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从遏制新冠肺炎初期的防控模范生，沦为东南亚灾情最惨重国家。总理李显龙21日向全国表示，原定5月4日结束的“断路器式”封锁措施将延长4个星期，直到6月1日，并且将暂时关闭学校和大多数工作与营业场所。随后当局还宣布单日新增1111例确诊，人口仅500多万的新加坡，感染人数已达9125例，其中7成为居住在拥挤宿舍的外籍移工。
新加坡境内43间移工宿舍住着超过30外籍移工，等于是成千上万人住在同一栋建筑，而且常见12至20人共用一间狭小房间与卫浴。拥挤的环境成为病毒温床，星国当局已下令将逾半宿舍列为隔离区，所有移工必须在宿舍中隔离14天。副总理王瑞杰（Heng Swee Keat）表示，政府将斥资38亿新元，延长经济刺激措施至5月份，包括给予工资补贴、减免外劳税（foreign worker levies）。
新加坡初期防控表现佳，追踪新冠病毒患者的“黄金标准”检疫倍受赞誉，2月每天新增病例不到12人，到4月以来确诊案例每天都飙升数百例、甚至破千。《彭博社》（Bloomberg）指出，造成大逆转局面的关键原因可以追溯回2月移工宿舍刚出现感染的6天。这说明即使是防疫经验丰富的国家，也可能惨败给难以捉摸的病毒，尤其是当政府忽视弱势群体，使病毒得以趁虚而入。
错过移工宿舍防控黄金期
2月9日，新加坡公布新增3例确诊，累计达43例，其中一名新增感染者是39岁孟加拉男性外籍移工（境内第42例），也是第一位确诊移工。他出现症状之后曾到诊所与医院就医2次，但都没有接受筛检就回宿舍，那里环境简陋，大约10人挤一个房间，共用厕所与厨房。他还去逛了热门购物中心“慕斯达法商场”（Mustafa Centre），直到2月7日才被送进医院，并在一天后检测呈阳性。
韩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忽略了意外的超级传播者，使就医患者返回家中，而不是立即进行检测和隔离，因此丧失早期遏制病毒传播的机会，这次新加坡也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韩国在超级传播者出现5天内，要求筛检患者所属的新天地耶稣教会21万会员，但新加坡42号病人出现后，当局没有立即在外籍移工社区内进行大规模筛检，尽管明知道他们的生活条件有利于传染病扩散。
新加坡做的防疫措施是，要求接触过42号病人的总共19名人士进行筛检和隔离，并下令要求拥挤的移工宿舍勤做清洁工作、测量移工体温。新加坡卫生部没有说明在42号病人确诊之后几周内，究竟对多少外国移工进行筛检，不过从官员的评论可见，当局执行宿舍大规模筛检的时机已经很晚了。
新加坡卫生部医药服务总监麦锡威（Kenneth Mak）4月14日称已对1500名移工进行筛检。而早在3月的时候，他显然不打算大规模筛检，他3月10日曾对外表示：“无论是否有症状，对所有人进行社区测试，只会徒劳做很多筛检，但收益很低。”而当时国际之间已经提高对无症状感染者的警觉，公卫专家警告无症状者恐成防疫破口。
为何政府没有警觉移工疫情？“阶级制度”或许是原因
新加坡人口仅500多万，因此引入一百多万外籍人士填补劳动缺口，马来西亚、印度、孟加拉劳工为大宗。《彭博社》指出，领取工作签证（Work Permit，WP）的低阶外籍移工，日薪多半为26新元（约人民币128元），他们的人数虽然占新加坡总人口1/5，但与当地社会过着天差地远的生活，他们所住的宿舍主要由主要由当地大企业吉宝集团（Keppel Corp）、胜捷集团（Centurion Corp）营运。
东南亚网络媒体《新叙事》（New Naratif）总编辑韩俐颖（Kirsten Han）投书《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指出，新冠肺炎残酷揭穿新加坡社会的现实，长期以来新加坡分为两大阶层，公民、永久居民、高薪外籍人士是上层，领取WP的低薪外籍移工是下层。
WP外籍移工为新加坡繁华的城市提供餐饮、清洁、建筑等服务，但却不能自由换工作、不能申请永久居留，未经政府许可的话，他们甚至不得与新加坡人或永久居民结婚。
此外星国移工宿舍环境问题由来已久，2008年移工之间爆发屈公病（Chikungunya fever）感染，凸显出移工宿舍缺乏通风与防治病媒蚊的措施，同年还有10几名工人互相传染水痘，甚至有1人死亡，导致宿舍管理人被判刑入狱。2016年新加坡成登革热、兹卡病毒严重受灾区，移工之间也爆发疫情，诸多劳团针对宿舍环境提出抗议。
没想到新加坡当局放任悲剧时隔4年又重演，非营利组织“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客工亦重，TWC2）向《卫报》（The Guardian）指出，他们早在3月就警告政府，别忽视移工宿舍爆发群聚感染的可能性。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副教授陈庆文（Eugene Tan）告诉《彭博社》：“很难解释为什么当局没有增加宿舍防控的警觉，也许这里出现了一个政策盲点，就是只把重点放在新加坡人身上。在公共卫生领域中，移工也是组成社会的重要部分，而当局早期对社区传播的警惕并没有包含外国工人。”
移工的健康关乎社会福祉
新加坡当局为减低宿舍拥挤程度，让部分男性移工暂时搬到大楼停车场、公宅、军营、海上临时宿舍。尽管新加坡防疫总指挥、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Lawrence Wong）曾表示该国正在应对两种不同的感染，一种是移工之间传开的瘟疫，另一种是公民之间相对稳定的疫情，但不论是官员或是公卫专家都无法否认，移工的健康关乎整体社会的福祉。
新加坡人力大臣杨莉明（Josephine Teo）6日在脸书发文坦承，移工的宿舍生活环境确实需要改善，尽管这么做雇主可能会反对，因为他们将需要支付更多移工安置费用，但是“这是对的事，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卫学院副教授古阿烈（Alex R Cook）向《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表示，如果每天保持增加1000或更多病例，将对星国医疗系统造成巨大压力，“我们应该更加严格遵守现有的社交疏离措施，因为每次新增感染都会给医疗保健系统增加额外的压力。”
至于何时能够解封，古阿烈的同事许励扬（Hsu Liyang）指出：“只有确定我们已经控制社区传播时，也就是说，当病例数降低到个位数，且持续至少好几周的时候，我们才能放宽断路器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