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左一)1984年与潘重规先生(右二)合影。
弘扬经学
1952年，台湾大学法学院萨孟武教授在《台湾新生报》发表《关于读经问题》，文中写道：“读经对政治没有好处，对道德也没有帮助，只会妨碍国家蓬勃的生机。”更进一步主张：“政治不是靠道德，而要靠法治；统治者自己读经，作修养之用，未尝不可，但不必推之社会；治理人民必须用法治才行。”那一年，台湾地区许多知名学者为经学的存废问题热烈地打笔仗，虽然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从文献资料中，我知道潘重规教授没有缺席这场论战。从表面看来，萨教授是当时最大赢家，然而，几十年后台湾治安日益恶化的事实显然说明，纯任法治、不重道德的主张，实在大有问题。
潘教授是国学大师，一生为弘扬经学，不遗余力。《史记·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成王、康王承继周公的统治策略，那是十分注重道德的年代。汉朝人相信：“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东汉风俗淳美，曹操碍于道德舆论的力量，甚至终身不敢篡位；宋朝司马光特地撰文称颂道德的力量；潘重规教授在他主持的课程规划中，必将司马光的《论东汉风俗》列为全校大一学生必读的文章。唐太宗二十一年，下诏褒扬左丘明、刘向、范宁等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配享孔子庙廷，号称贞观之治。那是崇儒而天下大治的明显例证。清朝康雍乾盛世，儒学也受到相当程度的肯定和发扬。潘教授对于传统优良文化以及儒学，就是这么看待的。
清儒以来，不少学者贬抑唐朝经学，而潘重规先生颇重唐朝义疏的价值，在《五经正义探源》一文中，他说：
余尝以为六朝义疏之学，百川并流，而以唐人正义为壑谷。盖六朝义疏之制，实汉学之津梁；而唐人经疏，又六朝经说之总汇。唐疏之底蕴明，而后六朝之经说出。
汉朝章句之学，至六朝时期，受佛教讲经之影响，始有义疏之体。唐朝为了科举功令之需，敕令孔颖达等经师为经学编纂正义，遂成经学大一统的格局。这是自古以来经学一脉相传的正统和主流。
章黄一脉，是正统汉学的传承者。清朝经学，在“汉学”“宋学”对立的情况下，这条正统传承的脉络尤其显得具体而明白。至少，至今国学界谈到自古以来最佳的十三经版本，自非阮元主持校勘的《十三经注疏》莫属，这套著作是校勘唐朝孔颖达等人所主编的《注疏》而成，在经学上实具莫可与京的地位。潘先生授课，必以此版本为教材，浑厚而扎实的内容，令学子们如沐春风，个个满载而归。
潘重规《论语今注》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
章黄传人
章太炎、黄季刚先生，是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巨大狂澜，不少人痛批并着手摧毁传统文化，章、黄始终秉持信念，维护优质的传统文化，抗拒“全盘西化”的时代潮流。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当时的总统府、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都在南京。黄季刚先生任教于中央大学，那时候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为全国两所最著名的学府。黄季刚先生的古韵分部，定古声为十九纽，古韵为二十八部；远远胜过清朝国学大师段玉裁的古韵十七部；季刚先生的古韵研究成果，堪称独步。
提到黄季刚先生，时人几乎都说他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可是，一旦遇到他的杰出的学生潘石禅，季刚好像立刻变得中规中矩、温文儒雅了；性格改变之神奇，竟可达到这般地步。
潘重规先生（1907—2003），本名崇奎，小名梦祥，号石禅，婺源人。1928年5月10日，黄季刚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首次将潘生石禅写入日记：“校中送试卷来，潘崇奎甚可成就。”到了5月15日，季刚先生又在《日记》写道：“潘生崇奎（号石禅，赣县人，年廿一）来谒，贻予荷露一瓶，彼从后湖亲挹取者也。与之久谈，才极秀颖，貌亦温厚，可爱可爱。口占七言律一首，书石禅扇上。”由此可知，季刚先生对于门人潘石禅产生好感，是非常迅速而直觉的。
1930年11月27日（农历），季刚先生带着学生潘崇奎，一起到上海为太炎先生祝寿，这一趟下来，师生的关系更亲密了。太炎先生为“潘崇奎”改名“潘重规”，因为廿五史当中的《北齐书》作者、唐朝史官李百药的字，就是“重规”；由此可见太炎先生对这个再传弟子寄予深切的期许。回到南京之后，季刚先生也给予潘重规新的字，叫“袭善”，而且写了篆书“重规袭善”四个大字送给他。
整本《黄侃日记》之中，自从潘崇奎出现之后，这个学生就屡屡被写进日记，走进季刚先生的生活日常，成为关注的重点。关照、呵护、礼重，无微不至。例如1929年7月13日，《黄侃日记》写道：
夜月明净，与石禅步至天一局，取《十经文字通正书》二部，以一予石禅，遂偕至土桥东，久立池桥上玩月。柳阴中时露蜃墙，皓如鲜缟，桥下草深荷小，时有流萤。虫声已凄，远笛忽起，相与以无言赏之。
1929年9月9日，《黄侃日记》写道：
