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展示并梳理了徐悲鸿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史价值性的系列作品118件，分为三大篇章：
第一篇章为“民族精神”，展出徐悲鸿《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徯我后》《巴人汲水》《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师东京》等具有代表性的巨制；
第二篇章为“图稿叙事”，展出徐悲鸿为创作《愚公移山》等作品所绘的画稿与素描，其中多件图稿为首次展出；
第三篇章为“家国忧思”，展出徐悲鸿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马”“狮”“鹰”等作品以及为系列主题创作而绘制的图稿。
徐悲鸿《田横五百士》，布面油画，197cm×349cm，1930，徐悲鸿纪念馆藏
“田横五百士”取材于《史记》。秦末大乱，田横是齐王田氏族人，成为抗秦队伍中的一支。后刘邦剪灭群雄，统一天下。田横及仅存的五百余人入海岛。汉高祖听说田横很得人心，恐日后为患，故派人招降：“田横来，大者为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为保住岛上五百人之性命，田横带两名随从赴洛阳见刘邦。在离洛阳城三十里的地方他拔剑自刎，以表示不受屈辱。汉高祖以王礼葬他。岛上的壮士们闻田横已死，都拔剑自刎随他而去。司马迁感慨地写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
从1928年至1930年，徐悲鸿花费三年时间完成这幅宏伟雄壮之作。作品表现的是田横与五百壮士离别时的场景，悲壮气概撼人心魄。画中身披红袍的田横拱手抱拳，向送别人群致意。他昂首挺胸，表情严肃，眼望苍天，气宇轩昂。人群右下角有一老妪和少妇拥着幼小的女孩，仰视田横，眼神满含哀婉凄凉；有人按捺不住，举手欲言；左边满脸络腮胡子的勇士义愤填膺，全身气力都凝聚到握剑的双手之上，手臂青筋暴起，好似要把剑折断；两侍者勒马以待，马儿昂首抬蹄。画中的男女老幼构成了悲愤难当的画面节奏，寓动于静，汇成一种英雄主义气概。背影以明朗的天空和大朵白云，给人以澄澈肃穆的感觉。展现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艺术格调，歌颂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崇高精神。
徐悲鸿以历史故事为题材，意在通过田横故事，以众多的人物组织、壮阔激越的悲剧场面，借古喻今，希望中华民族仍然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启迪国民振作精神，复兴中华。
徐悲鸿《徯我后》，布面油画，230cm×318cm，1933，徐悲鸿纪念馆藏
《徯我后》取材于《书经》。夏桀暴虐，商汤带兵去讨伐，老百姓盼望得到解救，纷纷说：“徯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说：等待我们贤明的领导人，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画面上老百姓衣不遮体，大地干裂，瘦弱的耕牛在啃食着树根，人们翘首远望，眼睛里饱含着期待的目光，好像大旱的灾年，渴望天边起云下雨一样。1930至1933年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时候，徐悲鸿因痛感国土沦陷而心忧如焚，用三年时间创作这幅作品，其用意就是要借此为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发出渴望求得解放的呼声。
徐悲鸿《巴人汲水》,纸本设色，294cm×63cm，1937，徐悲鸿纪念馆藏
1937年，徐悲鸿随中央大学入蜀，目睹蜀中百姓的生活困境，他疾笔创作了中国画《巴人汲水图》和《巴之贫妇》。画作上他题写了一篇自作诗：“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忝血汗熬。”诗文充溢着徐悲鸿对于当时百姓生活凄苦的同情和悲愤之情，也体现了这位一代大师利用画笔为黎民写照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
这幅画描绘的是当时蜀地人民汲水的场景。当时百姓的生活用水都要从江中汲取，故而每日男女老幼，为了生计，很早就要到江边挑水。背着沉重的木桶，再装上满满的水，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往返多次。就这样一个极其平常的生活细节，深深触动了艺术家敏感的心灵。当时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战火荼毒，使得百姓生活更加凄苦不堪，徐悲鸿忧从中来，奋笔创作了这件国画巨制。整个画面突出物像的神韵，主题思想上寓意深刻，意义深远。技法上，用西洋画法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肌肉部分稍加皴染，在挑夫身上适当加强了筋肉体积感，突出人体的健劲有力，表现出劳作的繁重，使画面的技法有较多的变化。
