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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战争幸存者,相依为命四十年



温煦的阳光洒在公园草地上,孙女冉冉坐在新买的电动汽车里玩得很开心。远处,许多年纪与我相仿的人跳着广场舞。

人到老年,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折腾,那就跳吧。妻子凤英也加入广场舞的行列,年根儿底下,各种文艺汇演忙得她不亦乐乎。

电影《芳华》热映,怀旧风在五六十岁的人群中间流行起来,广场舞配乐从最初的网络口水歌曲,改为《中国范儿》《中国梦》,现在又成了《绒花》《沂蒙颂》。

凤英问我:“《芳华》演的是不是你战场上的经历?”

我看着电视上滚动的新闻资讯,随口回答:“算是,也不全是。”

“战争太残酷,人还年纪轻轻的,不是死掉,就是残废,太不值。”

“你懂什么,值不值是你说了算的?”我关掉电视站起来,扭头走进卧室。

“老了脾气还长了。”凤英笑着说。确实,我俩恋爱、结婚几十年来,这样斗气的情况极少。

我与凤英恋爱那个年代,人人都崇拜军人。那时凤英在纺织厂上班,我每次要去接她下班,便得按照嘱咐先穿上军装、戴好勋章。

走在路上,别人看了会羡慕:“凤英,你男朋友居然是解放军!”

“当然了,还立过功呢。”凤英每每昂起头,自豪地回应对方。

凤英知道我立过战功,却对战场上的事情知之甚少,经常缠着我讲些给她听。我告诉她:“当年在战场上,热得要死,汗水不住地流。不仅如此,丛林茂密,偶尔有毒蛇出没,咬上一口,人就没命了。”

“这么可怕。”梳着双马尾辫的凤英紧紧挽住我胳膊,那油光明亮的头发衬得她的鹅蛋脸愈发小巧玲珑。

多年过去,我忙着讨生活,忙着过日子,忙着把孩子拉扯长大,于喘息间隙,才惊觉自己不再是那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这些年,我一直不太敢回到那个南方边境小城,我们出发的地方。

我冲锋上去,用枪指着战壕里的敌军士兵,吼道:“诺松空叶(缴枪不杀)!宗堆宽洪毒兵(我们优待俘虏)!”他们灰溜溜把枪举过头顶。

总攻结束后,我和张跃进押送十几名敌军俘虏到后方。途中,俘虏们说着我俩听不懂的话,把捆在手上牛皮绳挣来挣去。

跃进急了,横枪对他们喊:“再不老实,全都把你们突突了。”

我劝他:“他们又听不懂,只听得懂‘宗堆宽洪毒兵’。”

我是副班长,他是我班里的战士。那时跃进19岁,我长他两岁,从同一个省去参军,他算是我小老乡。

后来转业,跃进去县化肥厂当工人。他开玩笑说,自己是山区来的孩子,小学没毕业,所以坐不了办公室。而我则在七八年后成为计生委的小科长,很风光。

转业后再次见到跃进,是有一年他提着两只母鸡和一筐鸡蛋,进省城寻我。他变化很大,身子黝黑粗壮,脸上皱纹密布,看起来像个年已不惑的农人。

跃进说话扭扭捏捏,许久才讲到点上,原来他违反了计划生育规定,那次来寻我是想求助。妻子头胎生下一个女儿,28岁法定二胎年龄时生的也是女儿,跃进母亲一直催夫妻俩生儿子。

这年跃进的妻子终于生了儿子。跃进把儿子挂在弟弟名下,计生干部罚弟弟的款,他代缴了。那一千元钱与两年的工资相当,可他觉得这样换回来一个儿子接续香火,还是值的。原本这事掩盖得挺好,没多少人得知跃进偷生了儿子,直到有人去告发他,县计生委一纸公文下来,跃进所在化肥厂将其辞退。

跃进希望得到我的帮助重返岗位,我心知这事不易,只好如实相告,答应想想办法。这时凤英煮好了水饺,我招呼他:“多吃些,吃饱了,我们再想辙儿。”跃进也不客气,凤英做的六七十个水饺,他吃下一大半。

夜间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凤英察觉,问我:“是不是为了跃进的事情犯愁?”

