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抗战期间，傅抱石先生从南京举家迁往重庆，居住在郊区金刚坡下农舍，就是他常常自署的“金刚坡下山斋”。 在金刚坡的岁月是傅抱石艺术实践的飞跃时期，同时也是成就显著的重要时期，傅抱石自谓此时期是他“一生最幸福的一个阶段”。
01
初到金刚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注：傅抱石之子傅二石）父亲所在的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往重庆。不久，国共合作成立政治部第三厅，专事抗日宣传工作，郭沫若任厅长。郭通过报纸召唤父亲前去参加三厅工作，于是，时年34岁的父亲就任三厅秘书，全家启程前往重庆。
傅抱石
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三厅决定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安在重庆市西郊群山之中的金刚坡下赖家桥。参加三厅工作的许多文化名人，如田汉、阳翰生、冯乃超、画家司徒乔、高龙生、张文元、李可染以及我父亲等，都来到金刚坡下赖家桥附近安家落户。我们家距赖家桥约二里路，是租的一个岑姓地主的房子。
父亲经常要去赖家桥全家院子，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仁商讨抗日宣传事宜。每得空闲，便回到宿舍作画、著书及搞篆刻。父亲既是画家，又研究中国美术史，还是篆刻家，他在大学里教授的也是这三门课。
1942年，傅抱石全家于“金刚坡下山斋”。
1940年9月，国共合作破裂，文化工作委员会解散，父亲又回到当时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任教，兼任国立艺专的课程。
从金刚坡到沙坪坝，来回数十里山路，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父亲都步行上班。父亲面孔清癯，身材修长，身着旧青灰色长衫，手里提着一个装讲稿和书籍的包和一把油纸雨伞，脚上是一双有些破损的黑布鞋。这是父亲出门时的标准形象。
当时的重庆，因战乱及大量人口涌入，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知识分子的收入极其微薄。生活的拮据常使父母感到窘迫。但父亲是个极其勤奋的人，生活上的巨大压力并未打乱他的工作计划。
02
金刚坡下“抱石山斋”
在金刚坡，我们生活了8年，期间，父亲创作了数百幅画，许多为世人所熟知，如《潇潇暮雨》、《万竿烟雨》、《丽人行》、《屈子行吟图》等等。父亲每于画作题上“作于重庆西郊金刚坡下抱石山斋”，于是，在人们心目中，“金刚坡下抱石山斋”成为傅抱石许多绘画精品的诞生地。
但所谓“抱石山斋”，其实连画室都称不上。它原先是房东家堆放杂物的地方，矮小阴暗，只有一张方桌，是房东借给我们吃饭用的。因此，必须等我们吃完饭以后，父亲才可以用它来作画。
傅抱石曾经居住的院子老屋
由于光线不足（只有屋顶上的两块透明瓦透点光线进来），父亲总得把桌子搬到靠门口处作画。父亲作画时全神贯注，用大笔在纸上纵横驰骋，须臾间满纸烟云。
由于渲染时水用得多，整个画面湿漉漉的，需要赶紧放在火盆上烤，烤到半干，再放到桌上进一步加工。若在夏日，父亲常常是光着上身，脖子上围着一块擦汗用的发黄了的毛巾。
金刚坡时期父亲的作品泼辣厚重，作画时用墨特别多，磨墨便成了一大任务。通常，这个任务由我母亲来承担，我与小石兄弟俩也常被“抓差”。但我耐性最差，只要有朋友叫我玩，我的心便立即离开砚台飞到树林里去。父亲每每因为墨磨得不够浓而强令我“返工”。
傅抱石在作画
我对父亲的“最大贡献”是到店铺替父亲打酒。父亲酷爱饮酒。无论吃饭、作画都离不了酒，甚至在看书、写文章，与朋友聊天时也少不了酒。他对不同的酒好像并无偏好，茅台固然为其所爱，二锅头也一样喜欢。
那时在乡下，瓶装的好酒买不到也买不起，只能买到散打的高粱酒。离我们家最近的店铺是在金刚坡下一条叫“坡脚”的小街上。每到吃饭前，母亲就交给我一个酒瓶几个铜板，我便光着脚（有时穿双草鞋）一路小跑直奔店铺。
坡脚商店现状
父亲到金刚坡后不久，刻了一方闲章“往往醉后”，细看他的作品，就会发现，父亲只在对作品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情况下，才钤上这方章。
03
“抱石时慧同观”
