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个月前，新加坡还被誉为正确应对冠状病毒的国家之一。
相比于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国家并没有采取那些需要民众付出巨大代价的限制性封锁措施，就似乎“完美”的控制了疫情的传播。
然而不到一个月，第二波疫情冲击就猛烈袭来。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数据，自3月17日以来，新加坡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从266例增加到5,900例。
虽然在西欧和美国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例被报告，而新加坡人口只有570万，总面积约为700平方公里，比纽约市还小，这些看似不高的数字已经表明新加坡已经陷入巨大的风险中。
从各个条件分析来看，新加坡其实具有许多大国没有的优势。首先是其入境口岸少，陆地口岸只有和马来西亚存在一个相邻的边界，只要严格控制乘飞机输入的外来病例，就能有效的控制外部传染。并且它还拥有世界一流的卫生系统，此外政府也在很早的时候就能制定出一些严厉的规则和政策，来试图控制疫情的大流行。
那么出了什么问题？
答案似乎在于被忽视的病例群，居住在拥挤宿舍中的移徙工人，并且政府低估了新冠病毒在没有采取封锁措施的城市中传播的速度。
生活正常
起初，新加坡靠着发达的经济和天然的地理优势似乎控制住了疫情传播。
它通过建立隔离区和病毒流行追踪程序去遏制来自中国的第一例案件，以确保隔离并监视可能被暴露在空中的任何人。
戴着口罩的人走过2020年3月22日在新加坡樟宜机场1号航站楼的温度检查区。
同时，它加强了对公众意识的教育，以鼓励人们采取预防措施。在2003年SARS流行之后，医院安装了隔离病房，这也意味着将以最安全的方式治疗患者，从而防止医务人员被感染。
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感染控制主任戴尔·费舍尔（Dale Fisher） 在一篇观点文章中写道：“新加坡没有让阳性患者返回社区。”
费希尔说，那些症状很少或没有症状，但仍对该病毒测试呈阳性的人一定要住院治疗，直到他们通过阴性测试，而不是返回进行家庭隔离。
通过广泛测试并隔离所有具有潜在传染性的人，新加坡的社会得以保持相对开放并继续照常运作。
费舍尔上个月写道：“在新加坡，我们希望生活继续正常进行。” “我们希望企业，教堂，饭店和学校保持开放。这就是成功的模样。一切都将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并且您会一直这样做直到有疫苗或治疗。”
这种做法与香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香港也是一个在亚洲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在香港，自二月以来，公立学校就已经关闭，政府鼓励雇员在家工作，尽管民众没有被锁在家中，但措施已经生效，街头变的空无一人。并且在上个月全球病例增加之后，政府还采取了更多新的限制措施。香港在应对第二波浪潮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在连日来的病例激增之后，本月新加坡也仅仅关闭了学校和一些工作场所。限制措施的延误使新加坡病例数量快速进入上升渠道-仅周四就报告了728例新病例，这是单日以来的最大增长。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其只报道了四个新增病例。
再度爆发
直到四月，新加坡似乎变成了疫情的最高发源地。
但是，政府测试中遗漏的感染群体迅速增长，并且每日确诊数量猛增。
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针对疫情采取的更为宽松的态度，只有在阻止境外输入感染并迅速发现，同时还要处理新的潜在病例的情况下才可行。
一旦此措施失败，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速度将比在有大量封锁措施和社会隔离措施的地方要高。
许多新的感染群体与新加坡庞大的移民工人群体有关，特别是那些居住在狭窄宿舍中的工人他们大多数来自南亚，在最初的测试浪潮中似乎被忽视了。如今多个宿舍已被隔离，政府正在加大对所有工人的测试。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感染是否是由外来移民工人感染的，或者这种病毒是否在大部分未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工人所处的条件使有效的社会隔离（或“家庭”隔离）几乎不可能，从而使得病毒易于传播。
新加坡律师，前外交官汤米·科姆（Tommy Koh）在本月早些时候广泛分享的Facebook帖子中写道：“这些宿舍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正在爆炸。” “新加坡对待外国工人的方式不是第一世界，而是第三世界。政府允许雇主用没有座位的平板卡车运输他们。他们呆在拥挤的宿舍里，像沙丁鱼一样装满了十二个人，装进一个房间。 ”
Koh补充说：“新加坡应该把这当作一个警钟，让政府像发达国家那样对待那些必不可少的外国工人，而不应该以现在这样卑鄙的方式对待他们。”
自从最近案件数量激增以来，新加坡已经制定了政府所谓的“ 断路器 ”政策，一揽子限制的措施和新规则，再加上严厉的惩罚措施，旨在遏制新一波案件，并允许该市爆发的疫情回到控制之下。
当今情况来看，由于其感染规模还比较小，在政府强力措施的管控下和资金充足的医疗体系，新加坡有很大的希望将疫情控制下来。但是，最近新加坡确诊数量的激增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经验教训。
没有时间放松
新加坡和香港都只能保持相对正常，同时对潜在的进口感染保持严格控制。一旦一波病例从国外传入，两者都必须迅速做出反应以防止其在本土广泛传播开来。
香港之所以能够更轻松地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该市从未完全放松过，而新加坡懈怠过，后又被迫设立了“断路器”措施，这将来能取得多么成功还有待观察。
但是，这种对社会保持相对放松的管控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方法只有在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地方才切实可行，因为那里的人口规模很小，可以管理，而且特定的地理位置使当局可以严格控制进出人员，并在必要时跟踪其运动。自3月中旬起，特别是香港对来自海外的移民实行强制隔离。
即使这些城市都已经接近第二次重大疫情爆发，这要求它们再次暂停经济发展并实行全面的限制，这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不能过早放松。
正如亚洲许多地区已经经历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当地的疫情似乎已得到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境外输入者就不会引发新一波的大流行。
直到一个城市或国家可以确定不再有其他感染者会从外部传入，或者感染者可以被有效地跟踪和控制，直到本地病例新增归0，这也并不意味着危险已经过去。
在较大的国家/地区中，区域之间的边界更加疏散，城市缺乏能控制和监视进出人员的能力，因此避免进口感染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整个世界都是安全的。
正如新加坡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过早放松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