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住在小坡，小坡的书局很多。那时百胜楼还没出现，原址是一排两层楼高的旧店屋，一间间的店屋，很多是书局。老字号的大众书局和青年书局便在这里落户。其他书店还有胜友、远东文化、黑猫图书、大成等。百胜楼建好后，勿拉士峇沙路的10多间英文书局，有些也搬来这里，百胜楼便成为名符其实的书城，想买书的人，都到百胜楼来。
百胜楼原本叫书城，汇集了许多书局。
百胜楼原本叫书城。书城叫的好，顾名思义，但叫了没多久，有人觉得“书城”读起来像“输城”，不吉利，于是改为百胜楼，一胜百胜。
老字号的上海书局也在小坡，但不在百胜楼那排店屋。上海书局和百胜楼，隔着一条启信街（Cashin Street），它的隔壁，一边是小坡奥迪安戏院，对面是光华戏院，另一边是一间药房。上海书局这排店屋，还有商务印书馆和友联书局。
上海书局创办人陈岳书（左）和王叔旸合影于1951年，当时书局设在小坡。
小坡书局的尘烟趣事
爱书的学生喜欢下课后到小坡的书局买书看书。
启信街的街口有间中学书店，因为设在街口，没有店铺，大家都叫它骑楼书店。那年左派思想如日中天，骑楼书店抓紧时机大卖大陆书，我也在这里买了几本郭沫若等的书。
启信街的中间，还有一间学生书店。学生书店的三个合伙人，以前是大坡世界书局的同事。大家觉得工字不出头，于是出来搞学生书店。
学生书店的前身是读读书店。读读书店的老板姓褚，喜欢出歌书，读读书店在1954年结束后，学生书店出现，换了招牌换了老板，但书还是照卖。卖书卖到1975年启信街的店屋遭到迫迁为止，10年前学生书店也走入历史。
学生时代，我常在学生书店买书。有一次骑着脚踏车到书店后，回家时忘记骑回。第二天清早要上学，找不到脚踏车急得半死，后来才想到脚踏车放在学生书店门口。幸亏那时治安好，脚踏车没上锁，放了一夜也没事发生。
因为书局多，爱书的人都喜欢到小坡。尤其星期六学校上半天课，许多华校生穿着校服，一放学便集中在启信街，这里左右两边都有书局，进了书局就算不买书，看看“霸王书”也过瘾，从书局出来，夜兰亭咖啡店就在启信街路口，这里的食摊，摊摊的食物都好吃。如果还不想回家，可到光华、奥迪安或首都戏院看场电影，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了。
那年头，我也是大众书局的常客。大众书局在桥北路立足之前，原址是南洋书局。南洋书局有四个老板，陈育菘与林中梅是视学官，和学校的关系很好，他们出了不少各语文的学生读物，也出版学校课本与史料丛书，在学校非常好卖。南洋书局结束后，它的几个老伙计，在实利基路的组屋合股开了万人书店。
记得大众书局是最早有冷气的书局。文艺和文史类的书一般陈列在楼上，客人在楼上选好了书，必须下楼付钱。服务员会将书本放在一个小篮子里，顺着一条绳子滑下，楼上还会发出铃声，让楼下的同事知道。那年头的商务印书馆好像也是一样。
1970年代，五层楼高的百胜楼出现了，大部分的华文书局如大众、上海、青年、友联、友谊、新华、今古、远东等都集中在百胜楼。接着，一间间英文书局也进来了。中西书局汇合在一起，洋溢着浓浓的书香味。
如今，华文水平今不如昔，看华文书的人也大不如前，加上现在网络书与电子书兴起，书局越来越难经营，于是百胜楼的书局，“青年”先结束，“今古”也走入历史。
两大书局明争暗斗
1950年代的小坡桥北路有不少书局。左边第一间是友联书局，隔几间是商务印书馆 ，再过去是上海书局。
新加坡的华文书局，历史最久的是中华和商务。这两家书局在20世纪初便在新加坡出现。
中华和商务在那年代从上海来到新加坡，落户大坡。商务搬了几次家，最后搬到小坡桥北路，中华则死守大坡不走。这两家书局在上海已是一山不能容两虎，到了新加坡继续明争暗斗。
