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的郑小瑛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也是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的中国指挥。很长一段时间，指挥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没有女性的立足之地。因此，郑小瑛的地位就显得极其特别。
讲述郑小瑛的故事，是想说明，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女性，在自己的领域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她取得的成就，既得益于新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也和她的个人特质有关，强势、自信、不受传统偏见的束缚，又具有极高的奉献精神。这样的人，也许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理解郑小瑛，也能帮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活，关于性别、艺术以及它们和大众的关系。
1. 指挥家
郑小瑛站在指挥台上，右手拿着指挥棒。她的手灵巧、柔软、富于感情，音乐家崇拜她的手，说她的手会唱歌，“从她的手上竟能读出总谱”。年轻时，她总穿一袭黑色长裙，她的身材高挑，举止优雅，报纸写她，说“她指挥的音乐与她的容貌一样美丽”。如今，指挥家年事已高，头发灰白，也变得稀疏，用发夹在脑后别了一个髻。她穿了一件黑色的配有花边领结的衬衫，个子比从前矮了几厘米，可能是背部逐渐弯曲的缘故。整间屋子被一种庄严的氛围笼罩着。六十多名演奏员围绕着她，等候她抬起指挥棒，就像士兵等候他们的将军发令。
“预备”，她抬起头环视四周，音乐声响起。听见不满意的声音，她就张开双手，示意暂停，“这部分不好”，她说，“应该是喜悦的激情好像母子在梦中相会”。她的神情严肃，动作幅度很小，臂膀在空中有节奏地挥舞。
最近，郑小瑛忙于为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排练，乐团将于一个星期后，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一场音乐会。对地方乐团来说是一件盛事。这次音乐会，她指挥的作品是《土楼回响》，是一首四十分钟的交响乐，共五个乐章。这部作品诞生于2000年，由郑小瑛委托作曲家刘湲为她的家乡永定而作。她的父亲是福建客家人。
厦门歌舞剧院是个老式建筑，排练厅在四楼，没有电梯。剧院的副院长，也是乐团里的小号手，担心老人的身体，每天在楼下接她，陪她爬到二楼，再带她去二楼的休息室，坐一会儿，再上到四楼。
郑小瑛今年92岁了。可是她的体力出奇得好，简直不像已过耄耋的老人。她的声音洪亮，步子迈得大且快。哪怕排练一天，她也不觉得累。中午，她待在剧院的休息室，那里有一张椅子，一个梳妆台，和一张皮沙发。她就在沙发上睡一会儿。醒来后，她会吃些点心，喝一杯咖啡。她喜欢吃甜的东西，比如蛋糕和巧克力，咖啡也要喝全糖的。
“我劝你们那个养生之道啊，听可以，别太相信！”她经常这么说。中央电视台曾经想采访她长寿的秘密，问她，你有什么养生之道？郑小瑛说，我跟你说了你不会播的。记者说，你说说看嘛。郑小瑛就一一列举，她喜欢吃糖，而且她口重，喜欢吃咸的。她不喜欢做饭，连热菜都懒得热，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她也不喜欢喝水，“没什么了不起，说实话。”
郑小瑛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她曾任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在歌剧指挥这块，我是第一个。”她自豪地介绍。这件事在世界范围内也很稀奇。长久以来，指挥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没有女性的立足之地。今年1月，电影《指挥家》引进中国，改编自女指挥家安东尼娅·布里克的真实经历。1930年，布里克登上了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女指挥。在电影中，当布里克说想成为一名指挥时，听众们笑作一团。女人当指挥，好比猪能上树。
1987年，郑小瑛去美国丹佛拜访布里克，老人家问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当她得知，郑小瑛不仅是指挥，而且是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布里克眨了眨眼说，“ You are lucky。”两年后，布里克去世，朋友给郑小瑛寄来一篇关于布里克的剪报，题目叫“一位没有被认识的天才”，文章写道，“如果她是一名男性，应当是世界一流的指挥家。”
