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满据时代前期
满洲清国编纂的伪《大清一统志.卷四百二十三.荷兰》中曾记述“本朝顺治九年，伪郑成功率舟师攻平安城，荷兰战败，因弃台湾而去。十年，广东廵抚奏称荷兰国遣使航海，请修朝贡。十三年，贡使哔呖哦悦、嘢哈哇惹等到京，其贡道由广东入”，在朱成功率汉兵攻克台湾并驱逐岛上荷兰人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进一步联络满清意图共同击败明郑、各取所需，于是1663年荷兰人主动联系满清意图联合攻打明郑并拿下台湾，为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当年竭力动员出一支兵力2653人、有火炮400余门、大型战舰17艘的大军并在9月抵达泉州，并约定战后满洲取金门、厦门（思明州），荷兰取台湾，到当年十月“（伪康熙）二年十月，（耿）继茂与（李）率泰督兵渡海克厦门，水师提督施琅以荷兰夹板船来会，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双方乘明郑内战一道联兵攻打，并顺势招降了与朱锦矛盾颇深的郑家郑鸣骏、郑缵绪所部上万兵马，至1664年3月迫使明郑放弃了大陆沿海一切疆土、退保台湾，期间满、荷两家在厦门“堕城焚屋，斩割树木，遂空其地”，汉民死者有数万人。不过后来满洲和荷兰的合作因为双方军事行动的不协调而告终，但是足见满洲本身对台湾的土地并不感兴趣，只是为了消灭必然威胁到满洲在大陆之统治的明郑才决心攻台。
也正是因此，1683年施琅攻克澎湖、迫近安平逼降明郑后，满洲朝廷对台湾的政策布置还进行过极为激烈的讨论，相当部分的高层大员认为应该掳全部台岛汉民回大陆而弃台湾岛，汉奸李光地所写《榕村语录》里记载说“（汉奸李光地对满洲玄烨汗说）“台湾隔在大洋之外，声息皆不通......为其地之官，亦殊不情。”上（玄烨汗）云：“然则弃之乎？”......（李光地说）“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不过东南沿海的汉奸臣僚姚启圣与灭明郑之贼施琅却认为介于“今幸克取台湾矣，若弃而不守，势必仍作贼巢，旷日持久之后，万一蔓延则再如郑贼者，不又大费天心乎？”以及台湾之地“野沃土膏，物产利薄，耕桑并耦，鱼盐滋生，……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坚决主张保留台湾之地，最终在1684年满洲玄烨汗敲定说“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于是满洲清国将台湾岛设为台湾府进行管制，台湾岛212年的满据时代就此开始。
施侯大租力主满洲政权保留台湾的施琅在攻占台湾后又被满洲汗庭委派负责台湾政策的制定，在此期间施琅大肆在台湾圈地，后世统计当时台南平原一半的耕地都被他圈占，随后他联合台湾府衙门搞出了“施侯租田园”的政策，所收租税名为“施侯大租”，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日本侵占台湾。相关租税的收纳统归满洲在台衙门代行，并保送至北京转交施琅世袭业主。如此犹嫌不足，还贪得无厌，连无田无地的渔民也不放过，到1737年，满廷自己发布上谕说：“闽省澎湖地方，系海中孤岛，并无田地可耕。附岛居民，咸置小艇捕鱼，以糊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立为独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及许良彬到任后，遂将此项奏请归公，以为提督衙门公事之用，每年交纳，率以为常。行家任意苛求，鱼人多受剥削，颇为沿海穷民之苦累。著总督郝玉麟，宣朕谕旨，永行禁革。”与此同时施琅还制定禁止严禁广东客家、潮、惠籍人渡台，并对其他地区的汉民民渡台也严加限抑，尤其是规定渡台人员不得携带家眷，这一政策后来导致台湾妇女奇缺。某种意义上施琅力主满洲汗庭保留台湾，其目的在于为自家牟利，很难说出于任何公心。
台湾对于满洲人而言并不是平和宽顺之地，相反台湾的汉民百姓对满洲政府颇为厌恶。满洲玄烨汗统治时期，满洲汗庭派往台湾的官员颇多狼行狗性之徒，如任台湾府知府的王珍，他不仅本人对台湾汉民胡乱加派，在台湾凤山县县令空缺时，他又委派其次子执县令政事,征收粮税苛刻,又禁汉民百姓入山砍竹木,还逮捕集社者数十人，台湾汉家民众苦不堪言，于是凤山县养鸭大户朱一贵站了出来，他在当年即1721年四月与好友黄殿等人商议反清大计，不久便以明朝后裔相号并以“激变良民、大明重兴、大元帅朱”为旗号召呼吁民众起义，因为朱一贵与明朝皇帝同姓，大家便尊奉他为“中兴大元帅”，顿时台湾汉民云行景从，而驻扎在台湾府城满洲清国总兵欧阳凯等接到朱一贵起兵的消息，便派兵镇压，但相比气势汹汹的起义汉民，驻扎当地满国军严重缺乏训练，不得已满军甚至勾结台湾土著村社反过来洗劫汉族村镇，结果台湾汉民更加憎恨满国官府与军队，借着这股民心骤起的浪潮，朱一贵在五月底汇集几万起义军横扫全台，并在台湾府城外的春牛浦大败驻台满军主力，杀满国台湾总兵欧阳凯及麾下数千众，随后起义军开进台湾府城、克复全台三县、全台岛都被解放，于是五月二十八日,义军拥立朱一贵为中兴王,建号“永和”，漳、泉二州也骚动不断，刹那间好似明郑复兴、坐断海峡。但毫无疑问，乡间地头涌出、一月内便乘势席卷全台的起义军不可能快速重编组建海军掌握台湾海峡，而事实上此时澎湖列岛就被满军掌握在手上，六月底满军发兵1.2万渡台海扑向台湾，并一战破安平镇，恰逢此时起义军爆发内讧，起义军将领杜君英率数万部众出走，给了满军逐个击破的机会，到七月底满军经地方亲满土豪的帮助抓到了作战失利而避居乡里的朱一贵，起义军由此失去首脑，并在当年被满国基本镇压。
朱一贵起义距离明朝国祚终结仅仅30年，作为明朝最后存续的地区，台土年迈者都难忘明朝尚在时的岁月，因此朱一贵起义也是经历过明朝灭亡后尚在人间的汉族人们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声回响。朱一贵起兵后，发布檄文，内容节选：“在昔胡元猾夏，窃号神州，秽德彰闻，毒逋四海。我太祖高皇帝提剑而起，群士景从，以恢复区宇，日月重光，传之万夕......地坼天崩，椎心泣血。东南忠义再造邦基，秣马厉兵，方谋讨贼。何图建虏，乘隙而入，藉言仗义，肆其穷凶。窃据我都邑，奴僇我人民，颠覆我邦家，殄灭我制度。长蛇封豕，搏噬无遗。遂使神明胄子，降为舆台;锦绣江山，沦于左衽。乌乎痛哉!”
