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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江镇上走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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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雁山,滚滚鳌江。奔腾向海的鳌江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豪爽开放且富有创新精神的鳌江人,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民国时期,鳌江出现经济大繁荣。那时,镇上有两个大户人家,一个是鳌江开埠先锋王理孚家族,另一个是后来出现两位共和国将军的宋上楠红色家族。然而,极富民族气节办实业的王宋两家,却打起了官司。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王家六子王载紘先生和宋家大女儿宋爱兰女士却“罗密欧与朱丽叶”般浪漫相爱!他们在西南联大彼此扶持完成学业,又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化解了两家的矛盾。两人相濡以沫,走过六十余个春秋。


本文由宋廷铭大女儿宋晓雁女士,根据王载紘先生生前回忆录,并结合自己与他们之间的交往经历写就。王、宋两家许多后人亦对此文有贡献。


——金智宽


浙江省有五条江,最南边的是鳌江。这条江的源头,是奔向东洋大海的南雁荡山山脉九溪汇流。这条江的入海口,就是我的家乡——浙江温州鳌江镇。


听爸爸说,他每每梦回,总见那鳌江的水面上,布满了归帆,随着潮涌,乘风东来。东来的大船是从海上捕满鱼蟹回来,人称之为“舮艚”,有两桅的,或三桅的。涨潮之后的江面,又宽又似平静。成队的舮艚,先后降帆下锚。而那些鱼贩的小舢板呀,蜂拥而上,评货论价。也有鱼行收购,装鲜货上岸。岸边上有好多条宽宽的石板大道,直没入江底,这是江边的埠头,人称之为“舮艚头”,即舮艚的停泊地、避风港。埠头上挤满了搬运工、鱼贩,一派嚣闹繁忙景象。此地还是浙南闽北运载稻米、桐油、明矾等物资的集散地,一度被誉为浙南“小上海”。


鳌江镇原名“古鳌头”,分上埠和下埠。上埠的大户是王家,下埠的大户是我们宋家。说起王家,王家老爷王理孚不愧是我们鳌江镇的开埠先驱。他早年深受维新运动思潮影响,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省都府秘书、鄞县知县。因对当时的官场深感失望,后弃官返乡,仿效江苏南通张謇在家乡创办实业、开办学校,造福乡里。鳌江第一所新式学校——鳌江公学(即鳌江小学)是他创办,鳌江的码头是他兴建,南麂岛是他最先开发,他创建经营“王广源”商号,将小小的南北货行发展成名震东瓯的综合性大企业,他家的明矾产品“王广源虎牌大明珠”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半个多世纪前,王家,不光在上埠,在整个鳌江镇也是当仁不让的大家。


再说我们宋家,宋家老祖,就是我爷爷的爸爸宋绍霖,是开设盐行发的家,不过,后来被清朝政府下令禁营私盐而关闭。东山再起是我的爷爷宋上楠。民国后,我爷爷在鳌江开“宋元春酒坊”,受污吏酒税欺压,负气停业。时值第一次土地革命,他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闹土地革命。1927年,国民党“清党”,拘捕、杀戮共产党人,他也不得不远离故土,到新加坡避难。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外部世界,见了世面,决心回乡搞实业,振兴家乡经济。两年后,回国从事工商业,设“宋元春砺壳行”,创砺壳“舮艚”船队,修蛎灰烧窑,创建了浙南建材砺壳砺灰业。


1938 年,日寇敌机轰炸鳌江。面临敌舰进犯的态势,当时政府决定封锁鳌江口。为了筑“水下封锁坝”,我爷爷慨然献出自家砺壳舮艚船队的十来艘三桅大船,装上石头,自沉鳌江口——狮子口主航道,御敌进港。爷爷的砺壳行就此歇业。他这舍小家为大家的义举,一时间传为佳话。


就如我们在小说、影视剧里常见的,同处一地的俩大户,总免不了相互竞争、明争暗斗。有说是源起清末宋家盐行被告查封,也有说是生意竞争上的其他原由,我可是到今天也没有真搞明白,鳌江镇上,都是极富民族气节办实业的王宋两家,究竟祖上是为的什么事,竟打起了旷日许久的官司。


可是,可是呀,谁也没想到,王家的六少爷竟然与宋家的大小姐相爱了!