在交响乐团，歧视女性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网络，你依然可以看到类似的讨论。2013年，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指挥家说，“如果一个靓女站在指挥台上，乐队成员脑子里想的就不是音乐了。”他还说，“一个男指挥站在指挥台前，乐队的反应会更好。女人有了家庭以后，就很难做到当乐队指挥所需要的专注。”2017年，权威杂志《留声机》发布排名，前五十位伟大指挥家中，没有一位是女性。
郑小瑛在中国的地位就显得极其特别。她成名很早。1960年，她被中央音乐学院选派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交响乐和歌剧的指挥。1962年，郑小瑛快毕业了，通过导师的安排，她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一场歌剧《托斯卡》，成为中国第一个登上外国歌剧院的指挥，而且是“男女都算上”。
即便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提起那次登台，郑小瑛仍会昂一昂下巴，告诉对方，“这可是很不简单的事。”那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根本不可能给一个学生，而且是给交恶国的学生，破例让她指挥一场公演。”
莫斯科音乐剧院和中央歌剧院在1950年代曾经有过交好，作为对短暂友谊的反哺，剧院同意了郑小瑛的演出，还为她做了海报。条件却很苛刻，只有一次与演员和钢琴排练的机会。一个年轻指挥的第一场公演，却没有乐队排练——她当然知道那是在考验她。她一点也不怕。没有总谱，她就把老师的谱子借来，把配器抄在自己的钢琴谱子上，没有可供观摩的指挥录像，她就每个月去看老师演出，用脑子记。那时她才33岁，对音乐充满热情，而且无所畏惧。半年后，她真的站上了莫斯科的舞台，成功地指挥了难度很大的意大利歌剧《托斯卡》。新华社很快在国内发了通稿，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专门发电报祝贺她。回国后，有报纸这样写她，“谁说母雁领头飞不远？”
在毕业的结语上，苏联导师评价：“郑小瑛具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天性，和富于激情的严谨......完全可以预见她从事指挥的光辉前景和她对祖国交响艺术事业将起的作用。”
郑小瑛想，她是一个很幸运的角色，“在我那个时代，西方的女指挥都还受着压迫呢！”她的苏联导师也不喜欢收女学生，他说，大部分女性结婚后便不再工作，而培养一个指挥的成本却很大。除了郑小瑛，因为她“才华出众”。
1962年，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歌剧《托斯卡》，成为中国第一个登上外国歌剧院的指挥
90年代，郑小瑛在哈佛大学讲学，美国记者问她，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性站到指挥台上去的？郑小瑛回答：“在我成长的年代，至少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我没有遭遇性别歧视。”她从没有为自己争取过机会，去苏联留学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的安排。那时，出国留学都是公派。郑小瑛钢琴弹得好，耳朵也很灵，还参加过苏联专家办的合唱指挥班，专家认为郑小瑛真正掌握了他的指挥法，亲点她写结业汇报。等到有合适的留学机会，领导便选中了她。“事情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郑小瑛说，她没有个人奋斗的历史，她的前途，她的机会，都是领导安排的。
不过最近，她有了新的感悟，“交响乐是西方的品种，咱不懂，只有男人才能干的传统我们没有经历过，以为女的也一样。在还不知道这里头不兴女的上去的时候，我就上去了，但是我一旦上去，我干得还可以，就没有理由把我拿下来了。”
郑小瑛收女学生有自己的标准。“我要考察一下，她的性格够不够坚强，那种很脆弱的，人家瞪个白眼就去哭鼻子的，最好不要当指挥。她一定是有比较坚强的性格，有宽阔的胸怀，能够摘得清楚，哪些是细微末节，哪些是大局。”郑小瑛说，女孩子的性格很要紧。
她也是个强势的女人。她说，指挥必须是专业上领军的人物，至少要比他（她）领导的团体强势。排练的头两天，有个打锣的演奏员，不知好歹地在她眼皮子底下一边喝水，一边打锣，遭受了她的训斥，她说这是不讲职业道德的行为。
“我能够一边喝水，一边指挥吗？”她问那位演奏员。
郑小瑛和苏联专家杜马舍夫
2. 生病
