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文化源远流长，著名作家金庸的精神家园也与书法文化有着深切的血脉渊源，他的书法创作颇有“侠气、剑气、仙气”兼具的“武术书法”韵味，其武侠小说中别具新意的“书法武术”成为展现武者精神境界的重要方式，对丰富小说文本和弘扬书法文化都具有明显的作用。金庸的文人书法、武侠小说与生命体验之间大致呈现出了三位一体的契合关系，书与武相通,武与书相融,并最终达至“文心雕龙、墨舞传神”的人文新境界,由此也体现了金庸对武侠精神和文侠气质的复合性追求。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生于浙江海宁。早年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和长城电影公司任职。后创办香港《明报》、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形成《明报》集团公司。五十年代中期起应报社之约，开始写作连载性的武侠小说。到七十年代初写完《鹿鼎记》而封笔，共完成了十五部。他曾用其中十四部书名的第一个字串在一起，编成“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对联。他的小说既继承了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风格，又对旧式武侠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法作了全面的革新。这些作品以古代生活为题材，却体现出现代精神，同时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因而赢得亿万读者的喜爱，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金庸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社评家。他写有近两万篇社评、短评，切中时弊，笔锋雄健犀利，产生了很大影响，曾被人赞誉为“亚洲第一社评家”。
金庸先生的书法用笔很潇洒，字体棱角突出，笔势如拨剑技击，有的笔画很像太极拳里的招术，落笔铿锵有力，中宫收紧，大有宽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的气势，正似笑傲江湖中令狐冲赞丹青生的那句话，字中画中，更似乎蕴藏着一套极高明的剑术。金庸对书法的最大贡献是对书法美学的通俗演绎和认识扩展：古往今来观者聚焦在书法作品的最终形态之上，重文字之美，轻书写过程中的“挥运之时”“挥洒之乐”。
金庸的书法是在《三联》版的金庸全集上，每一部书都有金庸先生亲手题写的书名，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
金庸先生的书法好，是因为其书法碑味很浓烈，可见金庸先生对碑很有研究。金庸先生的书法走的是传统书法家的路子，从魏碑中汲取营养的在近代已有很多人了，大家何绍基、康有为、于右任都是把碑之精华书于纸上，魏碑是古老的字体，康有为曾评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观金庸先生的书法给人的第二个感觉就是拙，这个拙不是拙劣的意思，而是书从碑出，返朴归真的朴拙，大巧若拙，如斧凿刀刻般不修棱角，大开大阖，似有齐白石放刀直干，大刀阔斧的气魄。
金庸先生写作时，喜欢使用五百格的稿纸，竖行书写，从右到左，完全按照传统的中国文稿书写格式。他的手稿，字迹清晰工整，严格按照标准的格式，每字或每个符号均占一格。
书法与武功，这两者在表面上看来是没有任何联系的。然而，在金庸小说中，书法与武功却存在着一些不被常人所了解的密切联系。“书法武功”是金庸小说中的独创。正如他晚年所言：“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
在金庸的《神雕侠侣》中，金庸给朱子柳赋予独特的“书法武功”，较少有人能抵挡住他这一套文中有武，武中有文，文武俱达的高妙境界的武功。小说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写，那是在大散关的英雄大会上，来自蒙古的霍都与朱子柳的一场“笔扇之斗”。霍都的兵器是一把铁骨的折扇，而朱子柳的兵器则是一支竹管羊毫毛笔。朱子柳先以楷书写《房玄龄碑》，端严而瑰丽，随后以草书写《自言帖》，狂放而自由，再以魏碑书《褒斜道石刻》，朴实而雄厚。而最后用古奥难识的石鼓文将霍都击败。我们能够体会到，这整个“武斗”的全过程朱子柳绝妙的书法艺术。
金庸在描写朱子柳写草书时这样写到：“朱子柳突然除下头顶的帽子，往地上一掷，长袖飞舞，狂奔疾走，出招全然不依章法。但见他如疯如癫，如酒醉，如中邪，笔意淋漓，指走龙蛇。”我们能够由此感受到正是由朱子柳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神韵有着全面、深刻地把握，才使他击败了霍都。
金庸曾坦言自己的书法一般，专门做书家是远不够的，然而用来题武侠小说的封面，气象则大不一样，例如“射雕英雄传”五字，一气呵成，题得颇有些古拙质朴、长江大河的味道。（张鸿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