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孙立川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
今香港、深圳二地原属一县之治，即为广东省新安县也。溯史知秦始皇挥军入定岭南诸地，统一中国之后，置南海郡，新安一地自兹纳入中国版图。汉代时为博罗县地。晋代咸和六年（331年）置东官郡，治宝安县，今此地名犹见于深圳市宝安区。隋废郡属南海。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改名为东莞。至明代万历元年（1573年），析东莞，置新安县，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清代仍沿旧制。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占领了新安县所属香港岛，一年之后，清廷被迫与英国签定城下之盟的《南京条约》。“香港岛这个原来属于中国广东新安县管治的地方，终被英国人割占。”但当时的清廷认为香港只是让给英国作寓民之地，英人并无统治当地华人之权力。从中华民国政府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不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在占领香港之后，又觊觎九龙半岛。咸丰八年（1858年）签定了《天津条约》，英国再以非法手段霸占尖沙咀一带。在火烧圆明园之后，彻底割让九龙成为英法联军所提《北京条约》（咸丰十年）诸不平等条约中的一项。光绪廿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九日，清廷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又将九龙界线街以北至深圳河地区及235个岛屿租借给英国，租期为99年，至1997年为止。英国人名为“租借”，事实上99年来从未向中国政府或当地民众支付租金。当时，新界住民自发激烈抗击英军进占，抗英队伍死难者达500人以上。罗湖以南地区遂划为港英政府所管辖。民国之后仍以宝安县政府行使深圳河以北治权。抗战期间，日军南侵，宝安县政府所在地南头沦陷，宝安县政府一度移往东莞，深圳地区成为日军占领区。
新中国成立之后，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53年将宝安县治东迁至清初成墟的深圳墟。1979年3月，中央政府与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惠阳地区及省政府双重领导。同年11月，省府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直辖市。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深圳市确定为“经济特区”。10月，广东省委宣布恢复宝安县建制，同时宣布深圳市与广州市政治待遇相同。1988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包括财政报告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广东省又决定撤销宝安县建制，设立宝安、龙岗两个深圳市直辖区，于1993年1月正式挂牌，1993年设立盐田区。今深圳市拥有罗湖、福田、宝安、龙岗、盐田、南山等六个市辖行政区。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深圳已成为闻名于世的新兴都市，人口近千万人，外来人口加常住人口几近二千万人以上。加上香港有七百多万人，两地相加的人口已然媲美一个国际大都市也。
新安一地，自古以来，皆入中国版图。盛世修史，地方志亦成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所谓有一国之史，一县之志，一族之谱，均反映出中国人的历史感与族群认同感。有谓“国无史无以明治乱，县无志无以明兴革，族无谱无以明辈序”。历代具文化深厚素质之官员均重视修志。《新安县志》于明清二代皆有编纂。清康熙廿七年戊辰（1688）年，有知县靳文谟等所主修新安县志卷。清代学者阮元（1764-1849年）为乾嘉学派中坚。他任两广总督时，有两件事曾与香港有关：一是他于1820年奉命禁烟，这比林则徐禁烟更早，有论者认为，因为他的禁烟令，英国人开始打起了要夺取香港的主意。二是他主持两广总督时，设局修广东省地方志，命江西人、广东督粮道卢元伟总司其责。《新安县志》由时任县令的舒懋官主编，王崇熙编纂。