满洲清国介于台湾是汉族国家最后的坚守之地，于是在台湾设置相对较多的兵马，台湾有一镇总兵二副将兵额8000人，此外近台的澎湖也有3000兵马屯驻，此外福建水师有2.7万人，而布置在台湾的居然有1.3万。虽然满清对大陆汉人迁徙到台湾采取了遏制政策，但是挡不住汹涌的人潮不断涌向台湾。台湾中部山峦纵横，玉山最高峰有近4000米，对于满清而言一旦汉人逃进深山后搜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导致台湾中部有可能此外潜在的汉族抵抗势力的据点，而汉族人口的增加也导致汉人和台湾岛土著的冲突加剧，满清不愿意为了汉人的开拓事业而增加行政、军事成本，于是朱一贵起义失败后的1722年，满洲清国的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下令“台、凤、诸三县山中居民，尽行驱逐，房舍尽行拆毁，各山口俱用巨木塞断，不许一人出入。山外以十里为界，凡附山十里内民家，俱令迁徙他处，田地俱荒芜。自北路起，自南路止，筑土墙高五六尺，深挖沟壕，永为定界，越者以盗贼论，如此则奸民无窝顿之处，而野番不能出为害矣”，于是满国兵马出动，内陆数万汉族百姓被迫弃土而背井离乡，而这条隔绝汉族人口向台湾岛内陆挺进的封锁线也就是著名的“土牛线”。
不过台湾岛毕竟不是满洲本部力量能直接、高密度辐射之地，相比东北的柳条边与打牲满洲动辄深入白山黑水中搜捕进入边外的汉族人，满洲政府在台湾岛此地难以维持强大的稽查能力，尽管有土牛线设置在前，汉族人却依旧不断的扩张着自身的居住范围。1744年，满洲汗庭派往台湾岛视察的官员便发现已有不少汉族人破土牛线而往内陆拓殖、垦荒，六年后满庭被迫更定土牛线，部分的承认汉族拓荒的成果，而在行政区划上这一趋势愈发明显，1684年台湾岛仅仅一府三县，到1723年台湾岛变成了一府四县二厅（新增彰化县和部分包含今台北的淡水厅以及澎湖厅），其中便有汉人在淡水等地开拓的因素在，而与此同时汉人和台湾土著之间冲突也越发激烈。
早在朱成功拔台期间，汉族甲兵便与台湾中部的大肚番进行过数次交锋，明郑治台期间，开拓“番地”，明郑大将刘国轩就曾多次北上“剿抚土番，拓地日广”，对原住民“顺则抚，逆者膺”的政策，到1670年，台湾土著和汉人移民冲突扩大到朱锦都要率兵亲征，派部将刘国轩扫荡了数个部落，目标直指北方与汉族冲突不断的包括大肚番在内数族，其中对汉族威胁最大、且实力最强的巴泽海族，汉兵将其男女老幼尽遭屠杀，几乎将之彻底灭族，黃叔璥在《番俗六考》中记载说“沙辘番原有数百人，为最盛；后为刘国轩杀戮殆尽，只余六人，潜匿海口”，明郑可谓为汉族移民除一大患，而此时台岛汉族人口不超过15万。而到满据时期，汉族人口开始较大幅度的增加，满国的台湾知府周文元在1711年向中枢发文说“自数十年来，土著之生齿日繁，闽粤之梯航日重”，而移民来台岛的主力是漳州、泉州等地的闽地汉族人和广东汉族人，闽地者占83%，广东者占比超过15%，台湾汉族人口也在台湾沦陷后99年的1782年增加到91万以上，此外由于满洲政府故意限制来台汉族人携带家眷，这导致台湾汉族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诸罗县甚至有“有屯庄数百人而无一眷口者”的记载。缺乏家庭生活的众多汉族青壮年往往会把精力甚至怨气投向屯垦、拓殖与当地土著身上。
到满国占据台湾数十年后，台湾的南岛系土著们在汉族人的影响下分化为熟番与生番，熟番便是服役纳课、服从官府管制者，他们是汉族人武力征服台岛西海岸平原后的幸存者，这些人往往放弃了狩猎采集的生活，行为模式与农耕为主的汉族人日益接近，身份认同因本身人口稀少、至多不过几万人而随着与人数十倍于自身的汉族人大规模通婚而逐渐变更为汉族认同或起码更亲近于汉族人，而生番则是不服役纳课、不服官府管制者，这些人人数同样稀少，虽然狩猎采集为主但有时也有农耕生产，不过他们的猎场和土地被滚滚东来的汉族人不断占有圈划，因此他们和汉族人处在绝对敌体的立场上，是汉族人拥有全台最大的敌人之一，面对这些生番，不光汉族人自己会组建民团与之火并交战，满国在台湾的驻军也往往会参与讨伐。“各种生番，其每社多则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性虽嗜杀俱皆不识不知，所怯者唯枪与炮耳”，这是满国驻台岛总兵向满国中枢做的台湾生番土著的汇报，生番在18世纪常常对汉族移民进行出草，《重修台湾府志》内记载说，“生番素喜为乱......其俗尚杀人，以为武勇。所屠人头，挖去皮肉......以多较胜，称为豪杰”，还有史籍记载“生番杀人，台中常事”，在台岛的汉族客家人也有诗歌言“遇到生番铳一响，燃时死在树林边”，生番出草喜欢砍杀汉民并割掉人头以作收藏，而汉人也同样对生番进行反杀，常有民间有声望者组建乡勇，护送移民入番地屯田，而移民也会向乡勇们支付报酬，相比普通农民，乡勇们操持火门枪或各类刀枪，对生番来袭反击颇为得力，此外拓荒汉人也常与来台的满国汉人官员勾结合作，这就是著名的“结首制”，所谓结者，是为具结于官、通力合作、维持秩序的一种开垦组织，官员为移民们提供各类好处，对来官府控诉的土著们不理不睬，移民们则乘势压上，组建乡勇掩护移民步步推进，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汉族人在今宜兰县、当时称噶玛兰厅的地区的开拓，福建漳浦县人吴沙抵台岛后组织200多乡勇并掩护数千上万漳、泉、粤人开进宜兰平原地区，期间与盘踞当地的土著噶玛兰人展开血战，史称“初入，与番日斗，彼此杀伤日众”，十余年间噶玛兰人被汉族移民消灭掉至少一半并其大部被驱，而宜兰平原也由此转化成了汉地。