郑小瑛的晚年在厦门度过。她喜欢厦门的天气，风吹在身上很柔和，不像北京，大风凛冽，而且有沙尘。她和丈夫刘恩禹住在厦门一个舒适的小区，那是一栋复式的房子。从客厅到楼梯的转角，挂满了郑小瑛的照片、奖杯、肖像、别人为她题的字画，像个小型的郑小瑛博物馆。唯独茶几上摆放了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有音乐盒、飞机、椅子、蟾蜍的模型，这些都是丈夫喜欢的。两三年前，丈夫得了阿兹海默症，尽管发展得很慢，迹象仍慢慢显露出来。他总是拿错杯子，有时会把自己的杯子递给客人，也开始忘记熟人的名字，要用力想才能记得。最大的改变或许是，他开始越来越依赖妻子。
两人的个性一直很合得来。郑小瑛热情、泼辣、直爽，丈夫呢，安静、斯文，也愿意倾听她工作上的烦恼。郑小瑛经常去外地工作，不在家，丈夫也很少抱怨。郑小瑛说，难得他能忍受我。丈夫则评价妻子，她最大的优点是不唠叨。
郑小瑛和丈夫刘恩禹
郑小瑛来厦门是在1998年，为了办厦门爱乐乐团。当时厦门市政府打算在鼓浪屿做一个民办乐团，想请她来办，并任首席指挥。这将是中国第一支民办乐团。那时，郑小瑛已经从中央歌剧院离休，在北京过着安稳的生活。
之前，郑小瑛最大的不满是人事。乐手要评职称，按资排辈，年纪越大，工资越高，业务能力却不一定比年轻人好。80年代，她去西安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小提琴声部坐在最前面的，却不是业务能力最好的。乐团的座位是有讲究的，最靠近指挥的、坐在第一排的是首席，其他人再依次而坐。那些拉得好的乐手，在后面捣乱。乐手不满意，指挥受气，可是又改变不了。
她想，交响乐是外来文化，一个交响乐团应该怎么建设？自然应该借鉴西方几百年的经验。在西方，交响乐团实行艺术总监负责制，艺术总监掌握一定的人事权、财权，一般由首席指挥担任。
“厦门说，可以有一个团，民办的，交给我来做，没有人干预，那我就有点跃跃欲试了，我想试验一下按我的理想来办团。”郑小瑛答应了下来。发通告，招乐手，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了。
去厦门之前，郑小瑛去医院做体检，查出直肠癌，已经到了中期。那时人们提起癌症很恐慌，觉得大概率很难活命。
“很奇怪，我这个人好像有点麻木。我没有觉得这是个事，我好像得了感冒一样，那就去治病呗。”郑小瑛想，癌症总比车祸好啊，车祸咣一下就没了，来不及做一点思想准备，现在我还可以把想做的继续做完，然后能够治疗最好，治不好，我也做完了。
她就想我还有哪几件事没完成，一一列下来，有清华的讲座、北大的讲座、关于“严肃音乐进校园”的座谈会，等等。“我就想，赶快把这几件事情做完，我就到医院报到说，我来了，住院！”
她在医院住了四个月，化疗，头发掉光了。痛苦时，她会想起贝多芬，想起他的《命运交响曲》，这个经历了巨大磨难却带给世界欢乐的音乐家。她碰到了一个乐观的大夫，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她问大夫，我还能指挥吗？大夫说，当飞行员上天都可以。
1998年，郑小瑛69岁，刚做完癌症的手术，她就去了鼓浪屿。难以想象，在这之前，她甚至戴着假发，出国指挥了一场音乐会。她一个人也不认识，住在鼓浪屿一间五十多平的筒子楼里。本来厦门市政府安排她住在厦门的马可波罗酒店，她想，天天上班，我还得过海？不行。她对那人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旅游的。她就和乐手们一起住筒子楼。
有一次，中国台湾有个大指挥家邀请郑小瑛来台演出，对媒体说，“我今年六十多岁了，世界上如果有人让我现在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办一个乐团，我打死也不会去。（能做到这点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郑小瑛。”
郑小瑛家的管家秀华，从1999年开始给郑小瑛做饭，一直做到现在。她七十岁了。秀华是鼓浪屿人，原来在灯泡厂做工人，提前退休后，她一直想，不能待在家，要走进社会，但是又找不到工作。她和丈夫说，看来只能做家政了。丈夫说，做家政可以，但不能给暴发户做。
郑小瑛正为找不到适合的保姆发愁。她不会说闽南语，保姆呢，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但可以听。郑小瑛打开冰箱说，有鸡，保姆就答，“guoya”（鸡的闽南语发音），郑小瑛说，明天买酱油，保姆答，是“ouya”？（是黑色的？）俩人说话，好像鸡同鸭讲。
等到郑小瑛和秀华见面，突然一下子可以沟通了，秀华会说普通话，而且秀华和别人都不一样。她对郑小瑛说，“我希望我们要互相信任，互相尊重。”郑小瑛也惊奇，“从来没有做家政的提这种要求。”立刻说，“好。”
之后的每个早晨，秀华去郑小瑛家，给她做好一天的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有时帮夫妻俩拿药，或者陪郑小瑛去医院。秀华把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下午做完，她就回家。就这样，日复一日，做了二十年。她说，她想陪伴郑小瑛慢慢变老。
