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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谷歌发生了一场2万名员工参与的世纪大罢工。事发前一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报道，称安卓系统创始人安迪·鲁宾因性骚扰行为指控而离职后，谷歌公司向他支付了9000万美元的赔偿金。文章进一步报道说，谷歌还保护了其他被控有类似行为的人。
这次大罢工表明，谷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帮助谷歌员工创造出突破性产品的通信工具现在显示出了另一面。无论在哪里，只要这些工具存在足够长的时间，都会引发没有统一组织的反抗运动，并随后引发两派观点与意见的相互对立。现在，谷歌自身也开始经历这些力量的冲击。
大罢工的开始与以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革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女性大游行运动为代表的“网络化”抗议活动非常相似，都是由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发起的一系列社交媒体活动。虽然这次运动针对的是一家公司，而不是一个独裁者或一个腐败的政治体系，但其最初始的故事有许多相同的特征。
《纽约时报》的文章刊出后，许多谷歌员工都被激怒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一名控告者表示，鲁宾在与一名同事的婚外恋情中，曾强迫她进行口交。鲁宾否认了这一指控，像英雄一样离开了公司，带走了一笔丰厚的离职赔偿金和拉里·佩奇的公开祝福。佩奇写道：“我希望安迪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切顺利。他创造了安卓这个真正了不起的系统，后者已经拥有超过10亿的用户。”
读到这篇报道后，YouTube产品营销经理克莱尔·斯特普尔顿十分震惊。对她来说，令人惊讶的不仅仅是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而是这样的事发生在谷歌。她说：“（这样的事）与谷歌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文化比肩而立，这令我感到十分震惊。”
之后的一天，斯特普尔顿一直关注着内部一个名为 “谷歌妈妈邮件通信组” 成员的反应。在这个通信组中，她的同事们匿名分享自己受骚扰的经历、在人力资源报告过程中令人感到精神崩溃例子，以及受到歧视的故事。整整一天阅读这些信息后，她决定采取行动。
斯特普尔顿向 “谷歌妈妈邮件通信组”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提出了应采取大规模行动的想法。“我想知道我们应如何利用我们的集体影响力......如果团结起来，我们能做些什么？” 她写道，“抗议？罢工？或是给桑达尔写公开信？谷歌的女性（及其朋友）现在真的是怒火中烧，我想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一点来迫使一些真正的改变发生。”
第二天，斯特普尔顿创建了一个新的 “女性散步”（Women’s Walk）邮件通信组，以便协调集体行动，并随时与妈妈邮件通信组分享信息。她说：“我立刻知道我们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人们蜂拥而至加入这个通信组，并且开始在此表达强烈的愤怒。”
当通信组的成员开始准备向领导层提出的诉求时，其中一个成员创建了一个谷歌文档来追踪这些诉求。人们以真正的谷歌方式进行这项工作，文档中同时有数十个人添加自己的诉求并对其他人的意见做出评论。除了文档和邮件通信组，这个新兴的运动还使用了一个内部谷歌网站来为同事们提供最新信息，并使用谷歌电子分享表格来汇总联系人信息。这次罢工的组织者（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谷歌的工具上公开进行的，并且使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
斯特普尔顿说：“我们真心认为这是一个谷歌时刻。我们必须要承认，谷歌文化为我们创造了这样做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已经如此习惯于在谷歌的邮件通信组和谷歌内部网站上展开辩论，人们不断地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这是文化中好的一面。”
在斯特普尔顿创建她的邮件通信组不到一周后，他们号召那个星期四举行罢工。“这是一次完美的协作，” 她告诉我，“它让我想起A型性格的人和学霸的行事风格，特别是当这些人身在谷歌，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时。”