阮元的这一次广东全省方志的重修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新安县修志距康熙戊辰刊本已约一百一十年。舒懋官主编的《新安县志》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编就，二十四年镌刊。新刊本纠正了康熙刊本的许多错误，“分门详晰，取义谨严。”志分二十四卷，编纂者因牧其地，却能留心邑志，亲履四境，延访故老，征之文献，“凡山川之扼塞，财赋之盈虚，户口之登耗，莫不胪举备陈，使贤者如指诸掌。”而嘉庆刊本对旧志错讹多有纠谬正误之用，两相比较可看出旧志体例既乖，采访多有未实之处。如，沿革为方志全书之纲领，旧志仅附地理海防为岭表要务，却不列专条。舒氏自言：“旧志繁芜已甚，讹阙尤多，其体例亦未尽善。”舒氏亲临濒海重地，“升平鲸波水静，然前事不忘而慎固封守，有备所以无患也，故特立海防门。”最重要的是，他于旧志各图外再增入海防图，将香港等大小县属海上离岛尽入县志的版图之中。志卷二有云：“旧志谓抵佛堂门而佛堂外如蒲台、长洲、大屿山、担竿山各处居民竟不得隶于新安版图乎？”所以，新志以海面则以极尽处之山为止，“南至担竿山海面三百里外属黑水洋杳无边际。”这是新安县志第一次明确将香港诸岛定为领土。新安县志梓行二十多年之后，香港就被英国强占，这部《新安县志》也为中国近代史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留下最有力的证据：确认了香港乃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之部分。
嘉庆二十四年刊的《新安县志》也是目下传世的有关新安县历史的最重要文献资料。明万历刊本今已无存，康熙刊本则多有讹误与缺欠，因而，此一新刊本就成为香港与深圳两地最珍贵的史实。譬如，香港一名究竟起自何时何地？在这本《新安县志》中，记有高富史辖下的村庄一名香港村，即仅次于香港仔之村名（见卷二）。
查英国人弗兰克·韦尔什（Frank Walsh）所著A History of Hong Kong 一书所载，在1760年以后，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船长乔治海特所绘海图中，将其假想中的二个岛屿的名称写作：一叫昂船洲，一叫香港。这是英人文献中最早的有关香港的记载。正如香港地名取之以香港仔的香港村一样，今深圳市名取自“深圳墟”亦载于县志之中。今之香港、深圳二处的地名，除英国人所取的洋名中译之外，大率汉文地名都可于此县志中觅得出处。这个刊本第一次将一些较大的离岛标出名字，其中有邻近的三岛分别标出：“大金门”、“小金门”及“福建头”三名，在在显示出此三岛为福建闽南的渔民海上迁徙之地，故以家乡之名以纪之。这亦可能就是香港先民是由客家人及来自福建的蜑民所组成主要族群的一个证明。
其二，该分列卷首的训典、沿革、舆地略、山水略、职官志、建置略、经政略、海防略、防省志、宦迹略、选举表、胜迹略、人物志、艺文志等门类，舆地略中附有舆图数幅，标明新安县辖区，弥足珍贵。而新增海防略则分有海防形势及寨船，标明军事要地。这已为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西方列强屡犯海疆事件作出预警。事实上，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已在新安县沿海增设塾台二十一座以巩固海防，其中有五个座落香港地区，即佛堂门塾台、屯门塾台、大埔头塾台、麻雀岭塾台及九龙塾台（见康熙刊《新安县志》卷八）。雍正年间，更在大佛堂门及大屿山增建炮台各一座，以巩固此一地区的海防。就在此县志编纂期间的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政府更于东涌口增设汛房，并且加筑围墙建成东涌所（寨）城，又于东涌石狮山脚加建炮台两座。（以上参见《香港史新编》上册第46页）自嘉庆年间开始，清政府已在香港岛设有红香炉及赤柱两汛，驻兵防守。嘉庆十六年，清政府更将原在大佛堂山的大炮移至九龙寨海旁并建成炮台。凡此种种，皆可洞见当时的清廷已将新安海防列为军事要塞。九龙城寨一直成为英国人所头痛的一个“三不管”地方，而昂船洲后来更成为英海军驻地，亦为一个旁证。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中国政府在收回香港主权后一定要在香港驻军的决心也。
