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勇赴战场而真刀真枪地去与日本侵略军搏斗，很显然这是一种壮怀激烈、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壮举。就是在这奋起抗日的血肉长城中，却有这么一些特殊的仁人志士—— 他们胸挎照相机或肩扛摄影机这当时并不多见的 “作战武器”，奔赴炮火纷飞、枪林弹雨的抗日战场，竭诚尽力，出生入死，去拍摄一组组鲜活、可信而珍贵的真人真事，用手中的镜头凝固住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难忘的瞬间，记载下许多难能可贵的历史永恒画卷。他们在记录下中华儿女英勇杀敌、悲壮前行的同时，也写就了自己爱国抗日那壮丽独特的人生，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做出贡献。这些摄影师中，吴印咸、徐肖冰、沙飞等已多有披露，而许幸之、薛伯青、罗及之、韩仲良、程默、郑景康等则鲜为人知。
许幸之
许幸之，祖籍安徽歙县，1904 年生于扬州，自幼喜爱绘画。15岁时进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科学习。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先是在绘画领域崭露头角，而后又跻身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文坛，稍后转至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创作，最后又回到画坛。在以上不同的领域， 他均有卓越的建树，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诗人、戏剧电影编导、艺术史论家。
1934年，许幸之加入上海天一 影片公司。1935年初，应夏衍的邀请，许幸之与吴印咸一道辞去了天一电影公司的工作，转到中共秘密组织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不久，许幸之便接受了导演电影《风云儿女》的任务。
《风云儿女》由田汉编剧，夏衍改编成电影。讲的是青年诗人辛白华(袁牧之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冲破个人感情的藩篱，投入到抗敌救国的斗争中去的故事。当时，日寇占领东三省，全国人民早已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国民党当局却采取不抵抗政策。拍摄一部表现抗日题材的电影，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许幸之和摄制组成员克服重重困难，使这部电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电影中义勇军在长城内外与敌人殊死战斗的场景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震撼。电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及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作词、聂耳作曲)，在电影尚未放映时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抗日救亡的号角。
值得一提的是，许幸之参加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修改。那是电影《风云儿女》正在紧张拍摄之中，一天已近深夜，聂耳拿着谱好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来到许幸之的住处。聂耳一手拿着乐谱，一手在许幸之的桌上打着节拍，一连唱了好几遍。突然，聂耳停下来，问许幸之对他谱的曲有什么意见。许
幸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有力。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有力，是否应当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煞尾？”聂耳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提笔作了修改。在结尾处增加了叠句，以三个“前进”加上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收尾。修改之后，聂耳和许幸之不约而同地合唱起来。他们自己也被这坚决、勇敢而富有激情的歌曲感染了。很快，这首鼓舞人心的昂扬歌曲响彻抗日杀敌的每一个战场。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除拍摄《风云儿女》外，许幸之还和吴印咸等深入抗日救亡和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拍摄了大量记录八?一三事变前后的新闻资料片，包括敌机的狂轰滥炸、民房在熊熊烈火中燃烧、无辜百姓的尸横遍野、无家可归的难民逃亡以及青年学生在街头宣传救亡的镜头。尤其是在八?一三战火中，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将摄像机架在一个高层建筑上，抢拍到了苏州河北岸八百将士们坚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的场面。
1938年春，许幸之和吴印咸携带这批资料赴香港剪辑， 制作成新闻纪录片《中国万岁》。然而，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当该片出品人将样片送交国民党当局审查时，检查官以“宣传共产”为由，将底片和正片全部销毁，使许幸之、吴印咸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这批珍贵的资料荡然无存。
薛伯青
薛伯青，江苏武进县人，生于1910年。21岁起正式当了一名电影摄影师。1936年12月，绥远前线攻克塞外重镇百灵庙的消息传到上海后， “左联”的阿英当天就去找薛伯青所在的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建议老板派人去绥远前线，拍一部新闻纪录电影。这位老板同意了。他派去的摄影师就是当年仅仅26岁的薛伯青。此时的他已经拍摄过胡萍与金山主演的《夜半歌声》、金焰与王人美主演的《壮志凌云》等著名故事影片，普遍受到了人们的赞赏。
