃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或印度人已经离世，不再有人记得亚洲是一体的。过去三十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巴尔干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民粹主义以及如今的英国脱欧，话语体系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关注点都在西方。由于近年来亚洲飞速发展，国际事务的叙事体现出“泛亚洲性”，大家逐渐开始意识到以亚洲为中心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看人口分布，有50.1%世界人口居住在亚洲这个圆圈内，比世界其它地区的总人口还要多。但不要忘记，亚洲不只是这个圈内的区域，它的版图可延伸至非洲红海和欧洲地中海。很多人谈及亚洲的时候都指向中国，对中国毫无疑问应该关注，然而亚洲不仅仅是中国。
我一般从1945开始谈论亚洲历史。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的1950s-1980s这三十年间便发展为了发达国家席位中的一员。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日本甚至成为了对美国的一个威胁，美国担心会被日本取代。然后在1970s-1980s期间，“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迎来了第二次发展浪潮。在第三次发展浪潮期间，也就是四十年前，中国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阔步向前。现在第四次发展浪潮则主要由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带来。中国曾经的主要外资企业由日本这些国家带动。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次浪潮一大部分是由在第三次浪潮发展起来的亚洲国家带来的外资。这个过程并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可以互利共赢的。
东方叙事的新世界秩序
观察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中国不再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放缓，而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超过7%，人均收入增长3-4倍，他们转而变成发展最快的国家。俄罗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曾经在1990s更倾向西方，但现在更倾向亚洲，这可以通过能源贸易、资金流向和外交关系看出。他们通过贸易和投资实现亚洲化。因为他们地理上属于亚洲，并且也正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近。
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占亚洲的三分之一，GDP占亚洲的二分之一，但我们看到现在西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来的仍是以他们为中心。尽管我们亚洲国家学习借鉴西方的政治体系、活动和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但由亚洲国家自己建立的体系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还是有我们自己的发展特色的。例如，目前亚投行有97个成员，跨越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甚至包括冰岛和智利也因亚投行的受欢迎程度加入了组织。亚洲因此可以优先考虑针对于我们的发展状况和需求。
基础设施曾经是不被看好的全球公共产品，但现在在人类社会中得到认可，这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个从下至上的改变。当然，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发展也有影响，它带来的是全球贸易中心的转移——亚洲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已赶上欧洲。
尽管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待改善，但是亚洲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已赶上欧洲。西方不再有曾经的联合性、统一性，如在1990s我们可以看到北约组织内部对会费的讨论，现在看到趋势愈加明显，在伊朗、阿富汗政策上也都能看出西方的不同观点。长期来看，欧洲在贸易政策上更加活跃，有积极与亚洲发展更多贸易的诉求，也可以看到美洲对贸易的依靠性较低。
“一带一路”带来的是亚非欧大陆的回归
在苏维埃政权倒塌后的过去三十年里，亚洲的贸易伙伴主要在亚洲范围内，总量甚至超过世界其它地区的贸易总额。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成就主要是奠定在和亚洲国家合作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亚洲系统基础上的。亚洲有制造业中心、食品生产地、原油生产地、大宗商品生产中心和金融中心、技术中心等，同时也有年轻人口和老龄人口。亚洲的互补性存在于各种各样的领域。这是在“一带一路”建设开展之前我们就有的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链和消费链。
我们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改变。它带来的是亚非欧大陆的回归，是一个历史光辉时代复兴的过程。历史学家称之为Afroeurasia，这是15至16世纪非洲、欧洲、亚洲的集合体。我也在过去三十年间，在这些“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游历，见证了这一过程慢慢展开。
