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远华集团实属赖氏家族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具体操纵“远华”走私勾当的相当大部分是赖氏家族成员。
可就在专案组进驻厦门期间，由于内奸通风报信，赖昌星走私集团成员先后3次大规模地销毁、转移有关单证、帐册等犯罪证据，随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撤逃，仅赖氏家族成员逃往境外的就达17人。
就当赖氏成员作鸟兽散的时候，一个人却留了下来，他就是赖昌星的大哥，赖文峰的父亲赖水强。
赖水强本不是集团的核心人员，却一跃成为了集团的“老大”、“代总管”，负责善后。
但是，面对集团树倒猢狲散的败象，这位“末代老大”也回天乏术，65天后，被捕。
时年，赖水强刚好53岁。
赖水强属于生在旧中国，长在新社会的那一代人，思想里传统的东西还是占主导地位。
赖昌星刚做走私生意时，作为大哥的他就提醒过：“我总感到你这是变着法子和国家玩猫腻……你玩过了头，总有一天国家要找你算帐的！”
赖昌星笑大哥思想太保守，与改革开放不合拍，说大哥这是杞人忧天。
看着赖昌星越来越发达且安然无恙，赖水强算是明白了道理，赖昌星朋友越交越多，生意越做越大，捞钱越捞越猛，且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对他捧着，顺着，没见过他有什么闪失呀。
想明白后，赖水强开始着急：本是同根生，相差何其远。
你们三兄弟（赖昌星、赖昌标、赖昌图）全是“远华”董事会成员，你们正大碗吃肉，还不兴也给我一杯羹。
就此，赖水强跟着登上“远华”贼船……
被逮捕后，赖水强几次在办案人员面前重申他的观点：看来人的世界观是个危险的阵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去占领的话，资本主义想必就要乘虚而人，要去占领。这个教训值得总结。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赖水强又背诵起毛主席诗词，他说他要“挽救家族”。
1999年12月24日，赖水强给专案组领导写了一份《特别请求书》，希望解除对自己的监视居住，予以取保候审。
赖水强在《请求书》中如是说：
为更好地协助专案组开展工作，我谨向专案组领导请求将我解除监视居住，予以取保候审。
我可以拿30万元人民币作为保证金。我知道，就我所犯的罪行，根本是不可以取保候审的，但请专案组领导要信任我，我会做大量的工作。
我保证15天内动员赖昌图（弟）、赖秋菊（妹）、赖文峰（大儿子）、赖文曲（小儿子）、黄克臻(女婿）等5人投案。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有把握。
假如我做不到，我愿意接受专案组的处罚。同时会积极提供线索，协助专案组对赖昌图等人进行抓捕。另外，我还会积极搜集陈文远等人的犯罪证据，打探他们的行踪及落脚点，争取协助专案组早日将他们绎拿归案。
至于赖昌星，前段时间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他思想摇摆不定，曾表示适当时候写信给专案组，反映一些情况。我可以进一步做他的工作，动员他回来投案。
假如他还有顾虑，不愿回来，我可以劝他在国外写好材料寄回来，交待他自己所犯的罪行并检举揭发他人，提供证据，还可以让他在国外较为安全的地方接受专案人员的调查、讯问，协助专案组开展工作……
最后，我保证在取保后，遵守法律规定，严格保守秘密，积极工作，请专案组领导放心，我保证做出成绩来。
赖水强把《特别请求书》递交上去后，就意识到这是自己一时感情冲动的产物。
专案组能否完全相信他的话？能放他出去？他真的没有把握。
可不管成还是不成，赖水强还是盼望着专案组早日有个回音。
专案组为此经历了激烈的讨论，领导最后表了态：原则同意此方案。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随机应变。
赖水强
“赖水强，你的‘请求’已得到批准，专案组领导已同意你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今天你可以回家了。” 赖水强早晨刚起床，正准备洗漱，侦捕组小姜推门进来，告诉他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对此，赖水强激动不已，一再表示，他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去做，绝不辜负专案组领导的期望，他会争取有更多、更大的立功表现。
当天午饭后，赖水强即被送回了晋江烧厝村老家。
妻子林乌圭看到丈夫回来，喜出望外，高兴地不知所措。
赖水强则独自一人坐在屋里片刻，随后里屋外屋不停地走动，这久违的家使他陡生一股亲切之感，也使他触景生情萌发了许多感慨。
吃晚饭时，赖水强对妻子谈及自己的打算，并要妻子配合他一起想办法动员儿子回来投案自首。
林乌圭思想虽有所触动，但仍担心儿子回来等于自投专案组的罗网，没有好下场。
赖水强苦口婆心做了许多工作，妻子同意过几天让他与远在澳大利亚的赖文曲通个电话。