“是,现在规定很严,查得也很紧。” 我回答凤英,“你先睡吧。”

漆黑的夜里,当年一起押送俘虏时,跃进救我的场景不断浮现在眼前。

押送俘虏那天夜里,我和跃进轮流守夜。我当班时打了盹,两名敌军俘虏用脚把我的枪拨过去,之后夹着枪杆,想用刺刀偷袭。我命大,跃进忽然醒来,一把将我推开,刺刀扎到我身旁树干上。跃进站起身,对那两名俘虏拳打脚踢,打得他们鼻青脸肿。

我赶忙把他拉开,告诉他:“打死了我们不好交差。”

跃进这才停手,骂道:“他娘的!”

事后,跃进告诉我,他睡得浅,双眼没有紧闭,朦胧中听见周遭有什么东西窸窣作响,接着看见俘虏挤来弄去,想把我的枪弄去。起初他以为是白天过于疲乏,现在正做恶梦,刺刀就要捅过来那一瞬,他才意识到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硬撑起来推开我。

把俘虏押送到收容所,我和跃进被认定立功了。半个月后,连指导员来找到我俩核实情况,因为俘虏跟翻译告状说遭到虐待。我和跃进把前因后果告知指导员。两天后,指导员再次出现:“上级经过慎重考虑,为大局着想,决定把授予张跃进的三等功收回。”

我上前争辩:“难道要我们活活被俘虏杀死?跃进在战场上击杀那么多敌人、冲锋炸掉一座碉堡,都不算数了吗?”

指导员安抚我:“希望你们不要闹情绪。”

为此,我一直觉得亏欠跃进。他转业时因为没有勋章,被安排到老家工厂上班,我则进了省城计生委。临别之际,跃进安慰我:“回老家挺好的,老娘指望我养老送终,再者说我是个粗人,不像你文化人懂得舞文弄墨。”

分别一年,跃进来信,他即将结婚,希望我去参加。那时我工作忙,回信恭喜他,但没法前去,我便在信中承诺,等生孩子一定到场祝贺。随信寄去两包大前门香烟。次年,他再次来信,他妻子生下一个女儿,邀我喝满月酒。可我仍旧走不开,只因正与凤英谈恋爱,回信说工作太忙,并且给他寄去六盒饼干和一罐奶粉。

从往事中回过神来,已经深夜。次日上班,我拿了两条中华烟,带着跃进去见计生委领导。我询问领导,跃进是老兵,为共和国拼过命、流过血,比较特殊,能不能放宽。领导说,法律面前没有私情。

“我从未因私事求过领导,只希望领导这次能通融。”

领导回复:“如果是这样,你把烟带回去。”

旁边的办公室秘书说:“领导都发话了,你是老计生委人员,怎么能不懂这个理?”

我火冒三丈,斥责他:“老子流血的时候,你小子在哪里?刚来工作就教训起我来了!”

三天后,我因为徇私被记大过处分,调到缝纫机厂。不仅没能没帮跃进解决问题,还牵连了自己。凤英听闻此事,开始摔打家什,边摔边骂:“战友,战友,坑起人来没商量。你做老好人,连工作都保不住了。”

当时我们住筒子楼,她越喊越大声,邻居都闻讯跑到门外围观。我忍无可忍,冲她吼:“你还有完没完!”顺势打她一巴掌。这一巴掌落下去我就后悔了,结婚六年,我俩从未赤脸相对、争吵打闹,是人们眼中的模范夫妻。我还曾与凤英说,要做一辈子模范夫妻。

凤英摔烂跃进送来的鸡蛋,踏上几脚,说:“王大成,这个家没法过了,没法过了,离婚。”我气得夺门而出,钻出人群。凤英也负气离开,回到娘家。

我们没有离婚。那个年代不比现在包容,离婚等于给人生判了重刑。我去到岳父母家给凤英赔不是,保证什么都听她的,再也不吵架。我讲恋爱时的趣事哄她,加上娘家人好言相劝,凤英才破涕为笑,愿意跟我回家。

我到缝纫机厂当文员,正赶上缝纫机厂改制,收入同工作量划等号,文员成了工资最低的一类岗位。为养家糊口,我狠下心离开办公室,去跑业务。

我生性木讷,跑业务对我来说很困难。眼看其他跑业务的人,腰里已经别上“大哥大”,自己却还骑着自行车到处打探门路。整个夏天跑下来,人晒黑不少,不过收入提高了一倍。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把厂里生产的最新式缝纫机装入一只大纸箱,南下深圳,想着那里既然是制衣厂王国,肯定少不了购进缝纫机的需求。我带着那大纸箱,在绿皮火车上站了一天一夜,才抵达深圳。

走出车站,只见深圳街头人潮涌动,不论男女都装扮时尚,和内陆地区截然不同,只觉土里土气的自己,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