“能走近郑小瑛身边是很有福气的一件事。”郑小瑛比秀华大二十岁，秀华把她当妈妈一样看待，“她很爱我们，我们也很爱她，尊敬她。”
秀华说，郑小瑛这样的老人很少见。郑小瑛到鼓浪屿没多久，厦门市政府给乐团分了四套房，郑小瑛把房子全部分给了演奏员，一套没留，她自己还在租房住。
“随便哪个单位的领导都会给自己留一套，没有人这么大公无私的。”秀华有些生气。这之后，秀华一直劝郑小瑛在厦门买房，“我说你不可能再回到北京，如果你再回去，你的同龄人都老了，没有人可以照顾你，你如果在厦门，还有这些新朋友可以照顾你。她后来就听我劝了，决定要买房。”
还有一些事也让秀华觉得不可思议。2014年，郑小瑛再次查出癌症，在肺部的下半叶，她谁也没说，连丈夫都不知道，一个人跑去北京的301医院做靶向治疗。前后共计半个多月。治疗结束，郑小瑛回到厦门，才向秀华透露病情。秀华又惊讶又伤心，说这么大的事也没有人陪你去，你太不简单。
“她很平静地说，就像在说故事一样，她一点也没有紧张。”秀华说。
2015年，郑小瑛第三次查出癌症，这次在肺部的上半叶。
“第三次更好玩了，大夫一跟我说，靶向放疗，我马上就接受了，很方便，又不用住院，走读，连续五天，每天半个钟头。他给我做完，就好了，我第二个礼拜就排练去了。”郑小瑛谈论癌症就像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有乐手知道她生病的消息，发短信慰问她，她回复，谢谢关心，我已经痊愈了。乐手想，癌症也能痊愈，得出结论，“郑老师得癌症就跟感冒似的。”
3. 讲座
疫情期间，有半年，郑小瑛出不了门，可把这位九旬老人闷坏了。这两年，她感觉到身体发生的变化，她的腿开始不好，起身需要别人用力地拉她一把。她无法站立地指挥完整场音乐会，于是开始坐在凳子上指挥。到了6月，疫情刚刚有所缓解，“大部分老人都还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呢”，郑小瑛就领着乐队去泉州指挥了一场音乐会。
郑小瑛恐怕是世界上仍活跃在舞台的、最年长的指挥家。她的指挥独具一格，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这不是指她的台风多么出格，而是她对待观众的姿态，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亲切的、平等的交流，她真心希望观众能听懂音乐。
1978年，中央歌剧院恢复活动，开始复排歌剧《茶花女》。最开始，郑小瑛带着乐团在北京的石景山影剧院演出，石景山有很多钢铁厂，来看戏的多半是工人及其家属。人们已经有十年没有看过歌剧，也不知道歌剧是什么。郑小瑛走进乐池，没有人注意到她。《茶花女》的序曲非常安静，需要轻轻地演奏，可是底下的观众吵吵闹闹，有聊天的，有吃瓜子的，搞得乐手们不知道怎么开场。
“我很心痛，但是我不能去怪他们，他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办法说，我自己来做点什么吧。”郑小瑛说。
她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售票处，告诉观众，演出前，有一场20分钟的音乐讲座。怕没人来，她就在剧院门口吆喝，“我说现在楼上休息厅有音乐讲座，有兴趣的请跟我来，我在前边走，他们就跟来了。”第一天没几个人，第二天成倍地增加，第三天人都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观众需要，她想。
在那20分钟，郑小瑛耐心地教授欣赏歌剧的方法，她带了一台录音机，播一段音乐，然后说，“大家注意听，这是序曲的主题，就是这个声儿，你们记住，每当表现爱情，表现悲剧，它会出现。”
有一次，郑小瑛去上海演出，后台留了一封信，来自一位上海的普通观众，来信写道：
“我在北京看到你的《茶花女》，去听了你的讲座，我听到尾巴没有听到开头，于是我退掉火车票，为了第二天再来听一次。我这才明白，歌剧应该怎么欣赏，回到上海，我高兴地告诉我的同事们，郑老师要来了，大家一定要提前去听她的讲座。我已经和同事们说了，请你一定要讲。”
在交响乐的舞台，指挥一般不说话。指挥走上舞台，背对观众，开始指挥，直至曲目完成，这就是一个指挥在舞台的全部任务。但郑小瑛打破了传统。在每个曲目演奏前，她面向观众，介绍曲子的时代背景，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在音乐中体会作曲家的情感，确保观众能够听懂，然后才转身，开始指挥。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音乐圈内有人并不赞同她的做法，认为这不是指挥该做的。一位要好的指挥朋友对她说，“你不务正业了，你是指挥！”也有人说，郑小瑛想出风头，想表现自己。四面八方的风言风语。有一次，指挥家严良堃观看郑小瑛指挥《卡门》，目睹了郑小瑛的讲座，说，“歌剧院应该给你拉一个横幅，搞一个扩音，再给你搞一个讲台。”郑小瑛心想，你要当院长就好了。
