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接待上海来的朋友，地点特意选在了锦江饭店。席间朋友介绍，锦江饭店原名锦江川菜馆，民国上海滩最火的饭店之一，创始人董竹君先生更是一位传奇人物。
董竹君虽被称为“先生”，但却是位女性。印象中民国女性能当此殊荣的，不过林徽因，杨绛等寥寥几位。
董竹君
董竹君出生于上海的贫民窟，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在大户人家里做帮佣。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里，尽管父母辛勤劳作，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董竹君的弟弟妹妹因营养不良相继夭折，父亲在她9岁时，又得了一场重病。母亲长期守在病床前，仅靠借高利贷度日。不到两年的光景，欠账已经滚到300大洋，母亲迫不得已将唯一的女儿押给长三堂子做“清倌人”。
民国的青楼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最高级的叫“书寓”，里面的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长三堂子”是第二等，清倌人就是只卖唱不卖身的姑娘。董竹君天生一副好嗓子，很快闯出了名堂，每天要唱五六十场。
董竹君在长三堂子的照片，应该是她人生第一次照相
民国逛青楼的不单是浪荡子，文人雅士、社会贤达都喜欢在青楼里聚会、交际。董竹君很快遇到了一位改变她命运的男人——夏之时。
夏之时，生于四川巨富之家。17岁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认识董竹君时，他已官至蜀军副都督。董竹君回忆这段光阴：“我对镜自照，暗自欢喜，自觉相貌配得上爱国英雄。”
袁世凯在全力搜捕革命党，夏之时又是要犯之一。为躲避追捕，夏之时决定东渡日本。临行前夏之时提出要为董竹君赎身，带她一起走。但是，15岁的董竹君却拒绝了，她渴望自由，却不愿自己成为别人买卖的玩物。
夏之时戎装照
一天晚上，董竹君设法逃出青楼，与夏之时在上海日本松田洋行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后，便乘船去往日本。
董竹君在日本用三年的时间学完了高等女子师范五年的课程，然而夏之时的革命热忱却日渐消弭，尤其是1917年回到四川后，每天沉迷于金石字画和烟榻之间。
青楼卖唱的经历让她很难融入夏家的生活，同时森严的家规又让她的生活如笼中鸟一般。受新思潮的影响，董竹君坚持阅读进步书籍，关心国家大事，又在成都用私房钱开办织袜厂和黄包车店。
这一切却又是夏之时，以及当时社会所无法接受的。多次争吵无果后，董竹君提出离婚，毅然带着四个孩子重返上海老家。
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全家福
董竹君深知要想在上海滩立足，排场是必须的。她租了一整套公寓，但她带着四个孩子却只住一间，剩余房子再分租给其他人。租客中有不少地下工作者，这为她日后投身革命提供了契机。
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董竹君开启了她的创业生涯，前后开办富祥女子织袜厂、飞鹰黄包车公司、群益纱管厂。 一场淞沪会战，董竹君的所有心血都毁于炮火之中。
好在四川的一位好友资助2000块大洋，董竹君决心开一家小餐馆，将她在督军府学来的高超厨艺带到上海。不久，一家装饰高雅的“锦江川菜”开业了。
锦江的川菜既保留了四川菜的精致，又兼顾上海人的口味。为倡导女性走出家门，董竹君又大胆启用女服务员，深受各界赞许。
锦江川菜渐渐成了上海滩名流交际的固定场所，杜月笙曾因等位太久，朝服务员大发雷霆：生意这么好，为什么不扩充门面，去告诉你们老板娘，需要房子我愿意帮忙。
董竹君思前想后，认为杜月笙仅是为了自己就餐方便，并无吞并饭店之意。便在他的帮助下，又盘下了周围几间铺面，使得锦江可以同时容纳300人就餐。
1940年，董竹君因不堪汉奸与日本人的骚扰，远赴新加坡避难。抗战胜利后，董竹君重返上海，开办印刷厂，出版进步刊物。她在愚园路上的房子又再一次成为我党的秘密联络点。董竹君又利用自己的关系，成功解救多名专家学者。
晚年董竹君
解放后，为使上海能有接待外宾的食宿和会议的高级场所，董竹君毅然将经营16年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捐献给国家，此后锦江饭店开遍全国，累积接待各国元首、政要超过300位。
两家企业市值超过15万美金，折合黄金3000两，而她仅带走一套文房四宝。1997年，97岁的董竹君病逝于北京，她对子女说道：“我对人生的坎坷没有怨言，只是对爱有了一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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