我满头大汗拉着缝纫机样品到纺织厂,他们却告诉我,当地类似的制衣车间用上了自动化缝纫机,我这种“老式的”已经被淘汰。南下之旅,原来早已注定会无功而返。

这趟生意没做成,倒是在深圳见了熟人,当年隔壁班的“跑病号”李建军。建军身子孱弱,在部队里出了名,每次五公里越野集训都吃不消,总要到医务室挂盐水,一来二去,“跑病号”成了他的外号。

建军在部队大院里长大,赶上当时上山下乡,他回不了城,只好换个路子——先到基层部队当兵,再从部队调到城里。可惜这如意算盘打得不是时候,1979年1月,我们军区部队被抽调到广西集结,他就这么上了前线。

据说李母得知消息后,哭得死去活来。建军不赖,在战场上没有退缩,不过也因此负伤,复员后被安排到粮食局。

当年我们并肩上阵攻打敌营山头,建军被弹片割伤肌腱,深圳再见,他的腿依旧一瘸一拐。他开桑塔纳轿车载我去一个气派的饭店吃饭,在我们那儿,这是厂长才有的待遇。席间,他说吃罢饭带我到他公司坐坐,我问工厂和公司的区别,他讲了一大通,我还是不大明白。

建军把妻子和女儿叫来,说要介绍给我认识。我仔细一看,才察觉他妻子是白晓雯,当年军区文工团的战士,经常出演《白毛女》中的喜儿。二人的女儿Jenny和我儿子乐乐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乐乐没学过英文,Jenny已经能流利地用英文与白晓雯交谈。

“下个礼拜母女俩要去英国。”建军说,“让Jenny接受英国贵族教育,学钢琴、马术、歌剧、贵族礼仪,以后混国际圈子。”

酒过三巡,白晓雯和Jenny提前离开,建军跟我讲起他的致富之路:倒卖海外商品,一年下来赚了二十万,随后就离开粮食局,到深圳开公司,还在香港炒股票、炒期货,一本万利……他越讲越起劲,当年他是落后分子,现在是使劲跟我这个“连级先进”显摆呢。

不久,建军从西装内口袋里掏出一叠照片,接着说出四五个名字,问我还记不记得。我点了点头,那都是他们班牺牲的战友。

我接过那些照片,逐张翻阅,只见片中之人尽是10岁上下的模样,身穿校服,背后想是他们的学校。我从建军口中得知,这些孩子是他们班的烈士后代。前几年他手头宽裕了,挨个联系上这些孩子,看到有些家里穷得饭都吃不饱,他决定负担孩子们的上学费用、替战友对他们的父母尽孝。建军说着,开始哽咽:“烈士流血,家属不能再流泪。”

我安抚他:“如果还在部队,我就把‘学雷锋标兵’的旗子插在你床头上。”随即有点自惭形秽,我们班“上去”的时候有十人,牺牲八人,我和跃进活了下来,自己混到现在却连妻儿都养不起,更别谈关照战友家人。

临别,建军一定要给我安排住处,嘱咐我:“老战友,不要客套。”我推辞不掉,只好在离开深圳前把身上的粮票换成一百多元钱,连同一封写给建军的感谢信,交给他公司的员工代为转交。虽然灰头土脸带着缝纫机回了老家,但这次深圳之行让我大开眼界。外面的世界果然是“天翻地覆慨而慷”,而我还在一成不变的世界里打转。

我预知时代的急速变化迟早会冲击我所在的省城,但没料到这天来得如此快。从深圳回来两年后,缝纫机厂因效益不佳被总经理以个人名义收购。总经理名片上的头衔,换成了董事长,我们统统得卷铺盖走人。

这时儿子乐乐在上初中,成绩不理想。老师建议我每个月交补习费,把他送到补习班。我生活不顺心,总觉得是没有大学文凭的缘故,所以咬着牙交了钱,无论如何都要让乐乐考上重点高中。也许这样一来,儿子就算一只脚迈进大学校门了。日子因此过得拮据,凤英开始不断打零工,上个月还是销售员,这个月就成了清洁工。

从缝纫机厂下岗,我寻思着开一家修车摊,因为在部队时我学过维修军用吉普车。可那年街上汽车不多,就修起了自行车。每天清晨,我推着平板车,到路口的树下支摊儿。难免碰见老同事,起初我把脸别过去,后来风吹日晒、脸皮也厚了,我主动与他们攀谈,还拜托他们帮着介绍生意。