由于常为父亲磨墨，母亲自称“磨墨妇”。我母亲当年不仅是“大家闺秀”，还颇有才气与修养。她是南昌第一代女子中学的毕业生，又在武昌艺专学过音乐和美术，在南昌做过中学教师，既会作曲，又会画画。她看中了我父亲的“雄才大志”，放弃了自己的种种抱负，决心终身辅助父亲成就他的大事业。
在金刚坡的8年中，父亲成就了他的艺术生涯的第一次辉煌，这其中有母亲的巨大功劳。1945年，父亲为母亲35岁生日精心创作了一幅画，画上一端庄秀丽的女子立于柳树丛中，回首凝视远方，衣带飘动，春意盎然。
傅抱石与妻子女儿合影
母亲是父亲作品的第一个鉴赏者，父亲对母亲的意见极为重视。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譬如父亲得意的作品，母亲却以为有大缺陷，当时父亲会不高兴，但过了一天，我们发现父亲把画从墙上拿下来了，并重新画起来。
父亲刻了一方印章“抱石时慧同观”（注：傅抱石之妻名叫罗时慧），它的更广泛的含义是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父亲某些作品的创作。
离我们家最近的是司徒乔（著名画家）一家，在距我家不到一里一个叫“团山堡”的高坡上。司徒乔一家热情好客，我和小石经常去“串门”。
司徒乔是特地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日的，他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曾激发了人们对日寇的仇恨。他的夫人冯伊湄是个作家。他们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司徒园与小石同龄，小女儿司徒羽与我同龄，还有个女儿叫司徒双。司徒乔根据女儿的名字给他的画室取名叫“双羽轩”。
司徒乔家的“双羽轩”是金刚坡的画家们经常聚会的地方。除了我父亲，漫画家高龙生和张文元，擅长画牛的李可染也常去，谈论艺术与时政，有时还趁兴挥毫，“双羽轩”成了金刚坡下团山堡上的沙龙。
04
洋人求画
1942年10月，父亲在重庆举办了首场个人画展《傅抱石教授国画展览会》。画展只举行了三天，但在重庆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父亲新鲜而独特的绘画风格，广阔而充满历史感的题材，现代的审美情趣，潇洒飘逸的人物线条，与前人迥异的树石皴法，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
但一些思想保守者看不惯父亲这种打破传统的作品，甚至不承认这是中国画。《重庆日报》刊登了一位保守派名人的打油诗：“远看像冬瓜，近看像蛤蟆，原来是国画，哎呀我的妈！”但更多的人如郭沫若、徐悲鸿、常任侠、张安治、陈晓南等，则热情地赞扬父亲的画展，欢呼“中国画坛出现了又一颗巨星!”
郭沫若（右一）观看傅抱石作画
当时在重庆的欧美人士也对父亲的作品产生了极大兴趣。英国影响颇大的杂志《画室》在封面刊登了父亲的作品《万竿烟雨》。一些西方的外交官不仅在展场上订购父亲的作品，还邀请父亲到大使馆做客，他们把父亲比作“中国的印象派”、“中国的莫奈”。父亲则说渲染之法古已有之，宋人就很擅长此道，日本人从宋人那里学去了这一方法，我只是再把它拾回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金刚坡接待“洋客人”。喜欢父亲作品的外国朋友（有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为了求画，决定深入“金刚坡下抱石山斋”。一天上午，他们一行五六人，在我父亲的学生沈左尧的带领下，顺着田间小路来到我们家。这在当地是件空前的新闻，引起了轰动。
我们住的房子既狭小又简陋，而房东家的“堂屋”很宽大，于是，父亲出面耐心地跟房东商谈解释，终于借到了“堂屋”。
洋人进了“堂屋”后，立即开始观赏父亲的作品。客人们很快选定了自己的目标，谈妥之后已是中午，便急忙地把画作收起来，放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堂屋”变成了餐厅，上了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洋客人中，有的已在中国多年，能勉强使用中国的筷子，有的则完全不会，情急之下直接用手抓起来吃。在窗外看“西洋景”的人一阵哄笑，只听见“轰”的一声，木窗户竟被围观的人压垮了……
来源：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