与汉族移民大量渡海入台同时发生的是满洲对渡海汉民的管制。朱一贵起义前，汉民渡海至台虽然有限制，但是在缴纳文书和费用后，尚且可以在满国管制下合法抵台，但朱一贵起义后满国对渡台汉民实行了更严厉的管制，不光设置土牛线限制台岛汉民向内地开垦拓荒，到满洲清国之汗爱新觉罗.胤禛执政期间，他在福建主官觉罗满保的建议下还专门颁布政令关闭了所有合法往台的渠道，台地汉民因公回到大陆需要台地满洲政府出具文书，虽然介于台岛相对满洲集团控制核心区而言较为偏远且台地汉族官吏时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至于偷渡海峡抵台之汉民络绎不绝，但是对于偷渡而来的汉民，一方面官府欺压不断，甚至有“地方官招巧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昼无主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无执照则不能垦地的政令，另一方面渡海而来的汉民多数系单身青壮年，他们的家眷因身体和经济因素无法偷渡过海而往往被阻断在大陆，当时因非年轻力壮者无法忍受偷渡船狭小逼仄的环境而轻易渡台，因此一方面大量前往台湾的汉族百姓失去了垦荒的机会，不得不选择沦为流民，或为临时佃农，或去城市做工，居无定所，沦为流民，另一方面大量汉民没有家眷在旁、全台社会男女人口差距悬殊，由此造成成年男子娶妻极度困难，穷困家庭出身者往往到死无妻、后嗣断绝、全台也充斥着被称为“罗汉脚”的单身青壮，外加满国官吏的各种压迫行径（连满洲汗爱新觉罗.弘历都承认台湾官吏“平日废弛贪蠹,视台湾缺分为利蔽”），到1786年，台湾地区社会矛盾已经不可收拾。当年，满国试图逮捕台湾地区天地会成员林爽文，结果林爽文乘机起兵抗满。台湾地区汉族百姓常因农耕问题爆发械斗，外加遍地都是单身的“罗汉脚”，这些人对武力战斗热情很高，因此作战能力要强于普遍腐朽不堪的满国绿营和八旗部队。林爽文起义历时长达一年零三个月，起义军席卷全台，并一度建立政权和新立年号顺天，当时台湾府四个县和一个厅中，起义军完全收复过三个县和一个厅，仅有台湾府附郭县台湾县因满军蜷缩拒守未能克复，起义军先后杀知府一名,同知、知县各四名、总兵、副将各一名,游击七名,都司四名,守备八名,千总二十九名,把总三十九名，将满国在台湾的官僚系统屠杀了一个遍，满国先后三次从大陆三次抽调近四万人的援兵，并派出头号武将富察.福康安作为指挥，而起义军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在劣势，在满国全力压上下最终落败。林爽文兵败被俘，并在北京就义；起义军余部撤到台湾最南端恒春半岛之廊桥，在那里他们全军覆没。
番膏“南投廳埔里社以北鄰接番地，住民若殺一個番人時，舉庄都來慶祝、將番人首級插上槍尖……有人將番人屍體寸斷煮熟，然後切片分給每一個人吃”。番就是台湾土著，住民便是汉族人，这段话是1920年代日据时期日本人对当时台岛中部地区汉族人杀死台湾土著并取其肉而食用之情形的描述。汉族人并非习惯食人的民族，不过入台岛后，由于汉族和南岛土著之间不可调和的土地争夺，导致土著时常“出草”汉族人，常有汉民被山区来袭的土著生番割掉头颅，出于对生番的憎恨与恐惧，汉民中开始流传食用土著的肉便可以保佑自己不被生番袭击的流言，而流言很快被一些汉族村落付诸实践，于是食用生番的肉甚至将之肉、骨制作成膏便成为台岛汉族人的一种习惯，这种习俗在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汉、土恶斗最激烈时达到高潮，后随着汉族人逐渐将生番人口屠杀减少、聚居区积压到岛中山脉内并满清的台湾省政府和日据时代日本总督府对山区生番实行教化政策以至汉、土关系不再紧张而逐渐衰落并消失。