我们现在做的丝路的重建是历史的重建，刺激国家间合作，使得许多国家进入“竞争性联合”（competitive connectivity）的基础建设竞争中。虽然有竞争发生，但都是良性竞争，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不像军备竞争，受益的是公众，是享用基础设施的人民。哪怕国家间关系恶化，在一个国家内建立起来的轨道也无法再被要回。而这也是外交中双赢的一个实践。
循环是一个历史必然
苏联解体后以及后殖民时期时代的国家急迫想要发展基础建设和经济，也需要和世界接轨。过去这些内陆国家无法与世界其他国家做贸易。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间，大家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扩大，眼光也更长远。当我现在游历到阿塞拜疆的时候，发现大家有了良好的教育，甚至学习了普通话。这说明他们十分有实践性。他们意识到当油价下跌，中国在施以援手的同时，他们需要好好利用好这个机会去发展经济和基础设施。要知道这些行动起来的国家正是我曾经描述为专政、腐败的政权。
但我也想讲述一个历史必然的趋势。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亚洲其它国家在得到自己成长后，会更有信心、更有筹码与中国谈判，甚至对中国的地位造成威胁。这样的循环是一个历史必然，它们最终将不再需要中国的资助和帮扶。包括缅甸和很多南亚中亚国家，它们会有更多诉求。比如，可能会要求中国实施技术转移，或者要求其它条件。未来，每个国家可能会思考与中国再谈判，重新讨论双边和多边合作。
在演讲结束后，帕拉格·康纳博士同与会学者、专家和媒体记者就亚洲发展趋势和全球化等话题展开进一步交流。以下为相关问答精编。
问题：从文化角度看，亚洲比欧洲有更多的多样性，亚洲的文化太分散和多样化，这样的结构如何能给亚洲带来像欧洲那样的能量？亚洲是否有其一致性？
帕拉格·康纳：我经常思考亚洲国家内部多元性的问题。亚洲国家共同在亚洲板块上，但我从来没用过unity（一致性）这个词来描述亚洲。我认为亚洲是至今世界上来看最多元的地区，同时我也完全认同亚洲国家在历史上有矛盾冲突，这也是可以和欧洲发展作类比的一个方面。欧洲国家的崛起并非来自于团结和联合，而是来自于战争和敌对，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以及英国之间的竞争。我们往往会认为团结可以使所长地区强盛，但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些对于贸易路线和殖民地的争斗使得欧洲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大，甚至开始统治世界。欧洲各国从16世纪直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一直都充满战争和争夺，并没有欧洲统一这一说法。所以一个地区内部是否团结和一个地区是否强大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有时甚至恰恰相反。
但就总体的影响力而言，我们幸运地看到亚洲有能力进行自我管理的这样一个体系。亚洲有非常多样的文化，也可以看到许多的竞争关系，比如中国、日本、印度都有紧张气氛和领土争端。但是亚洲在世界的影响力正是日本主权国家影响力、中国主权国家影响力、印度主权国家影响力以及韩国主权国家影响力的总和。
如果我们把目光看向非洲，可以看到某些情况下，各个国家相互竞争，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也互相加强对方的实力。例如，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在基础建设上有所合作，有些产业由中方建立、由印方运作；在刚果，中国建立了开采矿物的基础设施，然而印度现在也在进入市场。所以很多情况下多方都在互相加强。哪怕各方与中国相关的利益发生摩擦，可以是中国南海问题或别的地区，但这不代表亚洲国家关系就此分崩离析，也不代表亚洲国家从此停止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
因为不像二十世纪在欧洲看到的那样，欧洲社会历史上地区矛盾变成大区域的摩擦，大区域矛盾进而成为全球化摩擦。亚洲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亚洲内的矛盾是相对局部的，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事件之间会像欧洲一样产生连锁反应。所以亚洲内的矛盾是孤立分离的。我认为尽管亚洲地域内有一定的紧张气氛，但在过去三十年亚洲国家在求同存异和互相补足问题上做得非常好。我希望在接下来看到更多成熟的外交举措，因为很多现有的紧张气氛逃不开后殖民地时期的领土划分。
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主权国家的意义。尽管不能修改被殖民的历史或者抹去欧洲殖民者的存在，我们也需要更多地去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和问题。如果两国相邻，但没有任何贸易往来或者摩擦，他们无论怎么说都不能算是同一系统里的国家。换言之，所有的摩擦正是亚洲国家有交集、有往来的一大证明。这教给我们的一课是，如果争端能够得到良好的解决，我们可以得到更有利的一体化。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看到更多成熟和思考全面的外交政策。
很幸运的是，亚洲国家内部争端并没有恶化下去，因为这些争端也不值得我们兵戎相见。在亚洲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让世界看到亚洲可以自治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问题：美国一直想维持自己的主导力，石油人民币对美元有什么影响？
帕拉格·康纳：自从2008年开始，世界货币交易出现了变化。石油欧元和石油人民币将会革命性地改变全球货币体系。世界正在朝一个多元化的全球货币体系迈进，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货币提款篮子里的货币来当作储蓄货币。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对货币稳定性的管理是一大成就，货币都趋于一个稳定的局面。