石禅来，同出（焯、田从），步自鸡鸣寺、北极阁之间小山道，绕鸡笼山一匝而还。野径斜阳，晚烟疏树，风物至美。夜与石禅饮于农家味。有诗一首：
相邀荒径眺余霞，几树衰杨正宿鸦。客好便思尊有酒，秋迟微惜菊无花。能追迅景欣诗在，却顾危时觉恨加。归去幽斋遣良夕，书灯清映小窗纱。
1929年12月30日，季刚先生带三人出游，并写《乙巳除夕对酒赠潘重规，用后山赠少章韵》一诗赠袭善：
历改俗仍在，时移愿益空。孤怀千载上，百感一宵中。酒自盈尊绿，垆还照室红。祭诗循故事，佳节赖君同。
季刚先生曾带着家人和学生潘石禅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前往汤山泡温泉，黄昏时，汽车在半路冒火三次，大家受到惊吓，潘生也中暑头疼。回来之后，季刚先生懊悔不已，1929年7月21日《黄侃日记》：
闻石禅小病，立往视之。汤山日来无游者，故我往游之，然犯热受惊，又致石禅病，殊无谓。
季刚先生对潘生宠爱之深，事例之多，可谓不能胜数。刘太希先生晚年曾撰文引述黄季刚先生写诗盛赞其门生潘石禅，内容如下：
矫矫潘生，无磷无滓，心贯九流，知其终始。
年方弱冠，智过老齿，不睹斯才，吾其已矣。
后来石禅先生娶了黄念容，成为季刚先生的女婿。至于这两位国学大师平日屡屡谈论学问，详细内容虽然今人已不得而知，但颇饶趣味，例如：
1931年5月8日《黄侃日记》：
见容《与田书》，言潘婿病，为之竟夕不寐。
1934年8月26日：
暮，潘婿来，以所作《玉篇检字序》求正，示以（太炎）师近文。
1935年5月2日：
暮与潘生读中唐人诗，因论诗至深夜。
5月16日：
夜与潘生说陶、庾诗。
7月14日：
夜与潘生谈新得之义。
《说文》《玉篇》以及敦煌写卷等文字之学，皆引发石禅先生的兴趣，而且穷毕生之力研究。这时期“以所作《玉篇检字序》求正”，可视为潘先生重视六朝文字以及敦煌写卷的开端。
综观季刚先生与其门生潘石禅相处情况，岳父疼爱女婿，几乎达到无微不至的地步，这是古史、古籍上所罕见，却发生在最以狂傲闻名的季刚先生身上；让我们看到季刚先生的小心、细腻、有礼，简直不可思议。
潘重规，曾任中央大学中文系助教。抗战军兴，流离入蜀。改任东北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教授、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任教上海暨南大学，安庆安徽大学。迁居台湾后，任教于省立台湾师范学院(今台湾师大)。也曾赴新加坡，任教南洋大学。其后赴香港，担任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授、文学院院长。1973年秋，任巴黎第七大学客座教授。次年返台，任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教授、所长、文学院院长，及东吴大学研究所教授。
章黄之学
胡适在国民党迁台之初，将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的学风带来台湾大学，影响所及，于中国文学方面，重视清新的白话文学，漠视《昭明文选》。文字学方面，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比较看轻，看重的是新兴的商朝甲骨文和周朝钟鼎文，亦即古文字之学。
季刚先生的杰出弟子，陆宗达留在大陆，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林尹、高明、潘重规则随国民政府播迁台湾。一时之间，台湾国学分成“北大学派”和“章黄学派”。
章黄之学主张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有待我们用心钻研和探讨，汲取养分，也就是说，古典文学底蕴愈深厚，其文学创作能力就愈强。因此，文章方面，《昭明文选》以及古典诗词都值得学生努力探讨和研习。但某些注重白话文的台湾学者并非作如是想，他们要的是“我手写我口”，却忘了在古典作品中涵养和充实自己。这些歧异表现在各大学的课程安排上，尤其明显。
文字学方面，“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是章黄学派很重要的立论基础。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已经给了定义，也各举两个实例。台湾大学龙宇纯教授认为许慎之说不见得要被视为如此权威，尤其在“转注”方面；因此，龙教授另立新说，创发自己的新转注观念和例子，撼动了许慎的理论架构。章黄之学则尊重许慎的文字理论，将许氏对于转注所言“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加以阐明条理和强化细节。此外，《黄侃日记》中记载季刚先生平日热衷于收购甲骨文和钟鼎文图书，足见章黄之学在文字学方面绝非固步自封，而是能参考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作周详的考证，是以至今能屹立不摇，发扬光大。
何其幸运
清朝范咸纂修的《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四·艺文五》记载清朝时期尚未开发的台湾：
争迎使节共欢呼，骢马前头众妇趋；首顶糍盘陈野食，大官曾未识都都。鹅筒惯写红夷字，鴃舌能通先圣书；何物儿童真拔俗，琅琅音韵诵《关雎》。