不久,赶上自行车换摩托车的风潮,我学着修起摩托车。那段时间摊位旁的树下每天会停上二十几辆车,等着我修理。家境好转,乐乐也考上重点高中,凤英便不去打零工,到修车摊帮忙。她原本生性羞涩,与人打交道多了才变得泼实,嗓门变大了,时常咋咋呼呼的。

这一年,城里新成立一个部门,他们的职员时常沿街驱赶摆地摊的商贩。一旦被逮住就得缴两百元罚款,不走的话,对方就会把摊子没收。所以远远地看见他们来了,我们不得不跑。

有一天,我摊上停着三辆摩托车,还没来得及跑他们就站在我们眼前了。凤英上前递烟,他们告诉她,摊子可以晚点撤,罚单不能免。

凤英气急了,骂他们是吸血虫。他们一听这话,把凤英推倒在地。我上去护住她,呛他们一句:“你们也要文明执法吧。”结果,他们动手打砸,顾客的摩托车也未能幸免。

我气不过,上去给了为首之人一拳,换来一番拳打脚踢。追究起来,我这算妨碍执法,得拘留半个月。那时候赶上一次严打,凤英带着儿子在困苦中度过一年,我才得以重获自由。

回到家里,环堵萧然。一年前摩托车主找上门来,要妻子赔偿,她把家里值些钱的物件出卖才还上。但我那个老旧的木盒还在,里面装着退伍证、铜底镀金的勋章和一面破旧的军旗。

那是满大街弥漫着刘欢《从头再来》的年代,我借着歌词安抚凤英:“大不了,我们也从头再来。”

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我找了份汽车修理店的工作,一个月能赚一千多元钱。凤英很高兴,觉得终于能攒下乐乐上大学的费用了。

跃进也到城里来了,在一处工地当农民工,脸上干掉的水泥疙瘩抹也不抹掉。前几年,跃进家里人口多,三个孩子都还小,跃进夫妻俩整日里打穷仗。农闲之余,跃进跟着泥瓦匠给人盖房子,妻子则到县城给人做保姆、看孩子,最后跟着外地人跑了。我问跃进有没有去寻,他手一挥:“懒得去找了。”

进城时,跃进带着十二三岁的儿子虎子,两个女儿都去上海打工了。先前为供长女上学,跃进欠下大量债务,可长女最后还是没有端上“铁饭碗”,跃进很在意,便让二女儿和儿子早早辍学,打工赚钱。跃进认定,吃不上公家饭是老张家的命。

跃进上下打量我一番,说我黑了许多。我说:“可不是嘛,和你一样也被开了。”

“你也超生了?”

“那倒没有,我是被调到工厂之后下的岗,现在在汽车修理店工作,还不赖。”

“今后有什么打算。”

“想自己开修理店,但手头差五万块,乐乐又要上大学,得预备好大学的开支。没办法,日子就这么混过去吧。”

跃进似是心生内疚,埋怨自己:“如果不是当年托你摆平超生的事情,兴许你现在已经是计生委的大领导了。”

我安慰他两句,便把话题扯到建军身上。跃进听过建军的状况,就说:“当年李建军是全连最没出息的,现在却混成人上人了。”

次日,跃进带虎子到汽修店找我,虎子将一个军绿色单肩包塞给我,父子俩撒丫子就跑。等我追出去,已经看不见人影。我打开包一看,里面用塑料袋包着一大叠现金。

我忐忑地继续上班,把包捆在肚皮上,老板揶揄我:“大成,你这是要去当公交车收费员呀。”我笑了笑,告诉他我胃病复发,包里装着热水杯,暖胃。

下班后,我到工地上寻找跃进父子,包工头告诉我:“他们一早就说回家收麦子了,交代如果有战友来找,就告诉不要找了。”

我内心五味杂陈,跃进这是要躲着了。回到家,凤英看到钱也很愧疚,说多年前因为我丢了工作没给跃进好脸色,不成想人家这么实心实意地帮忙,“你一定不能忘了这份战友情”。

有了跃进的帮忙,我的汽修店顺利开张。眼下遍地是下岗工人,招工不成问题。以前厂里的上层大都成了私营企业家,开上宝马、奥迪、奔驰,生意也不愁。

我一边开厂,一边倒卖二手汽车。第二年年关,和凤英一算,扣掉各种开销,足足挣下三十几万元。我拿出五万打算还给跃进,决定年底去他家里走一遭。之前每次打电话去村委会询问跃进的踪迹,都只得到回复说他外出务工年底才会返乡。