——这,就是我的姑妈宋爱兰和姑父王载纮、古鳌头镇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宋晓雁


我的姑妈宋爱兰和姑父王载纮都出生在1918年,姑妈在年初,姑父在岁尾,所以姑父尊我姑妈为“兰姐”。祖上是冤家,无碍两个孩子竟然从小学就发出了爱的萌芽。


1929年,王家小儿子载纮就读鳌江小学,班上从女学转过来一位同学,名叫宋爱兰——这,就是我的姑妈、宋家的大女儿。是毕业班,同班的还有载纮姑父他大哥的女儿王来苏。


宋爱兰


这一年,鳌小新来了几位很有朝气的教师。毕业班的级任老师旭东先生是福建集美学校毕业的,有很强的改革精神。说:既然男女学生同在一班,就应该男女一律按身高排列座位。于是,小爱兰恰巧坐在小载纮的前边,小来苏又恰在小爱兰的前边。原来男女同学不相交谈,旭东先生要求打破这种陈规旧习,而且还让男女同学一起踢小足球。载纮、来苏原来叔姪俩就亲密,爱兰来后与来苏又交了好朋友,再加旭东老师又布置他们一块儿出壁报,于是,小载纮和小爱兰原来男女生之间的疏远关系便很自然地消失了。



童年的王载纮和宋爱兰,是班上读书成绩最好的两个,他们两个总在竞第一。一般说,月考榜上都是王载纮第一名,宋爱兰第二名。为此,小爱兰很不服气。有一次,小载纮伤风感冒,缺课几天。这个月榜上,宋爱兰第一名,王载纮第二名。小爱兰高兴极了,笑嘻嘻地回家告诉父母亲,父母亲也为之高兴。


谁知第二天上学进教室,却看见黑板上写着“王载纮和宋爱兰是俩公婆”。小爱兰气坏了,擦了字回家哭诉。母亲(即我的奶奶)拉起她,小脚跺跺地去找老师。同学们受了老师批评,一个个低头不吭声。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一天,小来苏不知为什么写了一张纸条给小爱兰, “兰:你如果不立刻回到你的座位上,我便和你反脸,以后各顾自己吧!”还忽发奇想地加了一个简易信封,抬头写“宋爱兰女士收”,落款写“王寄”。信,被老师捡去。全班姓王的就是王载纮和王来苏,而同学们只猜想王载纮,霎时间传了个满城风雨。天下许多事都是弄假成真的,更何况此误会还不好说就是假。


若干年后,载纮姑父写起这段往事时说:“这虽是一次小玩笑,但我俩的名声却传开了。我俩以后的漫长生活中,似乎就此定了局,根本没有第三者涉足其间。”“爱兰从女学转到我们班来,是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这是命运安排的吧!”“毕业时,我们都在一个班上,我和爱兰在鳌小虽只短短的一年,但这一年对我俩的终生生活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王载纮


初中时期,两个小朋友不在一个学校,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寒暑假期间,略窥端倪的小来苏会去宋家邀好朋友爱兰去王家玩耍。有时候我爱兰姑妈也会差小她十岁的妹妹、我的小姑妈宋爱娥偷偷送张纸条给他的载纮同学。晚年忆起,姑父曾笑对我说:“那时呀,你姑妈来我家的胆量可比我去她家的要大……”


宋家信奉耶稣教,有时我爱兰姑妈跟母亲去礼拜堂做礼拜,半途就溜到王家来。机灵的小来苏一到礼拜天的下午就会在自家的水门头(挑水进出的后门)等着,见她爱兰同学从礼拜堂出来,便半途出击,把她从水门拉入到家里来。家中下午要挑水,水门经常是开着的。


王家是大户,水门进去就是有假山有池塘有亭子有花草的后花园。花园里有好多花,特别是有很大的绣球花,开得很好看。有时我的爱兰姑妈还会跟家里说带妹妹去做礼拜,其实只到教堂坐一会儿,就拽着妹妹去了王家。那边的水门头,来苏自在等候。进王家,来苏的小妹妹拉小爱娥花园里赏花,而大同学们呢?不论辈分,都去书厅说话。


爱兰同学到,还有个王家小妹也必来一起说笑。她会特别用盖碗为哥哥的女同学泡一碗茶,盖碗是单独洗净的。送走宋家大小姐,王家六少爷载纮会悄悄地将爱兰同学留下的一碗茶端到自己书桌上,继续饮用两三天,让一种美好的享受从唇齿绵绵到心头……




1934年夏,爱兰姑妈考入杭州高中,她的载纮同学考入天津南开高中。分在两地,鸿雁传书却更密更正规了。


南开高中,传达室的窗口上有一个木盒。每天午前都有送信的绿衣使者,公信和老师的信由传达室捡走,其余信件都放进木盒。每个星期五的午间,载纮同学都会迫不及待地在那里找到一封“杭高宋寄”的信。当晚做完作业,他一定仍是趴在课桌上,右手握笔疾书,左臂拦在信纸上,即刻给“杭高的宋”写回信,从不耽误。同学们前后左右围上来,有人酸溜溜:“别捂了,我们都看见了!”