当时的社会，帮派观念浓厚，商务的经理和职员，都是浙江人，浙江同乡到了新加坡都会自动到商务走动。同样的，中华书局的经理和职员，尽是江苏人，江苏老乡买棹南来，抵新后，也一定会到中华书局报到。
所以，当年的商务和中华，常常听到浙江与江苏的乡音。更热闹的是，每逢假期，这两间书店都准备好菜好肉，请同乡来店里吃饭。同乡遇同乡，乡音比酒浓，要讲的话，三天三夜讲不完。当然，这两间书局这样热情款客，也是在打他们生意上的算盘。
那年头，新加坡的华校教师大部分来自中国。学校知道商务和中华，是“教员介绍所”，于是都到这里找人。
商务和中华，最卖的是学校的教科书，两间书局竞争最激烈的自然也是教科书。为了扩展学校教科书的市场，他们互相拉拢中国来的教员，为他们安排南来的旅程，为他们解决住宿的问题，同乡之间有什么误会，书局会帮忙调解，但书局最主要的工作是给他们介绍教职，教职问题解决，学校有了“自己人”，他们出版的教科书，便有了出路。
有些教员在聘约期满时，都靠商务和中华出面帮他们续约。没有续约的，无处投宿，都到这两家书局暂住。商务和中华在那个年代，扮演着那个年代的使命。
图为1915年坐落在桥南路的商务印书馆。（网络照）
1970年代，我常到大坡这两家书店看书，每逢周末或学校假期，常看到很多教师在这里聊天，有些还公开挥毫，吟诗作对，有一次见到书法家潘受先生，他还写了“振大汉之天声”几个字送我。
当年，新加坡的四大书局，商务和中华排头两名。另两家是世界书局与上海书局。如今，中华、世界和上海已走入历史，剩下的商务改为网购继续做生意。
南大书局出售禁书
1950年代，小坡的书局比大坡多，桥北路靠近奥迪安戏院一带，几乎是华文书局的天下。南大书局位于小坡密驼路100号，门面虽不大，可名气却响当当。
那年头，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登高一呼，创办南洋大学，捐款运动如山洪爆发，“南大”两个字热火朝天，南大书局托“南大”之福，在这段时期成立。
回忆南大书局，必须把时间拉回到1950年代。南洋大学那时办得红红火火，各行各业为了建南大出钱出力，快乐世界体育馆一连几年还办南大杯篮球赛。为筹建南大，三轮车夫也为南大义踏，连舞女都出来“义舞”。南大书局凭著“南大”二字，把招牌给刷亮，加上它卖的书，很多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禁书”，是其他书局找不到的，所以吸引了很多爱书者的光顾。
南大书店出版的其中四本书：《自然的颂歌》《草窗随笔》《年代和青春》和《围城》
南大书局从1954年营业到1958年，当时反殖民浪潮高涨，左派思想如日中天，南大书局卖的是左派书，密驼路又有很多左派工会，天天高喊打倒殖民地政府，所以有人说那年头的密驼路，左派色彩很浓厚。
南大书局有几个老板，张浪辉是其中一位。他曾在《联合早报》副刊版发表一篇文章，回忆当年几个职工领袖如林清祥、蒂凡那等，常到南大书局看书。每次有新的大陆书到，别处找不到的，南大书局都有。林清祥喜欢看中国古典文学连环图，蒂凡那爱看《红楼梦》、《西游记》等的英文翻译书。有几次，他们天还未亮就已经坐在书局门口的凳子上等著开门。
1950年代，林清祥领导的职工会也设在密驼路，和南大书局离得很近，他们工会用的印刷纸和一些工具，也由南大书局供应。
张浪辉回忆说，那个年代的文艺书很受欢迎，南大书局在1955年11月之后的八个月时间内，出版了谢克的《围城》、苗秀的《年代和青春》以及锺祺的《自然的颂歌》三本书。
其实，南大书局当年出版的书不只三本，1956年12月出版过高宁的诗集《黎明的海岸》，书厚110页，作家杏影为他写序，1957年2月又出版赵度的随笔《草窗随笔》。因此，在密驼路落户五年的南大书局，五年出版五本书，可说是为新华文坛添砖加瓦，尽了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