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早该了！
文 | 颖宝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APP，欢迎下载使用
未成年人犯罪，一个日趋刺耳的词语。
它所指事件的恶劣程度，不亚于成年人所为，却往往因“未成年”三个字，落入无可奈何的结局。
这两年，陆续有专家和媒体呼吁，不该让《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为未成年人的“免罪牌”。
5月10日，据广州日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建议，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从14周岁下调至13周岁。
也就是将《刑法》中的“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伤人、抢劫罪等，应负刑事责任”，放宽至“13-16周岁”。
借助法律的威慑力，将罪恶的源头扼杀在摇篮内，的确是一个好建议。但有反对的声音指出，未成年人犯罪只是个案，针对个案修改法律，将让整个群体失去保护。
难道，要等未成年人犯罪上升为普遍现象，才讨论解决方案吗？
未成年人犯罪，更令人痛心和愤怒。/图虫创意
“我不敢相信，
眼前的小孩竟如此暴戾”
近年间发生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说出来能把人气得头顶冒烟。
2018年，湖南省，年仅12岁的六年级学生小吴，举起家里的菜刀、对着亲生母亲连砍20多下，导致她当场身亡。
据亲属透露，小吴经常问母亲要钱买烟，倘若被拒绝，就会与她吵架，甚至出手打人。
而这一次，他起了杀心。
小吴的外公说，女儿（小吴母亲）偶然发现，家里存放的4包香烟被小吴偷偷抽完，一气之下用皮带抽打了他。谁知，小吴直径走入厨房、拿起菜刀，毫不犹豫地砍向自己母亲，“她的双手被砍下，头皮血肉模糊，脖子处有一道很深的伤口”。
挺悲哀的，一个12岁的孩子，在香烟与母亲之间，选择了前者。/封面新闻视频截图
面对警察，小吴只说了两句话——
“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
“学校不可能不让我上学吧。”
故意杀害至亲之人、手法残忍、毫无悔改之意，于情于理，小吴都该接受法律的严惩。
结果却是，因为案发时小吴未满14周岁，无需承担刑事责任。案发后的第4天，他被释放了。
毛骨悚然的是，他坚信自己还能回去上学，因为他已预知这个结果，“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小吴被释放后，曾想继续回学校上学，但遭到其他学生家长的反对，理由是“很害怕，杀了人就这么放出来了”。/新京报视频截图
同年，也是在湖南省，年仅13岁的初一学生小罗，在向父亲要钱去网吧被拒绝后，举起铁锤，一下、两下、三下……先后将父母锤伤致死。
小罗在逃逸两日后被捕，却也因未满14岁，被认定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他的亲戚表示：“（小罗）可能会被送到收容所接受教育。”
犯案后立刻逃逸，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的行为是错的。
但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铁锤。而锤杀双亲的代价呢？只是“接受教育”。
悲剧已经过去3个月，墙角的血迹仍清晰可见。/看看新闻视频截图
2019年，辽宁省，13岁男孩蔡某将一名10岁女孩带到家中，想和她发生性关系。
遭拒绝后，蔡某恼羞成怒，将她杀害并抛尸在住宅楼下的灌木丛中。
结果如前两桩案件——蔡某未满14岁，只是被判收容教养3年。
这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女童才10岁，她还有数年的快乐未曾享受。/红星新闻视频截图
庭审结束后，女孩母亲说了一句话：“女儿死得如草芥。”
死如草芥，被小吴砍杀的母亲、被小罗捶死的父母，何尝不是。
如果说，面对成年杀人犯，我们会感到愤怒；那么面对未成年人罪犯，我们则有更多的痛心、不甘、惋惜与愤懑——
因为我们知道，前者一定会接受法律的严惩，但后者不一定，甚至还有可能逍遥法外。
即便这群营养摄入越来越丰富的未成年人，有些具备与成年人相当的力气、具备相对独立的判断能力、认知能力，却因“未成年人”身份，无视法律、肆意妄为。
据中国商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初始年龄，相比20年前提早了2-3岁，这一低龄化趋势仍在扩大；大众日报表示，这一群体在犯罪过程中，还出现了成人化、暴力化倾向。
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09-2017年间、该庭受理的涉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14-16岁犯罪人员占14.96%。
据《中国教育报》统计，2017-2018年间，校园欺凌事件学段是初中，意味着欺凌者和受欺凌者，都是12-15岁的未成年人。/《中国教育报》
过去我们需要提防的未成年人，多数是16、17岁的“半大人”；如今竟连13、14岁的“小孩子”，也令人不敢轻信。
我们还哪敢让他们接受“从轻处罚”？
未成年人的犯罪能力提前，
已是事实
是否该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争议主要围绕两点——
在铺天盖地的新闻中，14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似乎占比很小，我们有必要为“小概率”事件修订法律吗？
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张鸿巍对此态度明确，他201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部分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被司法体系阻挡在外，很大程度上掩饰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真实状况。”
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不是数量少得不值一提，而是因为披露得少、大众不知情。
错觉的根源，是我们判断未成年人犯罪能力的标准，仍沿用自1997年《刑法》。
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报告（2015）》，光是在2002-2012年的10年间，我国城市男性儿童就长高了2.3cm、体重增加3.6kg；城市女性儿童长高了1.8cm、体重增加2.1kg。
再看2020年，与1997年相隔23年，未成年人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差距就更大了，以前那套逻辑，自然不再适用于当下。
营养好了、运动也多了，如今的未成年人，每一个都身强力壮。/图虫创意
这也引起了另一点争议——如何断定13岁的未成年人普遍早熟，并具备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
实际上，在2017年，当《民法总则》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由10岁降至8岁时，已间接证明了这种现象。