南开高中,教室离日本军营很近,学生上课时都能听到日军演习震耳欲聋的枪炮声。1935年初,一年级学生去保定集中军训,结果被日军所迫,解散放下枪支,在哭泣声中回到天津。1935年下半年,日军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傀儡政权,平津学生发动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上街示威游行。这些都是高中学生王载纮的亲身经历,无不深深影响着他。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正是毕业班的王载纮,在慌乱中和两个同学跑到车站,扒上一辆南下的货车,匆匆南归。车上装着许多走私的白糖,同学们在糖包上坐着。车开时上来一批押货的朝鲜浪人,故意在他们对面坐下,两腿竟放到他们肩上呼呼大睡……


离津前一天,在南开校门口走过,迎面来了一队日本兵,为首的拿着一柄指挥刀向他问路。载纮同学听不懂日本话,日本兵悻悻地走了,旁边的同学和路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这些事,这些情景,当我的爱兰姑妈在上海见到王载纮,便听他迫不及待义愤填膺地一桩桩一件件地讲来。这段国家、民族、个人都遭受凌辱的亲身经历,对我姑妈和姑父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抗战声中,一个从天津南开高中,一个从杭州高中毕业的热恋青年,汇聚在上海,决定一起投报北方三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的联合招生考试。但“八·一三”上海事变又发生了,上海的联合考试也取消了。时局十分紧张,两人只得搭上“瑞平”轮船匆匆回到鳌江。在此前后,平津沪杭各地的知识青年们也都相继汇集到鳌江来。


这时鳌江青年中已发展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展了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先后成立了“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创办了“平阳日报”,成立了“平阳临时中学”,创立了“青年剧团”,接办了“鳌江小学”,成立了“军训队”、“妇女团”……在当时的浙南,鳌江俨然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救亡中心。



回乡的王载纮积极参加了这些工作,还在临时中学当了老师。我的爱兰姑妈却应瑞安某报关行的约请,在那里协助工作,帮助处理报关行一些带英文的文件。


高中时的王家六少爷宋家大小姐,在每周一次的长期通信中,早已私定了恋爱关系。可是,怎样才能得到祖辈为仇的双方家长同意呢?两个年轻人,谁都没有勇气去碰头顶上的这个天。为怕人言可畏,爱兰姑妈这段时期有意避居瑞安。


直到1938年4月,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有人看见,载纮从鳌江搭汽车去瑞安看望爱兰。那一天,只觉日短不觉路长,瑞安城郊,留下了他们迤迤散步的身影……


——宋晓雁




飞云江上,爱兰送郎,情意绵绵。从北岸坐船,送到南岸汽车站,再强忍难以割舍之恋,一人回北岸。


隔不几天,果然听到报关行里传出了可畏的人言。我那倔强的爱兰姑妈生气了,索性回到鳌江,就留在鳌江和她的载纮一起,并参加了妇女团的工作。秋后军训队成立,俩人都参加了军训队。



军训队早上天朦朦亮便开始训练。那时,临时中学的教师宿舍设在茶栈。每天,爱兰姑妈早早就荷枪到茶栈的楼下等她的载纮,然后一同步行到鳌江公学操场集中。军训队晚上还要集训,学唱救亡歌曲,听临中教师们讲国耻史。散会的时候,两人就在教室旁的“三乐亭”和队员们一起谈天,或者去操场外面的秋郊里散步。共同的战斗,使他俩的关系更为亲密。


故乡深秋的郊野是那么美好!一天,他俩相约去鳌江南边的侄女王来苏家。到码头准备渡江时,突然觉得到别家做客,反不如就近在郊野闲坐,畅怀谈心更为自由。于是,俩人便顺江口北折至五板桥一带。朝阳从海上升起,驱散深秋早晨的寒意。晚稻正收毕,稻草整齐地在田间码成垛,透出稻香,并显出爽人而耀眼的金黄色……秋郊是非常宁静的,很少有行人往来。两位热恋中人,打开准备好的点心和水果,靠在稻垛上,边吃边谈……晚年时载纮姑父回忆说:“这是我俩生平最美好的一次郊游,至今记忆犹新。”