“我越是感觉到西方经典里面有很多好东西，我越是有一种想法，我的同胞们，也应该有权利享受它们。”郑小瑛说，这也是她作为老师的本分，一个老师想把她的所学和大家分享，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郑小瑛在厦门的家
21世纪初，郑小瑛刚来厦门办爱乐乐团，厦门人不理解，说搞交响乐团干什么，又花钱，奏的音乐又听不懂。
在厦门，每周五，郑小瑛都会举办一场交响音乐会，最便宜的票价只有五十元。她去厦门的大学演出，去沙滩旁的广场演出，到学校举办音乐讲座，都是义务之举。她仍然在演出前为听众讲解，因此她的音乐会总比一般的音乐会时间要长，逐渐培养了当地人进音乐厅的习惯。
程远从2008年开始担任郑小瑛的助理，她是厦门本地人，“来了以后我发现，厦门爱乐简直是一个精神丰满，物质特别贫瘠的单位”，办公室的办公椅都是二手的，非常破旧，“这是厦门一个另类的世界。”
民办乐团最大的问题是资金。除了鼓浪屿政府每年承诺的300万拨款，剩下的，郑小瑛就得亲自去筹。她总被钱搞得很狼狈。很长一段时间，厦门爱乐没有固定的排练地点，因为付不起租金。有一次，郑小瑛正在指挥，被人拍了拍肩膀，说“郑老师，该交房租了”。
“爱乐财政最好的时候一年也就几百、上千万，对北上广深的乐团来讲就是个零头，有的交响乐团拿一两个亿出来做基金，但我们干的活不比他们少，也不比他们差。”一位乐手回忆。
待在郑小瑛身边久了，程远有时会忘记郑小瑛是个指挥。她在新加坡看演出，当指挥从休息室换完便服出来，有四个穿着新加坡国服的女士走在指挥前面，为他拿鲜花、拎公文包。她想，这是一个国家对指挥的尊重。她又想，怎么会有郑小瑛这样的人呢？一点架子也没有。有一次，郑小瑛换完衣服，接送演员的大巴已经开走了，她抱着演出服，坐公共汽车回了家。早年，日本NHK来中国拍纪录片，看见郑小瑛正在骑自行车，觉得新鲜极了，指挥还骑自行车吗，请您再骑一遍，郑小瑛就再骑了一遍。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有个外聘的美国教授英健，是忠实的交响乐爱好者，每周都会前去聆听厦门爱乐乐团的演出，后来乐团就给她留一个固定的座位。2001年的一天，她经过乐团的排练室，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
“在一间小房间里，看起来只能勉强容纳下参加排练的团员和他们的乐器，我正纳闷指挥要站在哪里——因为已经没有她的地了。她紧贴着墙壁站着，小提琴的弓和指挥棒在空中飞舞，像是在争自己的一席之地。团员们只能被排成长条，而不是常见的扇形，这使得其中一些人只能隐隐约约看得到指挥。初夏的空气显得闷热，只有一两个电扇在墙壁上嗡嗡地转着，为了不吵着别人，所有的窗户都覆盖着厚厚的窗帘。天啊！怎么会这样呢？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他们如何工作？指挥甚至没办法让所有的人看清她的指令！连空气都是那样污浊，呼吸都很难受。”
这位热心的美国听众继续写道，“首席指挥——郑小瑛，她可以算得上是世界最好的女指挥家之一。厦门爱乐乐团拥有一流的人才，很快就能达到世界级水平。”
郑小瑛在芬兰，当地乐迷拍的照片（摄影：河岸）
4. 孩子们
郑小瑛家总有访客，来访的朋友络绎不绝。今年4月的一个下午，厦门爱乐的老部下“小秦”拎着两盒食品来看望她，在楼下碰见郑小瑛的邻居，问她，“你们对郑老师这么好啊。”
“郑老师把我们五湖四海地召集过来，就像我们的大家长。”“小秦”回答。
老部下推开门，郑小瑛见她手里的东西，责备她，“小秦，你的爱心我接受，买东西我不接受，每次挨骂，你还往这儿来。你买的东西，得让我吃好几天才能吃完，我都剩下，人家说你尽吃剩的！”
“小秦”装作没听见，嘿嘿笑地坐在了郑小瑛身边。
2013年，因为和理事会对乐团未来发展的理念不和，郑小瑛辞去了厦门爱乐艺术总监的职务。在资本和艺术家的分歧中，结局总以艺术家的离场告终。
可是日子并没有闲下来。每天吃过早饭，她在书房工作到中午。午饭后，她会睡两个小时的午觉，出门散步，回到家，仍是工作，一直到夜里12点。程远每年都会召集老部下们给她过生日，“否则她就一个人，要躲到山林里。”
李俊曾是厦门爱乐的小提琴手，郑小瑛离职后，他也离开了乐团，现在开了个工作室，教小提琴。“我很难再找到一个乐团和指挥建立这么好的关系，这种超越上下级的情感纽带，所以我就离开了。”李俊说。2000年，他21岁，从北京来到厦门，加入爱乐。郑小瑛每天给乐手排练，从早期的巴赫、莫扎特开始，过渡到海顿、贝多芬，然后是拉赫玛尼诺夫、理查德·施特劳斯，再到马勒。遇到难度大的作品，比如柴可夫斯基的六部交响曲，乐团就花几年时间一点一点把作品演完，“像做作业一样”。
相处久了，李俊觉得郑小瑛像他的亲人，郑小瑛亲切地管乐手叫，“孩子们”。
每个月，郑小瑛会给过生日的乐手分别发一张生日卡片，让他们知道，她关心他们，爱着他们。厦门爱乐是一支移民乐团，乐手多是外地人。她想，这些孩子离乡别井，相当不容易，每个孩子身后都有家庭啊，他们家里怎么放心他们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呢？她总觉得自己有义务要照顾他们。