柏油路贴着大山蜿蜒而上,望不见尽头。行驶在这路上,我想起跃进刚入伍时曾说,他为参军,打赤脚在崇山峻岭里的羊肠小径上走了一整天才赶到县城,行至道路最窄之处遭遇对面来人,只能擦肩而过。

三十年过去,这条路的变化翻天覆地,羊肠小径变成村村通的柏油马路,两边刷满“计划生育人人有责”“要致富先修路”这些红字白框的标语。

见面时,跃进敲着我的二手汽车的引擎盖说:“还真不赖。”看得出他这些年也过得不错,家里盖了五间大平房,宽敞明亮,水泥地面一尘不染。

跃进拉我进屋,笑得合不拢嘴。年前他长女花花结了婚,女婿是邻镇的孩子,两人大学时相识,婚后女婿做销售代理。二女儿梅梅则在省城当美容美发师。他念叨着,这是长女买的电冰箱,那是二女儿买的诺基亚手机,山下的二层小楼是给虎子盖的,“过几年等虎子结婚,我就算是把差事都安排妥当了”。

花花和梅梅都是城里年轻人的打扮,一头黄发、浓施脂粉,穿着高脚马靴。虎子一副杀马特打扮,那年头流行F4,乐乐也是这造型。

跃进谈起,看不惯孩子们的打扮。我劝他,我们都四十好几了,时代也不同了,要懂得变通。这时,在厨房里忙活的一个爽利中年妇人出来,招呼我们:“饭菜都烧好了,可以上桌吃饭了。”

“这谁,是不是又娶媳妇了?”我问跃进。

跃进从烟盒里敲出一根烟,小声说这是之前跑掉的妻子。外地男人溜了,把她扔在出租屋里,房东扣着她要房租和水电费。她无奈地打电话寻找跃进,跃进带着儿子去解救,结算好了费用、把人领回。

跃进掐灭烟头,继续说:“回来就好,虎子找对象就没有人说他没有妈了。”

我掏出五万元钱,告诉跃进:“信封里的五万块钱是你借我的,隔一年多才还,利息我就不算了。”

接着又掏出另外几个信封,告诉跃进:“其中一份是给花花的份子钱,孩子结婚你也不通知我,还是不是战友?明年要生一个胖小子,这是给外孙的。一份钱是给梅梅的,她就在省城,我作为伯伯没有照顾到,这算是补上的生活费。最后一份给虎子,你给孩子盖新房,我也要添一点。”

钱摆在桌子上,三个孩子很规矩,都没有接,瞧着跃进。跃进问我:“班长,你这是?”

“没有你帮我,我现在还是个破修车的。婆婆妈妈的干什么?快收下,有时间多去我那里坐坐。”

乐乐上了高三,成绩和我的收入成反比,一路往下掉。我给他请了城里最有名的高考名师补习功课,一课时三百元,一年下来花了几万……又给他班主任、任课老师送礼,希望他们多辅导。

可乐乐的心思全然没在学习上,每天回到家,雷打不变玩上两小时电脑游戏。有一次我气得把电脑砸了,他反而赌气说,不让玩游戏他就不参加高考。最终,乐乐考上一所三本院校,多花一倍的学费。以前知识就是财富,现在知识也可以用财富买到。

孩子在外读书,家里顿时冷清许多。我关掉汽修店,在郊区开了一家汽车销售公司,雇佣一些年轻人,每日忙得晕头转向。

生意越做越好,凤英当起了全职太太,饭菜却做得越来越没味道,更多的心思花在与新结识的女友们出去旅游、买各种奢侈品上,时常不见人影。以前没钱,她一个劲儿地省,精打细算就怕多花一元钱,后来有钱了,便挥金如土。

我的朋友也多起来,每日胡吃海喝,打麻将、甩老K,有时一圈麻将下来赚个七八千,也有一口输掉近万的时候。

有一次,公司保卫处逮住几个偷东西的小混混,都愣头愣脑的。我从赌局中抽身去处理此事,发现其中一个混混竟是朱兴邦的遗腹子朱一南。朱兴邦牺牲时,妻子才20岁,生下孩子后,娘家把她接走、安排改嫁。朱一南跟着爷爷四处讨生活,13岁时爷爷去世,他到处流浪,干些偷鸡摸狗的营生。后来他通过父亲家乡战友知道我的住处,一路找了过来,没想到最终与我相逢,竟是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给他钱,让他安顿好,次日到我这里上班。一南表现不赖,凤英给他介绍对象,他去相了几个女孩,对方都嫌他穷。最后,凤英通过纺织厂的老同事介绍了一个女孩,她相貌平平,父母离异,在一家教育机构做老师,人却很贤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塞给一南一千元钱,让他好好把握机会,带人家看看电影,逛逛游乐场。