军训队是鳌江分团组织的,王载纮是鳌江分团的团长,兼军训队的队长。王于东是教官,具体负责队里的工作。上级要他们代表总团去北港分团帮助建立军训队。于是,各人自费做了一套粗布军服,买了一顶箬笠,一双草鞋,自县政府借到一批旧枪,浩浩荡荡开入北港。宣传工作完成后,一帮人就在南雁北港仙姑洞附近露营。大家坐在岩石上借清澈透底的溪水涤足,爱兰姑妈也脱了鞋乐在其中。这情景有人悄悄用相机记录了下来,今天看到这张相片都能感受这帮热血青年那日的快乐。只是照片中我没有找到载纮姑父,想必他就是镜头后面的拍照人。


晚上,打开帐篷,男女各占一篷。需派两人在营地周围巡逻值班。王于东教官有意,特派王载纮和宋爱兰一起值班。那夜,月色正好,清风带着远处的溪水声,徐徐吹进山坳里。两人一边巡逻,一边谈天,又是一次美好的回忆……



日寇侵华。华北之大,已然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北方的清华、北大和南开三大学已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因战事突变,又决定于1938年2月西迁入滇,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通知各地学生尽快前往昆明报到。于是这批在鳌江从事救亡活动的学生立即准备出发,同行共七人,其中有我姑妈宋爱兰和王载纮。就此,这对鳌江镇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告别家乡,西行入滇。


当年鳌江镇上,女子上高中、读大学是从来没有的,唯有宋家在培养女儿。我姑妈是鳌江镇第一个女子上大学的,旁人视为“奇事”。女儿远行求学,父亲依依不舍。姑妈走时,爷爷亲自送她到温州。到集合地,看到一位帅气青年过来帮着提行李。回来后告诉奶奶说有一位俊秀后生与爱兰结伴同行,女儿一路上有照应,放心了。那时,他哪里会想到这后生就是王家小儿子,是他未来的女婿?



那时去云南,哪有今天的交通?只有在温州搭轮船去香港,然后绕越南的海防、河内到昆明。在此之前,温州的海运已中断很久。直通香港的海轮原先就很少有,所以非常拥挤。开船的那天,闻讯赶到码头送行的只有爱兰姑妈的弟弟——我爸爸宋廷铭和他表哥春祺。当时我爸爸他们温州三个中学的同学发起成立了“温州抗日学联”。晚上,他们抗日宣传队正在街头演出,爸爸的表哥找到他,他将工作交给同学,两人急急去了码头。码头无比拥挤和混乱,我爸爸和他表哥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们一行人送入舱内。安顿下来,时间已紧,爸爸他们匆匆挤下船,淹没在码头人流之中,以至于相互之间都未来得及挥手告别。


这是1938年的11月初,颠沛流离,这帮人路上走了近一个月。且不说一路海轮的颠簸呕吐,也不说滇越铁路的老牛慢行,更不说河内换车时千防万防也没防住盘缠全部被偷,终还算是平安到了昆明。



我国的西南边城昆明,成了大后方科学和民主的中心。西南联大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名师于一堂,教师基本上都是清华先后留美的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师生们团结协作在一起。虽然师生们的生活都比较凌乱,但对功课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爱兰姑妈和王载纮一起入了理学院的化学系。


联大的学生每人一个学号,原来是清华的学生,学号前冠以T字(代表TsingHua),北大的冠以P字(Peiking),南开的冠以N字(Nankai),新进入或转入的冠以A字(代表联合As-sociated)。王载纮是南开高中保送入学,在天津就报了名,学号是N2223。爱兰姑妈在上海时考取了南方三大学(浙大、中大、武汉),持报纸上发表的录取公告,在联大办理借读手续,后转正而获得A字学号。



一行人绕道抵达昆明是1938年的12月1日,学校已正式开课将近一个月了。一对恋人安顿了生活,办理了入学手续,参加学习已经晚了一大截。俩人一起赶功课,要赶新的,又要补旧的,忙得不可开交。


在小学时,童年的小爱兰紧坐在载纮的前边,要讨论功课,小爱兰就回头和小载纮说话,耳鬓厮磨,默默地开始有了感情。现在,经过将近十年的成长,两个青年一起来到昆明。虽然中国大地上炮火连天,恶浪滔滔,抗战初期的昆明,终究还是一座四季如春,鸟语花香的可爱城市。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耳鬓又厮磨在一起,渐变了十年的感情,自是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他俩去近郊的大观楼游览,用自己的相机拍摄下值得纪念的相片。



晚年,载纮姑父在回忆录中写道——不久,照片中的两青年便结婚了。命运很早就把他俩拴在一起。十年来的发展道路上,他俩两颗纯洁的心,丝毫没有污染于外界的风尘,一直在健康地发展着,这个世界好象根本不存在什么风尘会损坏这两颗纯真而清洁的心!


——宋晓雁



来源:古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