“郑老师是我们的主心骨。”李俊说。出去巡演，郑小瑛和“孩子们”坐一样的飞机、大巴，住一样的酒店，从来不和他们分开。有一次去上海的飞机上，气流颠簸得很厉害，“基本上你吃的东西能吐出来”，但是乐手们想，郑老师坐在前面，“没问题，一定能落地。”
2005年，厦门爱乐在福建龙岩演出。那天，上半场有人献花，花束的水流了一地。下半场郑小瑛上台时，滑了一跤，从一米多快两米的台子上摔了下去。在后台，李俊问她，怎么样？他觉得老太太面色不好。郑小瑛说，我休息一下，没有大碍。五分钟以后，她再次上台，面带微笑，尽管头发有些凌乱，对观众说，“请大家放心，一场虚惊。”她的左手已经抬不起来，她就全程用右手指挥。李俊在台上流了泪。那年，郑小瑛76岁。
高嵩是郑小瑛的关门弟子，是个女学生。2006年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后，她去厦门找郑小瑛。那时，郑小瑛开始在厦门大学招指挥专业的研究生。
郑小瑛先让她在乐团弹钢琴。第一次排练，她紧张，把谱子看丢了，跟不上乐队的进度，郑小瑛批评她，“你还要学指挥？你学指挥，你在这还不会看指挥。你看看现在谁都比你强。”高嵩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在音乐上，郑小瑛非常严厉，学生们都怕她。高嵩每次和她上课都很紧张，“她最常说的就是，怎么可以？你是一个指挥啊，这个你怎么会没有发现？你在干什么！你这一周在准备什么！”
“我觉得，天啊，我在干什么？她说得都对。”高嵩就开始哭。
“哭？还哭？没出息。你哭吧。哭完我们再上。”
“天啊。”高嵩瞬间哭得更厉害了。
老太太也有金刚落泪的时候。想起来，又是那么天真。有一次，郑小瑛给高嵩讲《茶花女》，讲茶花女悲苦的命运，破碎的爱情，怎样万般无奈地离开心爱之人，说着说着，郑小瑛就哭了，哭得那么伤心，高嵩也动情地跟她哭了起来。
郑小瑛很少表扬学生，但又像妈妈一样爱护这些年轻人。高嵩的毕业音乐会，郑小瑛免费让乐团为她演出，“这在国外是不可能的，别说国外了，国内都很少，要是没有这样的老师，挺你，给你乐团，你是要花很多钱的。”
演出前，老师亲手冲了一杯咖啡送到后台，递给她一张卡片，写着“祝你成功”。演出完，郑小瑛对高嵩说，“你比我想象的要好。”那是郑小瑛第一次表扬高嵩。
毕业后，高嵩先后在福建省歌舞剧院、天津音乐学院任职。在工作上遇到困扰，她会去想，郑老师会怎么处理。她记得，有一次，郑小瑛和乐团在北京演歌剧，一共三组演员，其中两组是福建本地的演员，一组是北京的演员。北京的演员是A组，水平最好。听说第二天有中央的领导来看，有人建议郑小瑛，是不是把演员换一下，当天让A组的演员唱？郑小瑛立刻拒绝，一点没犹豫，说不行，这会伤害本地演员的感情。
进入指挥行业后，高嵩偶尔也会遭到性别歧视。前两年，有个外国乐团公开拒绝高嵩指挥他们的音乐会，因为她是女人。高嵩说，当一个好指挥本身就很难，不分男女，“但女性在家庭责任方面承担得更多，比如要结婚，要当母亲，加上传统观念，女性抛头露面可能会引来非议。”郑小瑛也说，孩子是女指挥很艰难的一部分。
郑小瑛的指挥照
5.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今年“三八”妇女节，郑小瑛在网上发布一篇文章，《30位华人女指挥的敬意》，请人做了一段视频，逐一介绍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华人女指挥们。她写道，“我要在这个向国际劳动妇女运动致敬的节日里，为曾经遭遇职业排斥、而今已获得歌剧——交响乐指挥职业资质的世界华人女指挥家发声......使她们也能公正地得到国人的关注。这就是我组织这次活动的初衷。”
郑小瑛知道自己是个特例。直至现在，她仍是中国唯一在乐团担任过艺术总监、首席指挥的女性。在接受采访时，她直言不讳地说：“现在与我成长的年代不同了。现在我们的男指挥、大腕儿身后，有一批女指挥给他们打底，做助理指挥，但没有人知道她们，因为她们在第二线，不会出现在节目单上，这就不公平。所以我要找机会把这些女孩们写出来，让大家知道她们，不是要哄抬她们，她们既然做了，社会应该看到。她们是很棒的。”
郑小瑛1929年出生在上海。她的父亲郑维是庚子赔款第二期的留美学生，母亲温嗣瑛是重庆人，曾在上海学体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子体育老师。那时，女性解放的题目是反对男人纳妾、酗酒和放小脚。温嗣瑛和郑维一见钟情，但由于二人的宗教背景不同，郑维是基督徒，温嗣瑛家是回族，温的父母反对这桩婚姻，温嗣瑛就扛着被子，上了轮船，和家人断绝关系，在上海结了婚。在当时，这是非常叛逆、大胆的举动。
在上海，温嗣瑛积极踊跃地参加妇女运动，被选做中华妇女节制协会的董事长，做妇女解放工作，主要宣传男女平等。
也许是母亲的缘故，自小，郑小瑛就不觉得做女孩有什么不好，又和男人有什么不同。母亲疼爱她，从不会说“女人不如男人”“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话。之后，她在金陵女大上学，更加感受不到性别的压抑，“都是女的，谁活跃，谁有领袖才能，你就出来了。”