见过几次面,俩孩子正式交往了。三个月后他们决定结婚,我隆重操办他们的婚礼,算是对朱兴邦有交代了。朱兴邦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哪怕是凤英,只因怕她无法理解兴邦的牺牲。

当年在越南,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连得在天亮前夺取一座高地。出发前,班长董新华给我们每人斟了满满一碗酒。

班长说:“喝了这碗酒,我们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死了的人为国尽忠,活着的人要给死了的人尽孝。”大家把酒喝得见底,纷纷把碗摔碎在地。

董班长的生命定格在1979年。攻下那座高地后,我被排长任命为代理班长,带战士往谅山方向打穿插,迷惑敌人,伺机寻找最佳主攻方向。

当时班里有个叫胡国庆的战友,16岁,班上最年轻的战士,且是家中独苗。我下命令,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胡国庆,又让国庆背着医药箱、负责包扎伤员。国庆执意要擎军旗,我不肯。

班上的“黑旋风”朱兴邦,东北人,人高马大,扛着重机枪也能健步如飞,我主张让兴邦来擎军旗。国庆不同意,认为兴邦目标大、容易暴露,还是他合适,短小精悍,敌人很难瞄准。于是我被说服。

这里地势山川相间,沟壑纵横,热带雨林里处处埋藏杀机,无数法国兵、日本兵和美国兵曾丧命于此。当地正处雨季,午后两点左右都会下一阵雨。我们在河谷的丛林穿行,天上下起大雨。被雨淋湿的滋味真不好受,衣服贴在身上粘乎乎的,穿久了身上会起一大片疹子,却不敢脱,蚊虫太毒。

雨下了大概半个小时,天空放晴,高大的树木罅隙里透下一股股光束。我们从高地出发历经三个小时,离目标还有一些距离,我遂安排战友们修整、吃饭。大家扑扑身下的草丛,坐下来吃压缩饼干。

突然,战士史卫红“哎呀”一声,说:“班长,我受伤了。”一条蛇赫然出现在他前方。

“都别动。”我说。然后慢慢靠近那蛇,用刺刀将其斩为两截。我让胡国庆准备消毒水和绷带,迅速掏出折叠刀,在史卫红伤口处划一道口子,挤出大量鲜血。

包扎好后,战士孙保中扯来一些藤条,给史卫红削了一根拐杖。我们继续沿山路前行,路越来越陡。又走了一公里,我们到达一片开阔平地,这里茅草有一人多高。突然,南方火起,朝我们这边蔓延。

敌人料到我军会潜入茅草,开始进行坚壁清野。我命令大家先点火,把周围的草烧掉,隔绝火势。可火势蔓延得很快,我们只点了一小片茅草,大火便呼啸而来,大家就地趴在黑漆漆的草木灰里,头发被烤焦不断发出“滋滋”声。很快,迫击炮弹不断落在这片土地上。

冯胜利问我:“班长,我们是不是暴露了,要不要吹冲锋号?”

落炮点漫无目的,我估计敌人并未发现我们的踪迹,我探出头看了看,便悄声回复:“等敌人靠近些再吹冲锋号,要出其不意。”

夜色渐浓,火势稍弱,远处窸窸窣窣,几十名敌军开始拉网式搜查这片遍布余烬的草地,手电筒的灯光不停扫来扫去。我们准备趁着夜色撤退,腿脚不便的卫红却强硬地留了下来,他不想连累大家。

“大家快往山脚下撤。”我对大家说。

躲到隐蔽处,我用无线报话机同排长联系,告诉他敌人据点的方位。按计划,后天发起总攻,此时我们尚未对谅山进行全盘侦察。

天亮以后,我们继续在热带雨林中穿行,打算从城东绕道,往城后去。这次我们与小股敌军正面交锋。子弹不停从丛林里四处窜出,我们分散合围,把这一小股敌军的火力压制住。

不曾想,兴邦掉进了一方极深的陷阱。敌军在陷阱里插满削尖的竹子,又倒上发酵的粪便。兴邦掉进去,右腹被竹子穿透,疼得他不时发出低沉的哀嚎。

方援朝想下去搭救,兴邦摆手拒绝,哀求战友们给他一个痛快。可大家怎么下得了手,可眼睁睁看着朱兴邦的血顺竹竿往下流,众人心如刀割。

2008年后,中国汽车销售量突飞猛进,我在周边几个城市开了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