75年内台岛汉民发动了两次波及全岛的大起义，都完全或几乎将满洲势力驱逐出台岛，满洲人对台岛汉民的残暴与台岛汉民对民族的忠诚、热爱可见一般。自林爽文大起义后，满国政府在攻台头目、爱新觉罗.福康安的心腹爱将富察.福康安的建议下，一反常态开始修正涉台政策、放宽对汉族的限制。1788年，富察.福康安在击败林爽文大军后，顺便视察台岛，介于林爽文起义凶猛异常、几乎杀光全岛满洲政府的官员兵将，外加参与起义的汉民往往是没有家眷、没有家业、忍受欺压的单身青年，富察.福康安认为要防止起义再次发生，最好便是放开渡台移民限制，若是让家眷随行则在单身青壮年中往往会汇集的动能也会随着安家置业而消散，不失为缓解社会矛盾、降低汉民起义风险的一招好棋，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爱新觉罗.弘历的认同，于是当年解除了爱新觉罗.胤禛的禁渡政令，同时满洲的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还设立了官方渡船体系让移民尤其是妇女亲眷能较为方便的渡海抵台，尽管满洲人的想法是在因无法卡死东南汉族青壮渡台移民潮的情况下介于害怕台湾汉民再次起义而试图以放开尤其限制了妇女亲眷的禁渡令减少单身青壮、降低台岛汉民起义的可能性而放开渡台限制、设立官渡系统帮助汉民渡台，本意不是为汉民着想，但是从朱一贵起义到林爽文起义，数十万汉族起义战士付出的血和命终究没有白费，即便民族没有得到解放，但是他们也因战斗而获得了足够的统战价值，这毫无疑问是值得赞颂的。
5、满据时代后期
1812年，在福建漳浦的汉族勇士吴沙于1797年率乡勇扫荡噶玛兰人并掩护屯垦的汉族百姓攻占宜兰平原后，满国选择承认汉族拓殖成果的既成事实、在宜兰地区设立噶玛兰厅。总体而言汉族开拓台湾是由南往北、由西往东，东部山峦纵横、生番凶猛且适合农耕的地区稀少，今天花莲县、台东县一带的族群人口布局依旧是土著人口接近四成的局面，而台湾西海岸的土著群体则大都被汉族人消灭或吞噬，由于满清历史上的禁渡政策导致的汉族青年娶妻苦难使得汉族人往往会将通婚目标投向土著尤其是熟番的平埔族群体，因而当时台湾村镇时常流传着“有唐山公、无唐山妈”的谚语。到19世纪初，台湾西海岸平原大都被超过150万汉族人占有，不过在台岛最南端的恒春半岛一带依旧盘踞着凶悍的南岛系排湾人，同时在台东的纵谷和台湾中部山脉中，南岛系生番依旧是人口占比优势的族群，这一地区的汉族化甚至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达成。
汉族人在进入台湾的过程中，相比在大陆时由于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在社会、文化等方面有了些新变化。籍贯矛盾在台湾汉族社会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来台汉族人最多的三个籍贯分别是漳州、泉州、客家，前者最先抵达台湾并分布在台岛最大的嘉南平原一带，最后者由于晚于漳、泉五十多年才抵台因而往往定居在今天台中以北桃园、新竹、苗栗等地的丘陵盆地中，而泉州籍贯者更偏向于沿海商贸、捕鱼，由于不同籍贯者抵台时间不同且方言、习惯各有些许不同，且满洲政府设置土牛线限制全体汉族人拓殖的步伐和往往会借助籍贯矛盾维持统治，外加闽粤一带民风彪悍，这种风气随移民传至台湾，“轻生喜斗，善聚党，亦皆漳泉旧俗”，因而不同籍贯者之间常为了土地分配、灌溉水权、争取垦地、建屋盖庙而械斗，械斗之频繁甚至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为“分类械斗”，当时械斗较为激烈常爆发于闽粤（来台粤省人多客家人）籍贯之间，尝有言描述道“七八年一小斗，十余年一大斗”，都是闽省出身的也会械斗，比如漳、泉来台者在1806年曾械斗到“惟沙辘一带泉人，望风而遁”，不光是不同籍贯者会相互械斗，不同宗族之间也会因为土地、水源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史称“睚眦小忿，辄邀众数千或数百，各列凶械，戈槊耀目，枪炮轰耳，争相攻击，互有杀伤，亦不知孰为正凶”，械斗有时局限于几家几姓，但往往也会因为社会上的裙带关系而扩散的范围极大，“于是台南械斗传闻淡北，遂有一日千里之势……结党成群，塞隘门，严竹围，道路不通”的记载就说明了这点。
文化习俗上，来台汉民往往继承了家乡的习惯，同时还会修建宗庙、编写族谱，同姓族人分家产时会拿出一部分作为“祭祀公业”。由于尤其是闽南籍贯出身的台湾汉民会自称“唐山人”，因此如果是祭祀初代来台祖先，那么祭祀会称为祭祀“开台祖”，祭祀大陆原乡祖先的则会称之为祭祀“唐山祖”。值得一提的是“祭祀公业”是一个颇具特色的组织，他具有现代法人的特征，具有独立的财产—一般是田产，成立目的则是祭祀——一般是开台祖，管理者则是享祀者之子孙组成之团体，这种组织只在台湾地区见过，大陆地区则不曾有过。台湾地区的庙宇数量和密度相比大陆地区也要多得多，城镇闹市、大街小巷、人潮之中所在，相比大陆地区庙宇往往在人少之地可谓是处处可见，很大程度上这是历史上台湾汉民的生存环境所致。由于满洲清国的禁渡政策，和来台后当地水土易使移民生病，外加台地械斗频发、偷渡台湾风险很高（常有“舟触沙线立碎”的记载），这使得台湾地区尤其是面临风险而又没有亲眷、妇女相伴、常年与死亡相随的单身男青年“罗汉脚”群体—这批人在19世纪仍有台湾地区五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占比—对于精神信仰方面有着极大的渴望，想求神拜佛、祭祀祖宗保佑自己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根据1941年日据时期日本人的统计，全台当时庙宇多达3700座，而不同籍贯的人祭拜的神明也不尽相同，漳州籍贯的会祭拜开漳圣王，泉州籍贯的会祭拜观音神佛，同安籍贯的会祭拜保生大帝，客家籍贯的会祭拜三山国王，个别寺庙由于不同籍贯的汉族人杂居和合流，甚至会把不同神明混在一起放在一个庙里一起拜，而寺庙本身也会起到整合乡村日常生产生活的作用，因此日本殖民时代的日本学者梶原通好的观点“若说台湾人是因宗教而生、为祭祀而工作，人生的苦难与娱乐皆为神所赐，生活完全收宗教的影响，亦不为过”，也不算过度夸张。