晚上睡觉前，林乌圭将赖水强脱下的衣服、裤子拿过来，里里外外、边边角角全摸个透，说是担心专案组会在上面安装窃听器。
林乌圭一无所获，但仍不放心。
她强调说，电话还是不能在家里打，怕是不安全，还有，父子要通话可以，但得由她亲自拨号接线。
总之，她不会把儿子在澳洲的电话号码直接告诉赖水强。
赖文曲是赖水强和林乌圭夫妇俩最宠爱的小儿子，是个孝子，参与走私。
10月18日，当他得知父亲赖水强被捕以后，他被深重的恐慌所包围，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连夜乘“大巴”赶往深圳，第二天从罗湖口岸出境逃往香港。
赖文曲寄居在姑妈赖莲治家里，但香港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他想办法办理了赴澳大利亚的签证手续，于11月8日登上从香港飞往悉尼的班机，开始了同样忐忌不安的境外逃亡生涯……
林乌圭带着赖水强到镇上俱乐部旁的公共电话亭打电话。
林乌圭拨通号码，她先与小儿子说话，说着说着声音开始硬咽。
赖水强的眼睛顿时也有了酸涩之感，他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接过话筒，与儿子叙起家常。
赖文曲一听父亲的声音，又惊又喜，在电话里抽噎着：“爸，你出来了？你没事了？”
怎么会没事呢？论走私数额和罪责，他赖水强杀头都够格。
他告诉儿子，因为自己认罪态度好，又有立功表现，专案组给办了取保候审手续，还答应，如果能积极主动动员亲属回国投案自首，可考虑将来追究刑事责任时给予特别宽大的处理，兑现政策。
赖水强劝导着：“阿曲，你已经跑出去4个多月了，这不是办法呀。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听爸的话，赶快回来投案自首吧。”
赖文曲从小养尊处优惯了，远离家庭、父母，在澳洲过着寄人篱下、心惊胆颤的生活，他思想负担太重，害怕被抓回来，4个月消瘦了近10斤。
他想回来自首，但又不清楚专案组的政策。
他在电话里向父亲诉说自己的惶恐心情，他答应父亲，会考虑回来投案自首的。
几天后，赖水强再次拨通儿子的电话，转告专案组的明确态度，如果他能主动回来，坦白交待问题，不关不押，给予取保候审，和父亲一样先回家，且会考虑从轻处罚。
在距离2000年传统新春佳节的前夕，赖文曲终于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选择回国投案之路。
他从澳州经香港转机回到阔别多日的厦门。
这天是1月29日，赖文曲走出机场，一眼看见等候门口的父母双亲，泪水一下子盈满了眼眶。
赖文曲哭了，赖水强夫妇也哭了。
第二天一早，赖文曲在其母林乌圭的陪同下，到专案组投案自首。他“和盘托出”，交待了他参与远华公司走私的犯罪事实，并供述所知道的一些内幕。
专案组兑现政策，随即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赖水强儿子赖文峰
下午，侦捕组刘处等人陪同林乌圭、赖文曲返回晋江烧厝赖宅。
赖水强十分激动地对刘处说：“谢谢刘处，谢谢专案组！”
赖水强告诉刘处，他几次与小弟赖昌图通电话，做工作，可赖昌星在加拿大那头也常与赖昌图联系，他也在做相反的工作并施加压力。
“阿图目前仍未消除恐惧心理，他举棋不定，顾虑重重。想回来自首，可又担心会被判死刑。”赖水强希望刘处能在适当的时候与阿图通个电话，向他讲明专案组的政策。
刘处答应了。
回还是不回？自首还是继续逃亡？究竟选择哪一种？这两种选择的结果又是什么？有多大的差别？
赖昌图这半年多来脑子里转得最多的恐怕就是这些问题了。
他是1999年6月20日携妻子带儿女从厦门飞往香港的。
他们一家和赖昌星一家一起走的，当初三哥说得很肯定，出去只是暂时的，避避风头，顶多3个月就能回来。
因为是短期行动，所以没有什么准备。
当时国内有几家客户欠他大笔汽车销售款，他没来得及讨债，便匆匆出境去了。
那些欠条现在还搓在手里，想想真是窝囊透顶。
3个月快过去了，没想到风声越来越紧，赖昌星知道形势不妙，8月份早跑加拿大去了。
走时留了话：“看来大陆是回不去了，就连呆在香港都危险。你还是想办法跑国外吧。”
跑国外？国外那么大，跑哪个国家？怎么个跑法？
香港的朋友帮他出主意，花7万多元港币，可办理孩子赴澳大利亚的留学手续，他们也可以顺势去澳洲。
赖昌图有3个孩子，大女儿17岁，儿子13岁，小女儿6岁半。
为了保命，也为了孩子，他和老婆商量，只能孤注一掷了。
为了筹款，老婆把戴在身上的钻戒、手链、项链都扒下来拿到当铺去换钱。
好不容易凑足20万港元，扣除7万交学费，2万多交办理签证的手续费，也就剩下11万左右，再兑换成澳元，差不多是1.2万元。
9月18日，赖昌图兜里揣着1万多澳元，带着老婆孩子，从香港飞往澳洲。
他们一家住在澳洲柏斯市一位朋友家里，朋友叫“阿群”，也是晋江同乡人。阿群在当地开了一家蔬菜专卖店，他提供一间原来堆积杂物的房间给赖昌图一家住，不收房租，但条件是赖昌图每天要在店铺里帮他搬货、捡菜、打杂。
阿群碰到生意兴隆时会拿些小费给赖昌图，但事先说好的，不给工资。当然，店铺里当天进的青菜卖不出去的话，阿群会让赖昌图捡些回家炒着吃。
赖昌图除了在阿群家当帮工，没事的时候就到海边捞鲍鱼、抓螃蟹，给家人添些荤食。
赖昌图
他现在想得最多的是老婆和3个孩子，他不希望老婆为他担惊受怕，更不希望无辜的孩子跟着过贫困潦倒的生活。
