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30日，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治理”的世界史系列学术活动正式开启。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县分校城市政策学院约翰·R.肖特（John R. Short）教授的城市史专题系列讲座“城市，何去何从？”（Making Sense of the City）开讲。
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第一次城市革命发生于公元前11000年至5000年，远早于定居的农业时代。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是土耳其的哥贝克力（Göbekli Tepe），诞生于13000年前的采集渔猎时代，也在新石器时代之前。而传统的观点认为，城市诞生于农业时代。因为城市需要农业作为生存来源，一个社群需要某一些人不事农桑，才会出现城市。换句话说，农业生产活动创造了城市。但是，哥贝克力证明不是农业创造了城市，而是城市催生了农业。定居农业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包括非洲、中美洲、中国南部。这个时间点晚于土耳其的哥贝克力。哥贝克力的考古发现表明，由于采集渔猎的人们定居下来，他们需要在附近获得食物，因此，定居农业诞生了。因为狩猎采集者在某地长时间逗留，他们需要在四周寻找稳定的食物，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建立集约农业。这是当下关于城市起源的最新观点。
城市的出现也是获得权力的需要（imposition of power）。人们普遍认为，城市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实际上，英语中“文明”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城市”，也就是说文明与城市齐头并进，同步发展，相辅相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城市不仅仅是文明的表现，也是为了权力的施行。人类学家马歇尔·大卫·萨林斯（Marshall David Sahlins）在其著作《原始的丰裕社会》（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写道，在新石器时代革命之前，在城市之前，采集渔猎的时代是原始而丰裕的，因为他们花在获取食物上的时间很少，每年大约只需要1000小时，所以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社交、跟熟人玩耍、跳舞，并建立某种社交关系。相比之下，同时代中国种植水稻的农民每年大概需要花费3000小时才能获得同等数量的东西。换句话说，农业和城市其实是为了让人们更努力工作而创建的。考古发现，采集渔猎时代人类的骨骼结构和预期寿命均优于农业时代。因此，城市革命和农业革命使得大多数人工作更长时间，也更加努力，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差。故而，以某种方式使现有的社会秩序合法化的城市诞生了。在这种解释下，城市是为了不让人们逃避痛苦的生活，并令他们遵守纪律，更加努力工作。
马歇尔·大卫·萨林斯（Marshall David Sahlins）
还有另一种解释城市诞生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建造城市是为了反映宇宙。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有属于那个时代关于宇宙的认识，也即关于世界、神灵和生活环境的基本认识。而人们建造城市的方式遵循的就是这一套世界观和认识论。换句话说，城市运作的方式反映了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在这个世界中，由于神是一切的主宰，居于世界中央，因此，一个社群中最接近神的精英或者领导者居住在城市的中心，而这也正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等级高于其他人。比如，许多古城中都有可以上升到天堂或者极乐世界的建筑。因为他们更接近神，所以他们享受其他人的供奉是正当且合理的，这进一步导致了权力和生活水平的分化，同时这种分化也被视为合理的。正是由于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不直接从事生产性劳动，所以才导致早期的城市是收集食物和分配食物的场所。总之，早期城市是权力关系的体现和再造，也是宇宙观的反映。学界一般使用“同源性”（homology）这一术语来表示这种人、神及其权力分配关系相关联的现象。
土耳其的哥贝克力古城、古代阿兹达克斯城、中国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和柬埔寨的吴哥古都的情况解释了以上这种观点，并结合同心圆分区和前工业化城市的模型予以了解。信仰、历法、等级观念、社会阶层都能在古代城市的结构和布局中看到。一般的居住模式是精英阶层住在城市的中心，往往距离仪式性的建筑非常近，而底层则生活在距离这些建筑更远的地方。这些早期城市所反映的不仅是食物的分配和收集，还有权力的秩序。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也很常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中心都是高耸入云的写字楼、银行大楼，他们也是资本的中心。所以，城市结构反映的是主导城市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在第一次城市革命中，不能忽视城市所依靠的环境问题。回顾城市历史，因环境变迁而繁盛或消亡的城市比比皆是。中国南方和中东的一些城市通过修建人工运河、水渠等水文工程，扩大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产量，逐步走向繁荣。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些古城，破坏了周边的植被，降雨量减少，削弱了城市的农业基础，逐渐分崩离析。尤卡坦半岛的玛雅城市也是因为气候变得干旱而不宜居住。研究古罗马帝国衰落原因的观点之一也与环境有关。帝国的扩张将许多动植物、微生物、细菌、疾病带到原本不存在这些环境问题的地方，打乱了生态平衡，削弱了帝国的实力。城市需要特定的温度、水、资源和气候条件。现在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从环境驱动的角度着眼于城市的兴衰。
故而，第一次城市革命主要表现为城市的出现，其特征为城市形态的建造基于人们对宇宙权力关系的认知。那么，第二次城市革命则不同，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要特征，包括交易商业化和生产工业化。
第二次城市革命起源于1000-800年前的商业资本主义，与货币、长途贸易的兴起有关。由于要进行海外贸易，欧洲地区出现了许多为商人而不是政治特权阶层服务的城市。这样的城市以贸易/交易为重心，而不太注重政治权力。大约在1400年，德国流行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反映的就是农民离开土地到达城市，脱离封建制度与封建关系后，获得了一种轻松与自在的感觉。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业城市是自由之地。阿姆斯特丹、布鲁日、佛罗伦萨三座城市的历史情况可以解释这一点。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全球贸易城市，在婚姻关系上，这座欧洲城市具有最开放和最宽容的氛围。有许多城市的诞生与之相关，比如纽约、开普敦等，这些都是荷兰人为贸易建立的城市。他们只关心贸易相关的事情，在阿姆斯特丹可以兑换任何一种货币，而不关心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福利。他们的成功在于思想的自由交流，金钱的自由交换。布鲁日是欧洲北部现代早期典型的商业城市，与欧洲南部的佛罗伦萨经常有贸易往来。而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生地。在这样一个人口不足10万的小城市却有一大批像达芬奇这样出色的艺术家。这三座城市揭示出开放的贸易、包容并蓄的思想和城市变革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佛罗伦萨代表文艺复兴，阿姆斯特丹代表世俗、宽容的公民社会。