其三，《新安县志》所记载本地风俗、气候、驿政、屯田沿革、客籍、福佬等居民、古迹、寺庙、艺文等，都反映出此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南疆生民的生活聚居之地。也难怪在香港被割让之后，多少中国文化人痛心疾首，悲愤莫名。近代诗人对此多有讽咏，康有为游香港时悲吟：“伤心信美非吾土，锦帕蛮靴满目非。”爱国诗人黄遵宪有纪香港游诗十首，中有一首云：“水是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官仪。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一百五十年来，中国人总难忘记香港被霸占的这一历史耻辱。吟咏这痛史的诗赋不知有凡几?!二十年前，当香港回归祖国，新安县辖的这一块中国领土得以重回祖国的版图。这亦是我们今日以线装书形式重版《新安县志》的初衷。
深圳成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与邻近的香港本属一地，虽政治制度不同，却在经济、文化、人员交流上日渐频密，尤其是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两地携手共进，为邓小平提出的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作出巨大的贡献。深圳创造了奇迹，其经济总量已超过了台湾、新加坡及香港。而今以新安县属地的香港及深圳两地的经济总量合计，已超越韩国甚至世界上许多中小国家的经济规模与总量。
为甚么会选取此一刊本的线装版形式重印呢？这还得说说这部嘉庆廿四年刻本的传承过程。上文述及嘉庆廿四年刊本是明代以来《新安县志》中最好的一部。其中尤以嘉庆已卯（廿四年）镌《新安县志》（凤冈书院藏板）为现存佼佼者。凤冈一地本为新安县境内，与深圳市龙冈区比邻，今划入东莞市属。论者都以此版为《新安县志》最佳刊刻本。此书版心为单鱼尾，内文页九行，行十九字，共廿四卷，首一卷。开首阮元序文为隶书版，缺首二页，又缺序二之卢元伟序文。此刊本为香港著名作家叶灵凤先生收藏。叶先生虽为作家，平时亦留心方志之书。传闻曾有港英官方背景的机构欲以重金购之，为叶先生所婉拒，他嘱家人于其过世之后将之捐赠回祖国，今此刊本庋藏于广州中山图书馆内。此一刊本亦成目下稀见的嘉庆《新安县志》中的第一版之原本。嘉庆廿五年又有刻本，不详其刊本原貌。但1979年香港新界乡议局的陈日新先生据黄承业所购藏的《新安县志》嘉庆廿五年刊本排字重印，今仍可于坊间购得。以此重印本与廿四年刊本互校，发现此重印本误植之处甚多，且无原刊本之图页，尤其是县治属地、海防之图均付之阙如，实乃一大憾事。但却可据此发现叶藏本缺卢伟元序。由此可知，叶藏本虽非完璧，却是具最重要史料价值之《新安县志》。
早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老作家罗孚先生曾多次对吾等后辈提起此事，谓倘能重印叶藏本以志贺香港回归祖国，诚一佳事矣！2007年，适值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纪念之日，罗先生遂面洽于余，重提出版《新安县志》之议。余不敢有负前辈之托，贸然承命，以一年之时对之进行校补。得深圳大学章必功校长及文学院长郭杰教授支持及赞襄，又得浙江富阳鸿宝斋张金鸿、蒋凤君伉俪大力支持，以天地图书名义印行，此为初次重版。其时曾参校各种刊本，包括张一兵所校《新安县志》及上述黄修业藏本的排印本等，决意以叶藏本为底本，补足阙漏之页，包括阮元序首二页、卢伟元序文及最末一页的艺文志残页（黄承叶藏本全缺此页，叶藏本为残页），以线装本再印，为的是重现当年史籍之原形，以飨港深二地的读者及学界方家。这也是新世纪以来海内外第一部线装版的《新安县志》，具有学术、史料及收藏价值。
匆匆又是十年，初版面世之后，甚受好评，惜只印三百套，早已断市，而余翻检初版多次，尚有一些错讹，久存补过之念。际此回归二十周年之机，得广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应中伟先生、总编辑陶己女士、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赵东晓博士引为同道，三位亲自策划，并提出宝贵建议。又蒙香港岭南大学刘智鹏教授赐以“导言”，让读者、市民与研究界更易于了解，功莫大焉。我重作冯妇，又校出不少错讹。
在本书重制过程中，还多得广州中山图书馆倪俊明先生及老朋友李军先生、郭杰教授等鼎力相助，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十分重视整理重印这本嘉庆版县志，并亲为新刊本再题签。谨此向上述诸公表示深深的谢忱。对共襄盛举的广东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浙江富阳华宝斋古籍出版社及各位同仁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