清朝官方以听到台湾小孩能朗朗诵读《诗经·关雎篇》作为进入精神文明的一大指标。其实，那时候的台湾连一本《说文解字》也没有。民国时期，竟然能够把中原正统学术整套搬来台湾，而且由章太炎、黄季刚传人林尹、高明、潘重规教授亲自来台传授，对台湾人而言，这是天大的喜事，在文化传承的意涵方面何等重大！
朱子否定子夏曾为《诗经》写下311篇《诗序》，并认为汉朝毛公以迄唐朝孔颖达等学者的解说有不少穿凿附会之处；朱子的《诗集传》又是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指定用书，地位崇隆，对后世影响深巨。然而，朱子“废《诗序》”的主张，经不起清朝学者的考据检验。清朝《诗经》学四大家：陈启源、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以及《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昀都认为朱子废《序》之举是错误的。然而，清末以来，经学屡屡受到非议，社会及学界倡言废除经学，以致读经人数逐渐减少，《诗经》也被冷落一旁。潘重规先生来台讲授《诗经》，直指朱子的错误，并且说：“朱子误导《诗经》学八百年”，但当时海峡两岸，几乎不见赞同者。各大学的《诗经》教授都异口同声地说：朱子废《诗序》是他的伟大创获与功劳。谁能想象潘先生讲授《诗经》数十年是何等无助、辛苦和感慨！在他指导之下，1990年我写出博士论文《中国历代诗经学》，力辨《诗序》的问题。如今，“《诗序》是非常珍贵的史料”“读《诗经》不能没有《诗序》”，几乎成了确定的声浪，《诗经》之学已然拨云见日，潘先生努力的成果也于焉展现。
来台之初，潘先生在台湾师范大学的礼堂特别讲授《论语》，轰动一时，名闻遐迩。1977年，我进入大学，从学士班、硕士班，至博士班毕业，受教于潘先生十余年。其中乐趣与庆幸，实非语言所能形容。课堂上第一次见到潘先生，他说：“现在社会上动不动就听到有人以‘书呆子’骂人。我们不要在意，就是要做个书呆子。因为他们是坐不住的，而我们是能平心静气坐在书桌前面读书的人。读书贵能读到上瘾，那是非常幸福的事，充实快乐的人生从此开始。”
潘先生讲课，从头到尾，滔滔不绝，从未间断。他上课不谈他人是非，不聊八卦，学术就是学术，不禁令人对他温柔敦厚的人格肃然起敬。他上课的内容都非常丰盈精彩，能够遍及经、史、子、集各个领域的学问，简直每一堂课都是令人陶醉的飨宴。这种印象深深烙印我心，从学生时期开始，我就立志要效法他的教法和教学精神。效法的意愿确实有，而成就却是远远瞠乎其后。尽管如此，从老师那儿学到敬业精神以及恬然自乐，足矣！
先生出版多本关于《红楼梦》的辨证书籍，他不赞同某些学者主张的“《红楼梦》是曹雪芹描写自己家族的自传小说”。《红楼梦》第七回中，焦大醉骂贾府：“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爬灰”就是“污膝”，谐音“污媳”，是何等不堪闻问的家丑！一位知名作家，对于自己府中的描绘，怎么可能这样下笔？潘先生认为它的成书背景是汉族受制于满清统治，不得不采用隐语寄寓亡国之痛。鉴于清初以来，可怕的文字狱，汉人死伤过于惨重，导致这一部伟大的隐书，连作者是谁，都要埋没起来，以策安全。作者在第一回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何等沉痛和严正的提醒！
潘先生的著作中，不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因为曹雪芹是满族人，不可能写出反清复明的小说。但根据现在学者的研究，曹雪芹的祖先曾经定居在东北辽阳地区，在明朝末年成了东北满清皇帝的包衣（家奴），究其实，曹雪芹是汉族人。如此一来，潘先生说《红楼梦》是一本“反清复明”的隐书，其可信度就更高了。
潘先生的成就颇高，1974年荣获法国法兰西学术院颁予汉学“茹莲奖”（Julian Pride），法国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会聘为名誉会员。1976年，韩国岭南大学赠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92年，敦煌研究院由院长段文杰先生率团来台，颁赠该院荣誉院士头衔。1995年，“行政院”为表彰先生发扬中华文化之卓著贡献，特颁“中华文化奖”。200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及敦煌研究院颁给“敦煌文物保护研究贡献奖”。先生学术之宏伟，精深博大，为举世所景仰。
政治局势和社会思潮难免时而动荡纷扰，今日一般大众对于国学大师也许所知寥寥。但潘重规先生一生自持的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定，恰如《荀子·宥坐》所言：“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相较于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唐朝孔颖达、宋朝朱子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不管这个时代、政府、社会人士对于一代国学大师的对待是否公平，潘先生始终有他自足自乐之趣，不需外力介入和搅扰。每年清明节之前，我必定会前往顶福陵园向恩师祭拜致敬。在远离尘嚣、鸟鸣山幽的一隅，老师无牵无挂地在那儿安息。身为台湾学术界的一分子，我特别对他心存感恩，同时也感谢上天安排这桩师生之缘。
林叶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