随着大陆地区满洲清国统治的逐渐变得风雨飘摇，满洲人在台湾的统治也一并受到影响。在满据时期，全汉地都出现了教团、会党等地下组织蔓延的情况，台湾自不例外，1861年台湾彰化县地主戴潮春受当时彰化知县的聘请代训乡勇维持治安，于是戴潮春顺势组建了八卦会并在至多一年内将会众扩大到十余万人，次年县官更迭，新知县依旧让戴潮春与八卦会组建乡勇维持治安，但八卦会此时势力庞大，与满洲官府开始摩擦不断，到1862年4月因八卦会成员被满洲政府认定“纠众闹事”而其总理被满洲台湾道官员杀死，于是戴潮春一不做二不休起兵反满，先杀台湾道台，后北上克复今台中、苗栗地区，但对嘉义县和鹿港的进攻却不顺利，不久戴潮春便与满洲军队在嘉义、淡水地区对峙。戴潮春在起兵反满的同时还学习太平天国并自封东王，对得力干将封南、北、西王，并设置大将军等官职、开府设官治理地方以招募豪强、安抚百姓以控制整个台岛中部和部分北部，同时还有记载说，起兵建政期间戴潮春创作童谣、伪造符应、亲自开耕，种种之举皆模仿汉族天子行为与古代天人感应说，因此有部分史家认为戴潮春是台湾岛上历次汉族起义中，最有政权意识的领袖。但是戴潮春的起义依旧面临几乎无法克复的困难，不光是台岛汉族军事力量远小于满洲清国政府，台岛长期的籍贯矛盾和宗族矛盾也极其要命，林爽文起义时便因此久久无法彻底拿下诸罗县（即嘉义县），而戴潮春此时也与漳州籍贯出身的台中地区大土豪雾峰林家存在极大的矛盾，后者长期与亲满清的台岛汉族客家人甚至满清官府本身合作，与反满开国的戴潮春势不两立，在雾峰林家的支援下，满军在1863年反攻彰化得手，其后在闽浙总督、大汉奸左宗棠的协调下，数千携洋枪洋炮的满军渡海支援，到1864年满军逐渐压倒了戴潮春的起义军，期间满军在云林一带展开大屠杀，将依附于戴潮春的村庄和宗族屠杀一空，数万人死，至1864年年末戴潮春被迫投降并不久被杀，次年年初台岛汉民起义被满军镇压。此战之后，由于随戴潮春一道起兵的缘故，台湾中部大土豪几乎死伤殆尽，其留下的产业也被满廷充公，部分则补偿给自费组建乡勇助战的雾峰林家，而雾峰林家也因参与助战而获得全福建省(当时包含台湾)的樟脑收购权，从而顿时由地方土豪崛起为势力波及全台大家族之一。
戴潮春起义延续时间最长，但是范围却不如朱一贵起义和林爽文起义一般完全或几乎将满洲势力驱逐出台岛，持续日久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满庭没有第一时间抽调大军对其展开作战。伴随着满洲征服近200年间，台岛已然涌出一大批与满庭利益高度绑定的大家族，也因此光靠台岛一地已很难在反满问题上做出如同前辈一般的业绩。不过这不意味着台岛的前景黯淡无光，大陆和台岛的形势此时是共振的，如果大陆的起义获得至少坐断秦岭-淮河以南的胜利，则台岛也自然能获得解放，而在汉族的太平天国-捻军大革命中元气大伤的满国政府从1860s以来也将南方部分身份的行政权限下放给主张洋务运动的汉臣。虽然洋务运动是一次极其虚弱、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成果的小范围、低程度维新，但远离满庭中枢管制、本地汉族势力较强的台岛却从中获得了不菲的好处。
早在第一次英满战争（1840-1842）前，欧洲人的军舰便多次到达台岛沿海勘探调查当地水文，到第一次英满战争期间，英军两次攻击台岛北岸的基隆和位于今台中的大安港，但都被守军击退；第二次英满战争（1856-1860）后，惨败的满洲清国向欧洲人开放了安平（今台南）、高雄、基隆、淡水四口，外商纷至沓来并开设洋行，欧洲国家也开始开设领事馆。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事件莫过于1871年的牡丹社事件，当时一艘琉球国的进贡船因风暴被刮到台岛南端恒春半岛一带，船上活下来的66人上岸后因不慎进入南岛系生番牡丹社聚居区，于是惨遭屠戮，达54人死亡，事后一直宣称对琉球有主权和义务的日本政府乘机兴师问罪，日本外务卿柳原前光在北京的满洲政府总理衙门内呵斥众虏、鞑头目和汉奸道：“贵国所施治者仅及该岛之半，其东部土番之地，贵国全未行使政权，番人仍保持独立状态。