直到进入社会，她才体会到性别的传统所带来的影响。比如，很多女孩不自信，“她觉得娇滴滴的最好，男人喜欢，她就往那方面发展。”
下放期间，领导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太行山的三线工厂做慰问演出，几个人扛着钢琴上山了。在山区，郑小瑛指挥了《国际颂歌》和《沙家浜》，工厂的女工在底下看她。第二天，她们跑来找她说，昨天晚上，你在台上胳膊那么一抡，大老爷们都得跟着你转，哎呀，好解气。
“当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突然感觉到，我一定要做好，我释放了山区姐妹们的梦想，就是男女平等，女人也能做领头，这多么地重要啊。”郑小瑛说。
她的确做到了，如今，她成了“姐妹们”的榜样。唯一愧疚的是家庭，她的丈夫和女儿。女儿郑苏一岁半就被送到幼儿园，她去苏联，郑苏五岁，寄养在姥姥家。“我不能因为关照我女儿，我就放弃学习，放弃工作，那不可以的”。在苏联指挥那场给她带来人生转折的音乐会时，她把郑苏的相片放在谱子的末页，当最后的和弦奏完，她看见女儿正冲着她笑。等郑小瑛回来，郑苏已经八岁，才回到母亲身边生活。母女之间总是缺少一份亲密。
郑小瑛第一次查出癌症的时候，郑苏已经移居美国。住进医院的那天晚上，她想，我还是应该告诉她，不然她要生气的。她给女儿打了通电话，在电话那头，郑苏停了一会儿，突然放声大哭，郑小瑛说，“我的心里头说不出来是难过还是高兴，因为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这么直接的感情交流。”她一直很少有时间陪伴女儿，“我对我的孩子缺少关照，缺少爱护”。她不知道她在女儿心中的位置。
有一天，郑小瑛收到郑苏的一封邮件，女儿写道，“妈妈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郑小瑛总说，想要在指挥这行做出一番成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因为指挥不仅要排练乐队，各地奔波，还要处理乐团内外复杂的人事关系。“你不可能又顾家，又干这个。好在我的家庭很简单，我女儿很早就飞了，现在就我老伴，我老伴能够体谅我不顾他，他没有给我压力，我就很感谢他。”
郑小瑛的学生吴灵芬，是著名的合唱指挥，上午小产，下午就去指挥音乐会，她说“我怎么能不去，人家期盼着这场演出好久了，大家已经排练好了。
郑小瑛感叹：“女性是这么在干的，而且她的付出都没法向社会叫苦。”
“姐妹们”也感动、鼓舞着她。9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风靡大陆，乐手们纷纷走穴，接活儿，因为一个活儿能挣几百、几千元，而乐团的演出费只有五块钱。北京各大乐团几近瘫痪，指挥成了光杆司令。
人们喜欢李谷一、邓丽君，甜得像蜜糖，没有人再听交响乐啦！
是姐妹们找到她，说要办一支女子室内乐团，二十多个女乐手，一分钱不要，志愿地聚集在一起，只为演奏古典音乐。她们在阴暗的地下室排练，遇上下雨，地上积了水，她们就每人带一块砖头，踩在砖头上弹琴。她们在北京、天津的校园、农村、工厂里演。孩子发烧，母亲就把孩子锁在家里，没有专车，她们就骑自行车，挤公交车，有的把乐器都挤坏了。郑小瑛对姐妹们说，自古以来就有孟姜女、莫愁女，我们就叫个“爱乐女”吧！
前两年，郑小瑛的祖籍修族谱，邀请郑小瑛作为郑氏后代题词，客家人仍然遵守着严苛的男尊女卑，女孩不计入族谱。于是，郑小瑛题——
“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郑小瑛说：“你们要是同意女性都上族谱，那你就用这个题词，否则你不要用我的题词，也不要录我，我要跟姐妹们一样。你们光用名人，不用普通人，是不对的。”
结果族谱印出来，除了她，增加了上过大学的女孩姓名，却没有算上只上了中学、小学、没读过书的女孩。可见性别平等是一个不容易突破的概念，哪怕已经进入21世纪。
6. 句号
位于北京西长安街2号的国家大剧院像一个匍匐在湖面的巨蛋。从地下进入剧院，很难不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墙体金碧辉煌，透明的天花板被宁静的湖水笼罩着，仿佛置身于一个水晶宫殿。电梯旁边开阔的走道上，在一片绿植的掩映下，四位身穿黑白燕尾服的弦乐手正在表演四重奏。4月一个春风荡漾的夜晚，郑小瑛却躲在剧院三楼一间隐蔽的休息厅，安静地沉默着，再过一小时，她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这天晚上的演出很成功，1895个座位的音乐厅坐满了人。当郑小瑛走上舞台，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按照惯例，她首先向观众深深地鞠躬，然后开始讲解：
“这是一部表现客家人奋斗、生存、发展、性格的史诗篇章。第一乐章，劳动号子，由长号奏出的两个音的号子主题淳朴而执拗，铜管与打击乐一唱一和的号子方式体现了力量和勇往直前......”