关于美元的角色，历史上帝国都想继续维持自身权利，这关乎到美国政府的“大战略”。这本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指导，但现在美国似乎没有一个“大战略”，所以就不能期待美国政府在关于国家安全上的政策持续性。美国希望在欧亚大陆上看到多极力量的存在。虽然这在美国国内有很多争论，但在军事方面有很高的认同。
问题：亚洲如何在知识、思想层面上引领世界？您刚刚提到了很多的“系统”，亚洲有在形成一个知识文化方面的系统吗？如果有，您会怎么描述它？
帕拉格·康纳：李光耀先生90年代提出过“亚洲价值”这一概念，但还是只停留在零散的话语，并没有一个很全面、系统的解释，而且当时他提出的儒家学派思想不够具有普及性。他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提出的，在此之后没人再提过“亚洲价值”这一概念。
“新的亚洲价值”是什么样的呢？有三点我觉得是亚洲各国之间的共同点或相似之处。一是“技术治理”，亚洲各国倾向于一个强有力的、有远见的政府机构或领导人来更好地统筹规划社会资源，以实现国家的长期利益和现代化进程。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治理模式的榜样。
二是国家资本主义或混合资本主义，国家在引导经济发展和支持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常拥有较强的工业政策来支持国家领先企业的发展。亚洲国家的民众也习惯适应这种经济治理模式。例如新加坡就是一个高度混合的经济体。
三是新的亚洲价值，我称为“社会保守主义”。亚洲国家对于许多社会、文化自由相关的议题相对谨慎，强调集体责任。例如在死刑以及接头游行等问题上倾向保守，即使在澳大利亚，政府也出台了许多强力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亚洲普遍对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十分看重。
关于知识的产生，我觉得世界对亚洲文化方面的认同度很高。艺术、文学、饮食、运动甚至到流行音乐都风靡全球。
问题：亚洲下一代新的年轻人会如何影响世界？
帕拉格·康纳：全球最多的年轻人分布在亚洲，要研究他们对政治、教育、经济方面的价值取向的变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单一地划分一个地区的人。不管你是印度尼西亚或者是意大利的年轻人都很可能是做同样的服务性工作，都有可能为UberEats打工（送餐服务平台）。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虽然收入水平会有很大差异，但是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方式趋于统一。
问题：美国可以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或者亚洲吗？
帕拉格·康纳：在4000多年的历史中，多极格局占据亚洲绝大部分历史。唯一一个统一亚洲的是蒙古帝国。但由于蒙古帝国是一个游牧帝国，它的影响力不会对各地方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很难维持下去。中国虽然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经济亚洲第一，在亚洲能够起到一个主导地位的作用，但在事实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没有“第一”的世界。你在这个领域是第一，不一定在另外一个领域仍是第一。世界第一次在全球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多极世界。
中国虽然已经崛起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其它国家的实力在衰退。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使21世纪正在进入一个没有“世界第一”的社会。我们应该转变我们看待世界权力的思维。全球化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任何国家或个人都无法阻止全球化的大潮。如果真要选出一个“第一”，那答案就是“全球化”。
（本文根据演讲者在全球化智库（CCG）2019年6月11日举办的CCG名家讲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关于演讲嘉宾：
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是全球战略家、畅销书作家，风靡TED讲坛的主讲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新美国基金会负责人，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2007年出任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高级地缘政治顾问。他也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全球知名媒体特约供稿人，被《时尚先生》评为“21世纪有影响力人物之一”，荣登美国著名杂志《连线》“智慧人物”排行榜。帕拉格在乔治敦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著有《第二世界：大国时代的全球新秩序》《如何转动世界：全球未来的复兴之路》《超级版图》，合著有TED系列大热作品《混合现实》，他游历近100个国家，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授予“全球青年领袖”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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