皮查伊这次也侧耳倾听了员工的呼声。在罢工举行前，他给员工发了一封公开信，为公司在前一次会议上不痛不痒的回应表示了歉意（当时谷歌领导团队只是敷衍地说了声“对不起”，随后便转到了谷歌相册的演示环节），并表示他十分重视公司对不当行为采取更强硬的态度。然后，他告诉员工，在罢工期间，他们会得到所需的支持，他会把他们的意见放在心上。“你们中的一些人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希望我们能进一步改进我们的政策和流程，”皮查伊写道，“我听取了你们的所有反馈，以便我们能将这些意见付诸行动。”
到了罢工当天，斯特普尔顿的邮件通信组已经有大约2000名成员，她和其他组织者都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参加。他们呼吁，谷歌全球各地办公室的员工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准时离开座位罢工，从而形成“滚滚雷声”的接力行动。罢工行动首先发生在亚洲，日本、新加坡和其他地方的许多谷歌员工参加了罢工，接下来是欧洲、纽约和山景城。到当天结束时，共有约2万名员工参与了罢工行动，是斯特普尔顿通信组人数的10倍。在各个地点，谷歌员工使用扩音器分享了他们的不公平遭遇一一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无法申请官方许可。
“尽管还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人们充满了兴奋，陶醉于集体的力量。” 斯特普尔顿说，“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是一股巨大力量的强大展示。”
这次罢工行动并没有让任何一方都完全满意。谷歌的领导层被自己的员工所羞辱。现在，它必须考虑如何面对一支不稳定的员工队伍。
而对那些参加了罢工行动的员工来说，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得到了满足，即结束对现任雇员的强制仲裁。与“占领华尔街”和“女性大游行”行动一样，他们抗议活动比较分散，提出的诉求也五花八门，例如，其中一项诉求是要求董事会中有员工代表。但是，除了威胁进一步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几乎没有权力让这些诉求成为现实。
我问斯特普尔顿，他们的罢工行动如何能够避免像“占领华尔街”运动那样的命运，那场运动在取得了小幅让步后最终失败，而她告诉我这并不是重点。“我们并不是真的要像这次罢工展现出的那样， 一直步调一致地行动。不会真的出现那种情况，” 她告诉我，“我们在某个邮件通信组上有2000个成员，但据估计有2万人参加了罢工行动。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以及如何联系他们。实际上，没有人会真的认为这将是一场持续的运动。但我怀疑，如果某天发生新的事件，它又会被重新激活。”
就像大多数抗议运动一样，尤其是由社交媒体推动的分散性抗议运动，谷歌的抗议运动随后变得颇为混乱。当我们在山景城谈话时，我曾问肯特·沃克，谷歌是否认为这些运动富有成效。“总的来说，开放、反馈和员工参与的文化与我们创造的创新文化紧密相连，”他告诉我说，“我们对这一点十分重视；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使之能够大规模地发挥作用。”
沃克暗示的是，谷歌正在重新构想其内部通信网络应该如何运作，而谷歌公司很快就发布了一项政策，不鼓励发表政治性言论。据两名女性当事人透露，谷歌也对斯特普尔顿和另一位罢工组织者梅雷迫思·惠特克进行了报复，两人最终都离开了谷歌。事件发生后， 到2018年年底，谷歌员工对皮查伊及其领导团队的信心指数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
谷歌的员工运动以及谷歌对这些运动的回应令现任和前任员工开始怀疑，公司的文化在其达到十万名员工的规模后能否持续下去。在大罢工运动之后，谷歌的领导层也在这个问题上苦苦挣扎。皮查伊和他的副手们已经降低了公司的开放性，缩减了TGIF的规模，并解雇了一些积极分子，这些举动旨在保护谷歌文化中好的一面，同时减少争议和抗议行动。但若想两者兼得无疑很难。
最终，皮查伊将不得不做出决定，他是想保持透明，处理由此引发的员工抗议活动，还是废止这一企业文化，并承担由此引发的后果。对谷歌来说，更加开放和辩论只会帮助它在未来做出更加深思熟虑的决定。同时这还将使它保留集体智慧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无论在有时候多么难于管理，正是谷歌能够通力协作，解决像“助理”这样复杂项目的原因。如果没有它的通信工具及其相关的开放性，谷歌的名字可能不再是一个动词，而是成为像Lycos、AltaVista、Ask Jeeves 等公司一样，曾经在搜索领域名噪一时，最终黯然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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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坎特罗威茨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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