据人民检察杂志，下调是为了“更好地尊重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较为符合目前未成年人身心成长的实际状况”。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判断标准是：自然人的意思能力、意志能力。说白了就是，能否理解自己的行为并预知后果、能否控制自己的行为。
既然“降低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已付诸实施，那未成年人的辨认、控制能力提前，也是既定事实。
13岁蔡某在杀害10岁女童后，竟两次返回事发地点，故作关心地与女童父母攀谈，并若无其事地录了一段现场视频、发到社交平台，配文“小孩死了，让那个人扒光，给杀了”；
当被列入嫌疑人名单时，他在班级群表示自己很害怕：“我还不知道那块有人，我把我擦过血的纸扔那块了”“我害怕啊，怀疑我了，我的指纹咋整”。
如果他一开始不知道杀人是错误的，看到警察和慌乱的人群，也该明白自己行为的恶劣性了。但他却将自己伪装成一名“楚楚可怜的路人”，甚至渴望通过骗取同情，为自己脱罪。
细思极恐。
故意杀人后，还笑嘻嘻地与被害者家属聊天。这种变态杀人狂魔的电影桥段，竟出现在现实中，而且主人公是一名13岁未成年人。
近年来，大众对“未成年人犯案后逍遥法外”现象的谴责声，也越来越大。
今年5月，凤凰周刊发起“你同意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吗？”投票。
3.4万参与者中，有2.3万人选择“同意”，占比67.6%；有8997人选择“应取消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占比26.5%；选择“不同意”或态度中立的人，仅占5.9%。
2019年，头条新闻就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后，仅被收容3年的处理结果，以投票形式征集网友看法。
在51.6万参与者中，有31.5万人认为“犯罪与年龄无关”，占比61%；有17.8万人认为“应适当降低年龄限制”，占比34.5%；认为“属于特例”及无看法的人，仅占4.5%。
也就是说，多达95%的投票者，都认为“未成年，不应该成为犯罪的挡箭牌”。
在未成年人群体中，我相信有99%的人都善良淳朴，但无可否认，剩下那1%曾出现犯罪的念想和并具备行动能力，“必须让他们接受对等的处罚”已成为舆论共识。
投票结果，足以反映民众的愤怒。/新浪微博截图
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既响应民意、有效降低相关案件发生率，又符合这一群体犯罪低龄化的现状，是顺应社会快速发展、物质文化水平提高而出现的调整方案。
这种方案，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早有先例。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有多达72%的国家或地区将刑责年龄定在14岁以下，更有28%的国家或地区的刑责年龄为7岁。
就具体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而言，瑞士、新加坡是7岁，墨西哥、菲律宾是9岁，英国是10岁，土耳其、荷兰是12岁。
种种现象和数据，都督促着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迈出下调的第一步。
修订法律，并不是问题的结束
这只是最简单粗暴的一步。
毕竟犯罪者与刑责，不能只是因果报应的关系——
单凭“一命抵一命”的逻辑解决问题，也太不把人文主义放在眼里了。
前不久热播的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一名年轻人闯入电影院，举枪扫射，造成轰动一时的“无差别杀人案件”。
当民众愤怒地高喊着“立刻将他处死”时，一名律师主动为年轻人辩护，并数次帮助他的家人。
集体性谴责能指出问题所在，但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与恶的距离》截图
律师并非如大家揣测的“为了成名，丢掉良心”，而是想延后死刑执行日期，以便有更多时间寻找杀人的真相——
为什么犯罪？
犯罪的原因是否有普遍性、代表性？
我们能否通过社会关怀等途径，预防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探讨这些问题，是我们在修订法律后，需要迈出的第二步。
如剧中的律师所说：“与其满足民意去杀死一个人，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如何走向犯罪的。”
“如果这件事情，不去试着找出答案，试着去预防，这类事件在世界各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我们与恶的距离》截图
据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来自流动家庭的未成年人最多，其次是离异、留守、单亲家庭。仅2015年，我国就有55.52%的涉案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部分城市的比例甚至高达63.89% 。
如何提高未成年人监管力度，并给予更多关怀？我国有很多正在实施中的方法，如广东省建立了困境儿童基本生活分类保障制度。
这项制度的对象是孤儿、自身困境儿童、家庭困境儿童等等，将分别给予他们最低生活保障补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和临时监护。
我们更可以在未成年人陷入困境之前，就施予帮助，而最有效、最便捷的办法，也许是爱与关怀。
例如，当相关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监护人失职、侵害未成年人时，可及时向上汇报、插手处理；社区、街道定期对特殊家庭监护情况的进行评估、跟踪，掌握未成年人的动态。
或许，我们能通过改善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树立正向的三观，让社会上不再出现第二个小吴、小罗和蔡某。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正被世界温柔以待，是否也会对世界好一点？”
“解决伤害最好的方法，是善后跟预防。 ”/《我们与恶的距离》截图
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虽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案，但它是最基础的方案。
我希望犯罪的未成年人受到严惩，也希望每一次惩罚，都是最后一次——
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
参考资料
[1]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可否降至13岁？|大河网
[2] 未满14岁未成年人犯罪怎么办|华律网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
[4] 涉罪未成年人家庭监护问题与对策|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5] 防范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心痛更要行动|新华社
[6] 家庭监护缺失可由 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救助|羊城晚报
[7] 应不应该降低未成年人刑责年龄？争议依然针锋相对！|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