乐乐大三去新加坡做交换生,凤英跟去陪读。临毕业,乐乐到香港一家外国投资公司实习,最后留在那里工作。凤英催乐乐完成终身大事,我倒觉得该随缘,别拿老一套婚姻的概念箍在孩子头上。

国庆假期,乐乐带回来一个女孩,叫阮苏雪,是他在新加坡留学时认识的同学,在香港的一家中越合资公司工作。凤英很高兴,拉着苏雪问长问短。很快,两个孩子的婚事就提上了日程。

办完儿子的婚事,我因故到深圳出差,顺便和建军小聚。他的公司名字矗立在一处三百米高的大楼顶端,现在他已是一家房地产企业老总。

建军还像上次那样热情招待我,我发现他写字桌上摆的,是他和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小婴儿的照片,我问他是不是做了外公,又夸他女儿越长越漂亮。建军否认了,说那是现任妻子。

十年前,因他同白晓雯聚少离多,两人婚姻名存实亡。后来,建军发现女儿不大会说中文,和女儿的沟通出现问题,母女俩也不爱与他交流,发展到后来她们同他打电话,唯一的事情就是要钱。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晓雯让女儿入了美国籍,建军无法接受,两人大吵一架,索性离了婚,此后双方再无联系。建军后悔当初让女儿出国,认为这个决定弄得他妻女离散,临老无依无靠。七八年都没缓过劲儿来。

前年,建军鼓起勇气,同一个20岁出头的乡下姑娘再婚。去年,两人生了个男孩。建军坚决地说,必须让儿子在中国接受教育,做一个正经八百的中国人。

年岁日长,我经营公司开始力不从心,便让乐乐和苏雪回老家接手公司。公司被乐乐经营的有声有色,我退到幕后,照看孙女冉冉,颐养天年。凤英也老了,出去旅游的冲动少了,拉起一帮子人跳广场舞。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国家开放二孩政策,我和凤英催乐乐和儿媳妇再生一个,他们却推托工作太忙,又说抚养好一个孩子就够了。

“当年你跃进叔叔宁愿被单位开除,也要生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凤英在家庭会议上劝说乐乐,“你可倒好,国家鼓励你们年轻人生,反倒不生了。你不生儿子,将来谁继承家产?”

乐乐辩解:“妈,您脑筋怎么转不过弯来,我小时候国家就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传宗接代真是很老旧的思想了。”

凤英不依不饶,家庭会议不欢而散。退休的日子,事情反倒多如乱麻。

有一天,派出所打电话到家里,通知我去领人,警方在ktv逮住一个违法的女孩,跃进的二女儿梅梅。梅梅怕家人难以接受自己从事的营生,无奈之下联系了我。

我把梅梅领回家,从她口中得知张家这些年过得不好:跃进欠了钱,去打工被机器砸伤腰,躺在家里已有大半年,跃进的妻子因不堪债主逼迫喝药自杀。

我通知公司人事经理,安排梅梅进公司当客服,便再次踏上去往跃进家的路。时隔六七年,重走这条路,我心情沉重。依照我脑海中的印象,跃进还是个生龙活虎的青年,不想他已经被迫服老。

跃进邋里邋遢地躺在床上,见我来了,放下手卷的纸烟,招呼外孙沏茶招待我。那卷烟纸上留有铅笔字,该是外孙写过作业的废纸。

“跃进,你怎么这样子了?有困难为什么不找我?”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凄然泪下。

跃进上身扑进我怀中,哭诉起来:“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我本想,房子盖好了,就可以儿娶女嫁享清福。哪知道虎子的对象非要在县城买楼房,我只能再去工地,干两个月就这样子了。包工头没结工钱,还说我耽误了他的工期。医药费交不起,只能在家里……”

我余光瞥见穿衣镜边上摆着两根拐杖,跃进注意到了,收声擦泪,对我说:“当年战场上孙保中也削了一根,我跟着学的,还不赖吧。” 跃进支撑着下地时,我分明看见腿上肌肉萎缩了,像街头贩卖的风干鸡肉。

我递给跃进一张银行卡,卡里有十五万元钱:“先把债还了,不够再找我要。梅梅现在在我家住着,我把她安排在我公司上班,凤英说就当也是我们的女儿。”