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流至该地，遭其掠杀，故我国政府将遣使问罪”，日本政府的目的很明确，其寓意就在于让满洲政府承认他们管不了台岛生番，进而间接得出台岛生番聚集地不属于满洲政府管辖并达成日本可自行出兵台岛镇压生番、日本可最后进一步拿下台岛生番地并图谋全台的目的，而满洲的虏、鞑头目和汉奸们果然如日本人所愿，满洲清国吏部尚书毛昶熙说“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皆不服王化”，于是日本随即筹备出兵，在1874年5月发兵三千并登陆屏东地区清剿当地生番，同时到次年7月，日本还逼迫琉球与满洲断绝关系，命令琉球停止对满进贡、不接受满洲册封。尽管入台日军不久就因为饱受疫病困扰而迫不及待的想要撤走，但满洲人对此依旧大为震惊，于是派遣汉奸中较有能力的沈葆桢出面协商并入台查看并最终与日本签署了“北京专约”、赔偿日本银两以了结此事，而经此一事沈葆桢也留在台湾执政当地，并在台湾地区做出多项事业。
客观上讲，第二次英满战争后，满洲清国国家存在一波复兴，尤其是在边地治理上，满洲人开始以国家主义为标准，在边地设省、移民、置产兴业意图发展当地稳固边境，台湾的治理也属其中，其中办事得力者便有沈葆桢。沈葆桢其人算不上一个具有眼界和近现代置产兴业意识的人，在1874-1875年处理完台湾事务、就任满洲国家的两江总督后，他便着手将上海地区由英国人铺设的吴淞铁路拆除，理由是“铁路一事，虽为时势所必趋，然断不使后之人谓中国之有此，乃由江督沈葆桢而起”，但在台岛问题上他却做出了不菲的贡献：
沈葆桢废除了满洲人对汉族人赴台、置业的限制。满洲清国虽然在爱新觉罗.弘历时期便放宽了对汉族人渡台的禁令，但是满洲设立的土牛线依然存在，汉族人入台湾内陆山地开垦依旧是不合满洲国家法律的，沈葆桢于是在1875年1月上书满洲人的中枢，请求“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以广招徕，俾无瞻顾”，而此时开始逐渐奉行国家主义、认为需要加强边疆控制的满洲中枢也顺势回复“撤销封山之禁，准自由出入；台东、廊桥及埔里社，奖励移民开垦”，绵延近200年的土牛线被废，于是沈葆桢随即派员赴大陆招募移民入台，并以提供农具、耕牛、米、银作为优惠，这种政府从大陆主动迁徙人口入台的行为上一次发生时还是明郑时期，某种意义上说至少沈葆桢才对待台岛问题上开始秉持汉族立场而不是满洲立场了，而汉族在台人口也进一步增加，从19世纪初的190余万增加到1893年的254万，台岛东部和最南端恒春半岛这片水土尚可但从未有汉族进入的地区开始被汉族人较大规模的涉足，到1889年原本是排湾人的占据的恒春半岛已被两万汉族移民占有，台东纵谷和花莲等地也有了5700人的汉族人口聚集，而随着汉族人口的推进，满洲清国对台岛的行政建制的设置也有了进一步推进。原本满国在台岛尽在北部、西部进行了实际统治，但1874年开始满国不断细化、增设行政区。1874年满国将经济、人口日益重要的台岛北部淡水厅等一带进行扩编，设台北府，下设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台岛最南端的恒春半岛（廊桥）设恒春县，台东地区设卑南厅、埔里社厅。到1887年，台湾行政区划进一步调整，首先台湾设省，其次台湾首府位置转移，原本台湾首府台湾县在今天台南地区，后因台南地区位置较偏，于是更改到了今天台中地区并将当地称为台湾府，原台湾府改为台南府，原台湾县改为安平县，台东地区设台东直隶州。
除了使得台岛汉地化程度加深外，沈葆桢还有开山抚番、加强台岛本地沿海防务等事迹。开山抚番的内容是向过去满洲国家不曾下放行政力量的主要人口是台岛土著的台湾山区建立行政体系、教化南岛系土著们、使之成为贯彻了国家主义的政权治下编户齐民的存在，为此沈葆桢下令广修道路，特别是在台东地区，由此改变了台东地区以往封闭、难达的局面，同时对于台湾生番们的反抗，沈葆桢和他的继任者们也积极镇压、使之不能作乱。虽然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教化异族并不值得多么赞扬，但是沈葆桢的举措客观上加强了对土著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汉族移民免受土著们的袭扰，也方便了汉族移民向台东等地迁徙和从台湾内陆获取土地、置产兴业，算得上功绩。加强台岛沿海防务则是受到日军登陆后的刺激，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增设炮台，并整顿军队、裁汰冗员、招募精装，但这一举措哪怕不以汉族立场视之而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意义依旧很有限，面对欧洲或者日本的近现代化常备军大体没什么卵用。不过为了治理台岛，沈葆桢促进了台岛本地的煤炭产业的发展、设立了鸡笼（基隆）煤矿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