等到第五乐章，当站在合唱席的二百位合唱员开始演唱，她干脆转过身来，邀请观众加入。整个音乐厅被高涨的，愉快的氛围包围着。所有人打着节拍，齐声吟唱，共同完成了最后的乐章。那是一首质朴的表现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歌谣。那一刻，音乐不再遥不可及，它将人们的心灵连接在了一起。
在人生的暮年，郑小瑛开始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她想从一线退下来，将排练、指挥移交给学生，“我就不这么冲锋陷阵了”。可是有她在呢，主办方就想名单上有她，她又不得不到一线去。说来说去，郑小瑛的心很软，“既然对人家有好处，我干嘛不去，好像我在摆架子。”她就去了。
四十多年来，除了指挥音乐会，她四处演讲，都是面向大众的普及类讲座：“指挥棒的奥秘”是介绍指挥的工作，如何看懂指挥；“交响乐与歌剧”则是对中西方经典音乐作品的赏析。这几天，趁着排练的空隙，她就去录音棚录课。从古典主义乐派到歌剧音乐欣赏，她一首一首地讲，这是她为听众最后留下的遗产，“我的讲课，慢慢地画了句号。”
剩下的时间，她想多译配几部歌剧，把意大利文翻译成中文，“全世界都在用本国的语言介绍外国歌剧，唯独咱们中国人。”她对目前国内各大剧院用原文演唱歌剧的状况不满，“现在我听到的就是中国人在那里憋着腔，他自己不懂，观众也不懂，台上台下，一台滑稽戏，我觉得皇帝的新衣这样的故事不应该上演。”
“会不会有行家讲说，本来就是西方歌剧，你把它唱成中文，变味儿了。”有人问她。
“我想变一点味儿比完全不懂还是要好点儿。”她笑着回答。
2010年，她办了一个歌剧中心，招学生排练中文歌剧，而且不收学费。她琢磨，“如果因为钱把有才能的人关在外面，很可惜。”没有人愿意来，因为那些地方乐团不演歌剧，有的人甚至没有看过歌剧。
很难再碰见郑小瑛这样的音乐家了，更多的人囿于自己艺术的领地，并不真正了解，音乐和普通人的关系。连郑小瑛也说：“音乐家很容易清高，因为他（她）有特殊的才能，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音乐家。而这种特殊的才能容易变成他个人的财富，就是说，他的名，他的利，他的满足，在于他是唯一的。有的人甚至不求名利，只求享受，音乐就是他的人生。”
她回首过往，我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答案或许在最开始。1948年，她十九岁，不顾父母的反对，从上海出逃到解放区，在河南开封的文工团，正式成为一名革命工作者。短短的三个月，她学习革命理论，批判旧的自我。工农的队伍上街游行，人们光着膀子，胳膊上绑着带铁钉的皮带，把鼓敲得震天响，她觉得特别震撼，人和天地好像产生了连接，那是在上海看不到的，完全陌生的音乐。她想，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气质就应该是这样。
文工团期间，她跟随中央访问团去广西采风。以前，她弹贝多芬，弹肖邦，总想，音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些聪明人的脑子里蹦出来的吗？在广西的山上，带他们采风的当地翻译和一个姑娘搭上了歌，俩人一边走一边唱，姑娘一直跟着他们。等到了住处，人们都睡觉了，俩人拉条板凳在门口接着唱。郑小瑛听不懂他们唱什么，但看他们的表情，眉飞色舞，很有内容。什么东西让他们有这样的激情？郑小瑛想，这是生活的需要，音乐是他们的语言。“我就感受到，音乐家你不要太神气，你的灵感是来自普通百姓的。”
在解放区，郑小瑛树立了指引她一生的文艺观，“俄国作曲家格林卡说，音乐是人民创造的，因此音乐应该反过来为人民服务”。
2016年，郑小瑛在一次世界合唱比赛上看见来自云南的坡芽合唱团，由一群普通的农民组成，可是声音那么好听，而且有多声部，彼此配合得很和谐。她很震撼：指挥是怎么培养他们的？他们没有认真学过，却能够训练出这么好的合唱。她想，我要去学习。2019年的秋天，她来到云南的乡村，见到了这支农民乐团。
郑小瑛听说，这里民风淳朴，夜不闭户，邻里间也少有纠纷。她问他们，你们在唱歌里头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有人回答，合唱要懂得退让。
那是个陶醉的下午。农民们早早地在教堂门口等候她的到来。见到她，他们拍着双手，唱起了迎宾曲。阳光打在歌唱者的脸上，这是她终身奉献的人民，他们真实地与音乐相伴。郑小瑛看着他们，突然用手挡住眼睛，孩童般地哭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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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作者：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