不容跃进拒绝,我便载着他上省城就医。当年,我们一起坐在拥挤的闷罐列车里,花两天三夜奔赴前线,此时,我们俩已经成为五十多岁的老头。

省人民医院的医生诊断后告诉我们,跃进的腰椎错位耽搁太久,虽然现在复位了,但病痛很难根除。至于他腿部的肌肉坏死,情况严重,需要截肢,否则可能上扩散,危及生命。

跃进宁死不愿截肢,把病床周边的所有东西推倒在地,挣扎着要起来,像发疯一般。医生见状退到病房外。我跟出去向医生道歉。医生告诉我,如果不截肢,跃进顶多可以再活一年。

我决定再劝劝他。轻轻地推开病房门,只见跃进扭过头来,一脸恐惧地说:“章明华的腿……我死了也要留下全尸。”

年老记性也差了许多,听闻这句话,我一时未能反应过来,慢慢才想起:当年朱兴邦牺牲后,一颗炮弹落在我们附近,我被气浪掀飞,重重地摔倒在地,耳朵里一阵轰鸣,视线模糊不清,之后便失去意识。所以,我并不清楚,章明华是如何牺牲的。

平复情绪后,跃进开始讲当年战场上我昏迷后的事。

枪林弹雨中,方援朝和冯胜利中弹牺牲。敌军一路追打,余下众人且战且退,章明华断后,跃进背起我就跑。

敌军最终被击退,可章明华没能再走几步,脸色变了,说:“不好,踩着地雷了。”国庆想过去帮他拆弹,章明华不让,他不想再多一个人作无谓牺牲。

跃进至今记得,“轰”的一巨响过后,章明华的一条腿掉在他面前,章明华则血肉模糊。几秒之前,他还是一个击退敌人的勇猛战士,几秒后,他只剩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多年过去,跃进坐在病床上回忆起这一幕,依旧止不住颤抖。

告别章明华,跃进背着我,胡国庆背着物资,前进至一处悬崖峭壁之上才停下。底下是湍急奔腾的河流,敌军在山下的布局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孙保中把敌人的情况标记好后,推测敌军在山上有暗堡,便决定去吸引敌人注意力,让胡国庆接替他做标记。

孙保中交代完,开始在悬崖峭壁上快速攀爬,敌人的子弹跟着他的步伐迅速扫射。突然,他手没抓稳,坠往崖下。跃进见状十分惊恐,不敢呼喊,只能拼命地抓着我的胳膊,我在疼痛之中醒了过来。

我记得醒来时头痛欲裂,四下一看,只剩下跃进和国庆。稍作调整,我照着胡保中他们标出的敌人防御工事,通过无线通话器向上级汇报了相关信息。然后,我们悄悄地滑到山麓躲进一处猫耳洞里,等待发起总攻。

国庆鼓着腮帮子,像是在练习吹冲锋号。壶里剩最后一口水,虽然大家一整天都没进水,但我和跃进都不喝,给了国庆。

敌军封锁了周边的河道,我们只能祈求上天保佑,降场甘霖。可那天偏就没有下雨,晴空万里,白云轻飘地浮在天空中,与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杀戮、死亡……形成鲜明对比,仿佛上天的恶作剧。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本能驱使着我们分吃了最后一片压缩饼干。饼干驱除了我们的饿意,却不断吸收着嘴里的水分,我们越发口干舌燥,意识变得恍惚,跃进昏了过去。

国庆说前面五十米大约有一处水塘,要带着军用水壶去取水。我怕中埋伏,想劝他忍住,可根本发不出声音。国庆匍匐在地,缓慢向水塘挪动,一盏茶的功夫就到了水塘边,捧起水来牛饮了几口。

心满意足后,他灌了水,折身往回爬。临近洞口,我看见他脸上兴奋的笑容,就在这时,他面目突然扭曲,口吐白沫。我慌了,过去摇晃他的身体,但为时已晚,他脸色渐渐从苍白变得乌青,必定是敌人在池塘里投了毒。

第二天中午,大雨倾盆而下,洗刷了地上的血污,跃进的情况也有所好转。

总攻发起了,炮弹密集轰炸谅山城区和周围的山上据点,暴雨般降落在这片血与火的土地上。

接着,我们听到大军的冲锋号。

我决定尊重跃进的选择,不截肢,陪他一起等待死神降临。

跃进念叨着:“2019年就四十年了,我不一定能撑到那时候,想趁还有力气,到凭祥的烈士陵园祭奠战友。”

我答应跃进带他南下。出发南下前两天,他去世了。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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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杨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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