沈葆桢去职后九年，满法战争爆发，法国军舰在1884年抵达台岛北陆炮打和登陆基隆，但因为满国在台督办刘铭传防务得利且法军兵力不足而没能攻克，事后刘铭传为争取进一步加强台岛地位和防务而在1885年请求将台湾改设省，于是1887年台湾省正式设立，刘铭传本人也就任台湾省的巡抚。刘铭传虽然事奉满洲清国，但本身能力较强，在台期间立场上也偏向于台岛汉民百姓。他剿杀生番，手段凌厉、毫不留情，虽然历时百年进军、外加沈葆桢时大兴开山抚番，台岛土著生番势力已被严重压制，但当时这些生物依旧闹的“台岛生番横互南北七百余里，与民地交错，每年戕杀生命至千余人”，于是刘铭传一边调集军队屠杀袭击汉民的生番，另一方面延续开山抚番之策、更加积极的实行抚番政策，让行政系统深入土著中间进而实现控制，设立抚垦局并不断招抚番社，在1886-1887年间招抚共计540个番社计8.8万土著，使之不能随意袭扰汉民并在此间开凿了直穿台湾中央山脉的道路；另外刘铭传也整顿了台岛财政，通过清丈土地、整顿茶和盐并征收樟脑、硫磺之税，使得台岛地区年财政收入从整顿前的90万两每年上升到超过300万两每年。刘铭传本人相比沈葆桢，在置产兴业上有着更聪明的头脑，严格意义上讲他才是满国境内第一位真正自主修建铁路的官员。1886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台湾铁路总局、筹款100万两白银，从1887 年到1893年修建了从基隆到台北、再到新竹、里程106.7公里的铁路线。满国政府第一条自主修建的铁路线是唐胥铁路，从唐山绵延到胥各庄、仅9.7公里、在1881年完工，但可笑的是完工后的第一年内满国政府为避免“惊扰周围”居然用驴马拉拽车厢而不许用机车，很显然这算不上真正的能承担近代运输职能的铁路，而刘铭传在台湾北部修建的铁路则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更需知1893年满国总铁路里程才418公里，全国四分之一的铁路居然都在台岛上，实在令人瞠目结舌。此外刘铭传还办理电报、创办邮政、发展航运，台岛商务局的轮船时常往来新加坡、马尼拉、西贡等地，还开设西学堂、教授汉族学生外语和测绘、理化、地理，修建台北城、配备蒸汽碾路机、建设配套的电灯、铁桥、设立管理市内卫生的部门。上述种种措施直接把台湾从一个边鄙之地一把拉升成为汉地除了列强租借区外最具有现代气息的地区，福州、泉州、潮汕等历史上远比台湾富庶之地此时皆不如台，尽管刘铭传在1890年因为清丈土地导致争议而去职，但依旧功不可没。
按理说此时汉地最现代化的地方应该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南沿海、渤海湾等沿海的、人口繁茂、背靠内陆大市场之地，台岛战略地位重要、但本身体量不足、形不成大市场，理应发展不如前述之地，不过满国本身禁锢、萎靡、内斗严重影响了前述地区的发展，满国本身是满族人的民族国家、对被征服者汉族人和被征服地汉地保有极强的戒心，尤其是河北地区被满人视为在山海关内之心腹，哪怕是忠心于满国的洋务派汉奸汉臣在当地置办洋务，也要受到满蒙贵族、亲满“保守派”汉奸汉臣的刁难，唐胥铁路修建完后居然只能马拉而不是用机车驱动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台岛之地远离满蒙、铁杆汉奸们聚集的北京，外加太平天国大革命后南方地区满洲势力的影响被严重削弱，满国内相对好些的洋务派或汉族本身的势力能够有更自由发展的空间，由此造就了1874-1895年内台湾地区的大发展历程。
6、日据时代（上）
1894年，由于朝鲜争端，日本帝国和满洲清国的战争爆发，史称甲午战争或日清战争、日满战争，结果此战中满洲清国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不光在大东沟、威海两次海战、登陆战中被日军全歼了北洋舰队，其陆军还被日军从朝鲜平壤一路痛打、驱赶到汉地辽东营口，整个辽中南都被日军攻克、满国视为心腹老巢的所谓“盛京”（汉族的沈阳）也被日军兵锋直接威胁。1895年4月，被打的毫无还手之力的满国被迫与日求和并签署了《马关条约》，以放弃对朝宗主权、赔款超过2亿两白银、割让包括营口 海城等辽中南和台湾 澎湖与日本（辽中南最后因俄、法、德三国干涉而没有割让，日本则索取三千万两白银赎辽费）并对日开放多个口岸为代价勉强保住了自家的狗命。但台湾汉民并不愿意变成日本治下之民，早在《马关条约》签署前日军便攻克了澎湖列岛，待当满国割台的消息传来后全台舆论哗然“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四野”，台岛汉民群情激奋发起了反割台运动，并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台岛汉民士绅共推当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为总统，并以不愿离台的满军刘永福部等中心筹备武力抵抗日军开进。5-29日，日军近卫师团在台岛北岸三貂湾登陆，不久破基隆，唐景崧立马弃国逃往厦门，随即台北也被日军占领，但台岛汉民没有放弃抵抗，随即刘永福被众人推举为台湾民主国新总统，刘永福为筹措经费于是发行邮票、钞票。