第二次城市革命最重要的部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于19世纪，主要包括建立工厂、制造原材料、人工加工、销售等环节。以这些环节为中心，城市在规划不全面的情况下快速发展。19世纪曼彻斯特的人口在50年间增长了6倍，当代唯一能与之相媲美的是1990年后中国城市的城市化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工业资本主义导致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兴的社会力量和结果。其中一个结果是城市生活环境的恶化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在这方面，研究工业革命和早期曼彻斯特的最佳著作是弗雷德里克·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Condition of Working Class in 1844）。恩格斯的家族从棉花贸易和纺织工厂中获利，非常富有，资助了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恩格斯家族在德国创办纺织品工厂，他们把年轻的弗雷德里克·恩格斯送到曼彻斯特去考察。恩格斯在书中记录了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工人在1844年的生活情况和大量数据。非常巧合的是，这本书与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同一年出版。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是他们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建造工厂、招募工人的同时，也创造了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工人阶级。然而，工人成为一种政治力量需要觉醒阶级意识。
另一本关于工业城市史研究的必读书是E. P. 汤普森（E. P. Thomson）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该书自1963年出版以来颠覆了西方的历史研究。汤普森通过观察19世纪早期的工人群体，重新定位历史研究，将研究重点从王侯将相转移至普通人，这对城市史来说也一样重要。同时，汤普森的研究表明工人阶级是通过各种群体活动来实现自我认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以工人和工厂为基础的足球俱乐部，比如曼城和曼联。他们创办比赛，比赛反过来也在塑造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他们塑造了他们自己。此外，那时的工人普遍会加入葬礼协会，每周参加一定数量的葬礼，以保证他们自己去世后，即便在没有积蓄的情况下也有人帮助他们火化、送葬。他们的寿命非常短暂，45岁左右就将走向死亡。汤普森所做的就是将普通工人的生活公之于众，讲述工人阶级是如何自我创造的。因此，现代世界的许多政治意识形态都是在工业城市的熔炉中创造出来的。
这些也导致工业城市的阶级关系非常紧张，阶级冲突也越来越强烈，种种对抗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回应，包括采取公共卫生相关的措施、进步主义改革和城市美化运动等。1854年约翰·斯诺绘制了“伦敦霍乱病区分布图”，他讲述了当时的伦敦人是如何从关注清洁空气转移到关注水源的过程。不过，这张地图只是对伦敦当时出现的霍乱的反应，具有局限性。而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则真正从城市建设的角度考虑公共卫生问题。霍华德提出不宜让工厂和住宅靠得太近，应该将他们分开，城市需要更多植被，应该有墓地、农场。当今几乎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有土地使用规划，而这些规划都遵循了霍华德的观点。芝加哥、马里兰州的格林贝尔特、上海、新加坡的例子进一步阐释了该现象。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也是对工业城市的回应，从三位著名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者亨利·梅休（Henry Mayhew）、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和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实践可知，进步主义改革运动是如何从城市调查到调查性新闻，再到公共政策。这些活动家推动了一系列变革，公共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美化和花园城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除此之外，第二次城市革命也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不仅仅是阶级关系。在这方面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论文《社会破裂：货币经济与人际关系》（“The social rupture: money economy, impersonal relations”）是非常优秀的研究。齐美尔指出现代城市发生的一些有趣变化，在乡村中，村里的每个人都互相认识，而在城市中则存在匿名性和碎片化。一个人既可以是“儿子”的角色，也是“工人”的角色，他的身份是不固定的；同时周围的其他人也只知道他的某一角色，而不了解他本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新形式的自我意识。但是问题也由此而生，城市居民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成为”自己，去变成那个“角色”被期望的样子，去经营不同的人际关系。这些往往会掩盖人本来的样子，而人们为了防止自己最核心的部分不被掩盖就会不断夸大自己的个性。有一大堆作品讲述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发现自我的故事，但是越自由，疏离感越重。
19世纪的法国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写过一本书，叫《现代生活的画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在这本书中，波德莱尔实践了通过行走在大众消费盛行的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去体验、感受城市。这是一种了解城市的方法，步行在城市中，通过鼻子、嘴巴、眼睛、耳朵等器官，参与城市、体验城市。
第三次城市革命以全球化为契机，是一场正在发生的革命，将在后续的讲座中讨论。第三次城市革命涉及全球城市化、全球城市网络、不平等的增加、后工业城市、气候挑战和巨型城市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