《巴人汲水图》承载的已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的成就，而是一种“巴人汲水”精神，以及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将这种吃苦耐劳精神的传递。
徐悲鸿《愚公移山》，布面油画，213cm×462cm，1940，徐悲鸿纪念馆藏
“愚公移山”是中华民族的一则古老故事，描述了我们的先民坚韧不拔地与自然抗争，直至感动上天的历程。这幅巨作是徐悲鸿在印度期间完成，当时国内正处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画家本人看到中华儿女夜以继日用血肉筑成的中国与外界的唯一运输线——滇缅公路而深受鼓舞与感动，想借“愚公移山”的精神激励国人艰苦奋斗、团结一心，最终取得胜利。此画突破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传统理念，首次以人体为主要描写对象，充分展示了劳动中的裸体人物大角度的屈伸、肌肉运动之美。这幅史诗般油画的每一笔都既自然流畅又不失严谨，每根线条都被赋予了生命力，歌颂人的伟大力量。画面气势磅礴、力度空前，是中国近代人物画的一座里程碑！
徐悲鸿《群奔》，纸本水墨，95cm×181cm，1942，徐悲鸿纪念馆藏
六马组合，呈现于画面之上，构图的安排、墨色浓淡的把握都体现了画家扎实的绘画功底和极具天赋的想象能力。画家以线条和墨块简练地挥写出运动中的马群，以画面中部第三匹马为核心，传达着无坚不摧的力量。马与马之间的关系疏密有致，上下空间饱满, 显出一往无前的磅礴之势。画家将西方绘画的透视融入其中，运用颜色的轻重区分主次前后。六匹马形态各异，体态优美。画家运用重墨、重色和高光处留白的部分产生对比，使最前面的一匹马最为突出。右边第二匹马与左边第一匹马墨色稍淡，拉开了和最前面马的距离，中间两马一灰一棕，使用轻重不同的墨线，形象地表达了马的动态。最远处的马，我们只能看到寥寥几笔绘出的马头，虽然极其概括，观者却能感觉到四肢躯干的位置和体会到它们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强大冲击力。画家运用了大角度透视造成的力度，夸张了马腿长度，尽现了骏马风驰电掣之势。作品奔放而沉雄，体现出徐悲鸿创作的浪漫主义情怀。
徐悲鸿《会师东京》，纸本设色，113cm×217cm，1943，徐悲鸿纪念馆藏
《会师东京》是一幅取自谐音之意的寓意画。怒吼的群狮代表了中国和反法西斯同盟，它们个个英姿勃发，双目怒视前方。绷紧的肌肉、粗糙的鬃毛和身体厚重的质量感，使画面洋溢着刚劲雄强之气。众多的狮子会师于日本富士山山巅，预言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各国的胜利必将到来。画面以灰暗色调、战云密布、风起云涌的氛围映和着群狮的威猛，说明正义的力量必将胜利。一轮红日即将从地平线上升起，喻示着民族斗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到来。此画极富艺术想象力，也极具时事上的预见力，正如画家在题词中所说：“虽未免言之过早，且喜其终将实现也。”
徐悲鸿《国殇》，纸本设色，107cm×62cm，1943，徐悲鸿纪念馆藏
徐悲鸿以屈原九歌中的《国殇》为题，讴歌为国奋勇杀敌的战士，图中士兵正在追击敌人，挺矛刺向敌人与扬臂猛击敌人的士兵呈两条运动线，强化了画面的视觉张力，画家巧妙地将众多人物设计成纵深透视般的几层，利用相互之间的遮掩，既烘托出如火如荼的激战场面，又突出主要人物，有以一当十的效果。飞蝗一样的箭矢，射向各个方向，战场的凶险是如此之真切，使人倍感战争的残酷与激烈。
徐悲鸿《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纸本设色，352cm×71cm，1949，徐悲鸿纪念馆藏
作为第一个新中国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徐悲鸿在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传来南京解放的消息，全场沸腾,为中国人民鼓掌欢呼。中国代表被举到空中，场面感人至深，徐悲鸿当即构思了这幅巨作。用中国水墨描绘如此人物众多的真实场面，这是中国绘画史上从未有过。徐悲鸿为此作了大量准备，为郭沫若、田汉、马寅初、邓初民、翦伯赞、丁玲、肖三、古元等作了数十幅肖像写生。画面上中外人物多达百余个，郭沫若等被外国友人举在空中，中国代表们与表示祝贺者握手、拥抱，楼上的代表和底层的代表一起鼓掌。这幅巨作为中国文化界的志士仁人和外交事业的开端留下了精彩的写照。
徐悲鸿《愚公移山》，纸本设色，144cm×421cm，1940，徐悲鸿纪念馆藏