6-7月，台岛北部汉民义军活动频繁，对日军袭扰不断，甚至敢于向已经构筑了坚固阵地的驻新竹日军展开进攻，其中尤其是丘逢甲部作战最为积极，于是日军近卫师团在台北、新竹等地进行了严酷的扫荡，后世记载有40万汉族民众流离失所或身亡。8月日军向新竹以南的尖笔山、中港推进，期间遭遇当地义军和民众强烈抵抗，但日军依旧攻克苗栗，并到8-26日日军攻占了台湾首府、今台中和彰化，而在彰化地区日军遭遇了刘永福所部最为激烈的抵抗，3000义军在城外八卦山和日军激战到仅剩几十人生还，而日军战死战伤等也有上千人，任日军近卫师团师团长、日本皇族北白川能久亲王可能因此战受伤。7-9月，日军因在彰化一带陷入激烈的抵抗而推进艰难，刘永福甚至率部反攻日军占据的彰化、迫使日军放弃乡野退守彰化，于是日军一方面从国内调集第二师团增员、侵台日军兵力增加到两个师团四万人，另一方面干脆从海上迂回、连破凤山、高雄，这已不是大都靠民间募集而组建的义军能抵挡的了，最终10-19日全台只剩下台南一城，刘永福实在无法支撑，只得带着残存的部下撤回大陆，至于10-23日日军攻占台南，台湾全岛都被日军攻占，台湾民主国就此终结，11月8日日本任命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向日本东京大本营汇报“全岛系予平定”。
台岛汉族民众对日军抵抗的战果是惊人的，整个日满战争期间日军不计病死者，因战死亡者不超过1500人、计伤病者15000多人，累计击溃满国正规武装不下十余万，而台岛的抵抗者们，在满国签订《马关条约》、令台岛文武官员和军队内迁、并严令沿海“台事无从过问，所有粮械，自不宜再解，致生枝节”、试图以台岛汉民的生命财产换取满蒙本家的安稳之局面下，不仅拒绝躺平、建立了独立的政府、发动正规军与民兵七八万人为自己的命运而战，还抵御了日军长达5个月、造成日军因作战、伤病死伤近9000人的损失，且这不是结束。台岛历史上的武装抗日时代从1895年延续到了1901年，在台湾民主国失败后，一度在作战中溃散的抗日义军开始在李惟义等人统帅下以游击战形式袭扰日军，而其中最知名的便是1896年元旦当天台北周边的胡阿锦、陈秋菊、简大狮等部起义军集众合攻台北城一战，虽然作战失败，但是台北周围日军一度陷入到疲于奔命的境地，随后日本一面增加兵力、一面广设行政机构、拉拢台地乡绅土豪甚至原住民群体，到1901、1902年杀死李惟义、林少猫后才彻底巩固当地，为此日本又付出了1500以上的名士兵、警察、公务员死亡之代价。而为了征服台湾，日本则师法满蒙在台地大开杀戒。1895年7月日军在台湾桃园大扫荡，造成桃源县大溪大烧杀、汉民死260人；10月日军在台岛中南部大扫荡，有台南县佳里镇大屠杀、萧垅街慘殺等，汉民死者2万人以上；日本消灭台湾民主国后，到1896年6月因日军被云林县柯铁领导的抗日义军伏击而屠戮云林县周边村镇，汉民死者三万，而在当年1月日军还在宜兰县扫荡并杀汉民1500人以上；1898年11月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令日军在台南扫荡抗日游击队，史称“大讨伐”，期间日军焚杀乡里，阿公店地方受害最深,估计这些大讨伐、大屠杀房屋烧毁三至四千户, 半毁亦三至四千户,杀害人数在两千人到1.1万人；1902年日本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实施全台军事大扫荡，根据日本殖民政府所言，公布处刑1万1千余“土匪”；到了辛亥年汉族大革命后，台岛汉民也被感染，在1915年3月爆发了由余清芳（1895年后参加过抗日团体，后在日本殖民政府中任职，1905年参加抗日团体被日本政府一度逮捕，1908年获释）带领的、直接参与者超2000人的抗日起义，而日军则调兵遣将并在8月镇压了起义，事后在起义中心地带西来奄杀当地汉民1.2万人。1893年人口普查中，台岛人口有254万以上，但到十二年后的1905年日本殖民政府统计时，台岛的人口数据仅258万人，即使不去掉1.05万迁台日本和族人口，台岛人口等于毫无增长，这在那个高生育率、动辄过一代人口翻倍的年代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此外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报告认为，在日本最初20年统治下，台湾曾有40万人被杀害，按照比例超过十分之一的台岛汉民身死日军枪口、刺刀下，另外还有大量台岛汉民放弃家业流亡大陆。诚也，满洲清国对台湾的统治也是殖民统治，但是日本的统治也是殖民性质的，起码到满洲清国末期，出于各种客观因素台岛汉民已可以说是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而日本占领台湾后这一自主环境则被破坏的荡然无存，台岛汉民刚要从一个魔窟中解脱，却又被立马拉入另一个魔窟中，不可谓不痛苦。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