大哥赖水强在大陆这头，三哥赖昌星在加拿大那头，他们两头拉锯战，各说各的理，他被夹在大陆和加拿大中间，左右为难，矛盾之极，痛苦万分。
大哥在电话里劝他回国自首，说是专案组已作出承诺，若是他3月底以前回国自首，定会得到宽大处理。
可三哥却在电话里咆哮：“你如果嫌活得不耐烦你就回去，肯定死路一条的。”
而赖昌图在电话里对赖水强说：“大哥，我真的害怕极了。我想自首，可我知道自己罪行太重，我害怕回去被判死刑。”
赖水强在电话里反复说明专案组的政策，他听得出，大哥已完全相信专案组，相信那个叫刘处的专案人员。
赖水强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表示了忏悔，同时要他认清形势，不要心存幻想。
赖水强对他说：“我昨天刚与阿星通了电话，我跟他说了，你怎么还不清醒呀，我们“远华”星光灿烂时，好些人都想来温暖一下，现在雷响了，雨下了，他们拿着雨伞全都跑了。阿星在电话里直叹粗气。可事到如今，你竟然还和阿星一样异想天开，利令智昏，死不改悔……一个人跌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没有勇气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而是选择逃避……”
他打断大哥的话，说这些话不像是你说的呀。
赖水强承认，这是刘处说的话。
又是刘处。
他要求与刘处通话，赖水强把刘处的号码告诉他，他想都不想直接给刘处挂了电话。
他不知道刘处长得怎么样，多大年纪，但这些都无碍大局。
关键的是他从刘处谈话的声调、气息里捕捉到一种感觉。
那种感觉很朦胧、很微妙、很特别、很实在，是一种他身上固有的、内在的东西在往外释放，那种东西能抓人、能感染人，使你不知不觉听从于他，对他产生信赖。
刘处思路清晰，替他分析选择自首与逃亡所能引发的两种不同的结局。
那次谈话的效果是，让他明白，自首是他唯一的出路，是他能够得到解脱，获得新生的惟一途径。
赖昌图事后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次我本想与刘处谈两分钟话，只想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回来自首会免于杀头吗？你刘处敢保证我不被判死刑我就回来，你们专案组真能说话算数？我知道我是在赌命，可刘处他在跟我赌心理，我佩服他。他的实在和真诚感染了我，于是那次谈话整整持续了25分钟。”
2000年2月28日凌晨1点，赖昌图终于突破迷惑缠绕的“重围”，丢下境外的妻子和3个未成年的孩子，踏上了澳洲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中午12点半，他从新加坡转机飞抵厦门高崎机场。
大哥赖水强和专案组刘处等人到机场接他，这叫他又感动又伤心。
40岁的赖昌图竟然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他握住刘处的手，感慨地说：“我是被你召回来的，是你给我指明了一条生路！”
烧厝赖氏老宅
“逆用”和“劝降”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效应。
2000年3月8日，赖昌星的外甥陈文远主动向专案组投案自首； 3月9日，畏罪潜逃半年多的黄克臻，在其岳父赖水强，小舅子赖文曲的动员下，从藏匿地深圳赴厦门投案。
政策与亲情的双重“感召”，赖文峰等10多人也先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等地返回家乡，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在厦门特大走私案第一批案件一审公开宣判中，多人被判处死刑，而到案的赖氏两兄弟却被法院从轻处罚，赖水强被判了7年，赖昌图，被判了15年，免于一死。
为此，社会一片哗然。
人们愤愤不平，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既然是赖昌星集团走私，那么为什么到头来制裁的均是政府官员和一些帮忙跑腿的走私犯，而对赖氏家族成员竟判得如此之轻。这不能不说是个焦点问题，也是个敏感问题。
赖昌图、赖水强、黄克臻、陈文远等赖氏家族成员们均是远华走私犯罪集团的骨干力量，他们参与了汽车走私、香烟走私的策划、组织和具体操作。
他们的到案，为远华集团汽车和香烟这两大走私案的告破和移送起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试想，假如没有专案侦查人员对“代总管”精心设计的特别抓捕行动，假如赖水强到案后，没有侦捕组半年多来费尽心机的努力、教育和感化，通过其赖氏家族长兄的身份和影响力，“劝降”赖昌图等10多个家族成员投案自首，那么，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也就不可能那么快被分化、瓦解，乃至被彻底摧毁。
赖水强
之后，除了赖昌星夫妇和赖昌星姐姐赖秋菊外，其余赖氏家族成员基本到案。
从这一点上说，赖水强确实做到将功赎罪，法理该认同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