“愚公移山”是中华民族的一则古老寓言，体现了中国人民坚韧不拔地与自然抗争，直至感动上天的精神。《愚公移山》这幅巨作是徐悲鸿在印度期间完成的，创作此画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但画家坚信中华民族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艰苦奋斗，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画家创作此画花费了三个月时间，他突破了传统绘画的格局，把众多剧烈运动中的裸体人物引入中国画。在画家笔下，不同年龄的人体有着不同的美感，不论是挥动锄头的大肚力士的一身膘肉、还是青年男子耙地的紧绷筋腱，还是儿童的稚嫩光滑，老者的瘦骨嶙峋，都反映出肌肉强烈的屈张美感。水墨的浓淡晕染，使每人肤色各异，产生了轻重节奏。远看此画，令人感到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气氛热烈；近看则细部充实精到，无一懈笔。它是徐悲鸿大型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作。
徐悲鸿《奔马》，纸本设色，130cm×76cm，1941，徐悲鸿纪念馆藏
1941年，徐悲鸿赴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举办画展，将卖画所得巨款全部寄回祖国支持抗战。1941年8月，中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他十分关心国内的战况，希望此次会战和第一次一样能够取得胜利。故画这幅奔马，表达自己的心情。这是一匹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的骏马，画家取大角度透视的手法，描绘了腾空的一只后腿和交叉在一起的前腿，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奔马的速度，听到了马蹄蹬踏之声。
徐悲鸿《侧目》,纸本设色，111cm×109cm，1939，徐悲鸿纪念馆藏
此画绘于徐悲鸿在新加坡为抗战筹款之时，把虎视眈眈、张嘴露牙的毒蛇喻为日本侵略者，炯炯有神的瘦狮则象征着中华民族，虽然受到了威胁，但目光中充满对于敌人的鄙视，并不把毒蛇放在眼里。此画运用了焦点透视法，以突出雄狮的头部和向前迈出的利爪。动物形象逼真，有呼之欲出之感，墨线和皴擦、渲染结合完美，浑若天成。
徐悲鸿《泰戈尔像》，纸本设色，51cm×50cm，1940，徐悲鸿纪念馆藏
《泰戈尔像》是徐悲鸿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泰戈尔是印度文豪，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诗歌、小说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徐悲鸿应他之邀于1939年去印度讲学。这幅肖像画是在当时为泰戈尔所画多幅速写的基础上创作的，体现了画家扎实的写实功底，这幅中国水墨肖像可与西方油画的写实效果媲美。画家对人物的塑造完整、浑厚，衣纹线条的组织优美流畅，通过墨线的穿插和疏密浓淡的变化表现出银色的须发和厚重的长袍。对双目的刻画尤其细致入微，泰戈尔凝视着前方，好像在构思新的诗篇。诗人一手握本，一手拿笔，动作自然生动，极具神情，它们似乎也在传达着泰戈尔的思想，与脸部表情互相呼应。一片树林作为浓郁的背景，衬托着沉思中的诗人。两只小鸟站在树梢上，与他相伴，真是一派安静祥和的景象。这张画突破中国肖像画不涂背景、留出大片空白的传统手法，以强烈的诗情画意引人入胜。
徐悲鸿《马》，纸本设色，109.6cm×36.1cm，1948年，中国美术馆藏
徐悲鸿的《马》系列作品在中国堪称家喻户晓，此画代表了徐悲鸿画马作品的上乘之作，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绘一马饮水于河边，意境悠远。马的用笔简练，墨色酣畅。其透视角度极难刻画，但是画家以其娴熟的写实造型手段结合中国画写意笔墨，较为完美地体现了这种造型、结构与笔墨、意蕴的有机融合。饮水马不同于徐悲鸿奔马、立马所彰显的民族精神，在这里更让读者体会到一种浓厚的诗情与意趣。
徐悲鸿《小猫》，纸本设色，108cm×36.9cm，1938年，中国美术馆藏
徐悲鸿爱猫，曾在家中养过许多只猫。他自己甚至说在其动物画中，猫画得最好。这幅《小猫》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画立于奇石上的一只黑白相间的小花猫，它正在回眸一瞥，两眼十分有神，将徐悲鸿所倡导的“惟妙惟肖”艺术观表达得颇为到位。此画有笔有墨，对于结构与细节刻画得决不含糊，猫身上的墨块以及块石则是大写意的，堪称以形写神的典范之作。
主办单位：中国美术馆、徐悲鸿纪念馆
展览场地：1、8、9号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