第二天，薛伯青就带了公司从美国新买回来的“爱模”摄影机和两位青年助手一道上路。他们经归绥，翻过大青山，下达蜈蚣岭，经过冰天雪
地的大草原，20日下午4时到达了百灵庙，一到前线他们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场拍摄起来。在拍摄著名的九龙口要隘时，机器突然停转。正当薛伯青以为是自己对新买机器在操作技术上有问题而急得抓耳挠腮时，傅作义派来协助工作的一位年轻参谋说：“这里气候是零下三十度”。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薛伯青，他急忙解开大衣把“爱模”藏在怀中保暖。就这样，拍一个镜头，机器就自动停转，他便赶快将机子放入怀里再捂暖一会儿。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一种非常艰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这时日军的飞机还在头顶上盘旋， 不停地侦察、扫射和轰炸。薛伯青他们克服千难万险，花了两天的时间，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这部珍贵纪录片的拍摄工作。
20天后，攻克百灵庙的新闻纪录片《绥远前线新闻片》，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了。每天连续放映7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一时间轰动了上海。
为了拍摄一部《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的纪录片，薛伯青曾经在1941年和1945年从上海冒着很大的危险三进解放区。
1941年春，薛伯青应彭雪枫之约，第一次从上海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心半城镇。不巧，彭雪枫已奔赴前线。当时正准备反扫荡，情况十分紧张。出于对他人身安全的考虑和工作的不便，师部叫薛伯青暂时先回上海，待反扫荡胜利后再来拍摄。薛伯青只好先在半城一带拍摄了一些军民生活的镜头，便赶回上海去了。
1945年2月，当薛伯青再次来到新四军四师师部时，得知彭雪枫师长已于数月前（即1944年9月11日），在对敌作战时英勇牺牲了。军部正准备举行彭雪枫同志追悼大会。薛伯青正是奉张爱萍师长之邀，专程来拍摄这场追悼会实况的。2月7日，彭雪枫的追悼会在洪泽湖畔的半城举行。台上，张爱萍致悼词时悲情难抑，声泪俱下， 为我党我军痛失一位优秀的干部和自己的好战友而惋惜不已；台下，会场上的几千名新四军指战员则低头默哀，为痛失一位可敬的好师长而泣不成声。目睹这种悲壮感人的场面，薛伯青拿着摄像机的双手禁不住有些颤抖，但他克制着自己，饱含热泪，尽了最大的努力，拍完了追悼会的全部镜头。追悼会后，薛伯青又去春阳、北双沟等地拍摄了新四军在敌后战斗和生活的真情实况，以及威名远播的
新四军骑兵团的新闻纪录片。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在淮阴成立苏皖边区政府，薛伯青第三次应约来到淮阴拍摄了当时鲜活真实的活动情况，为世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新四军专题新闻纪录片。
正是这部珍贵的《新四军的部队生活》，在日后不久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有力证据的作用。1946年春，在军调处三人小组活动时，美蒋反动集团造谣诬蔑新四军不抗日。为了对这种可耻的叫嚣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辟除此恶毒攻击之谣言，5月上旬，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南京中共办事处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会上，周恩来用铁的事实驳斥了美蒋的不实诬蔑，并放映了《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的纪录片。这部影片全长1500余呎，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面貌，以无可辩驳的确凿事实，驳斥了美蒋反动派对新四军的造谣污蔑。
罗及之
罗及之，江苏南通人，“七?七事变”前已是上海有名的摄影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深爱祖国的罗及之毅然决然投奔到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罗及之急于上前线，拍摄中国军队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的新闻纪录。要上前线，需要有军委会政训处的证明， 不然，会被当作汉奸抓起来，搞不好还有可能会被枪毙。这样，罗及之参加了当初还设在武汉杨森花园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穿上军装的罗及之，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多拍一些中国军队打胜仗的镜头。可惜，那时大半个中国，都是前方战士惨遭屠杀，后方百姓惨遭轰炸的悲怆场面。
但是，中国仍然不乏顽强不屈、骁勇善战的部队，这就是威武英勇的八路军将士。1937年9月，罗及之在西北战场采访，时值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他闻讯兴奋不已， 即刻勇敢地奔赴战斗的最前线，拍摄了八路军向前挺进，克服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俘虏日军将领，缴获大批战利品的镜头。同时，有幸拍摄到了声名远扬的朱德总司令的高大形象。从而，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第一次在银幕上目睹了传说已久的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的风采。
为了能尽早将这批珍贵的底片冲洗出来，罗及之不避风雨，不顾险阻，披星戴月，跋山涉水，骑上一匹快马从西北前线直奔武汉，却不慎中途坠马负伤。当他到武汉时，竟被加以“擅赴共区”的罪名，险些受到处分，幸而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正在武汉，又逢国共合作较好的时期，由彭德怀出面向有关方面周旋，罗及之才得幸免遭殃。
在影片刚做完后期工作、还没有对外发行的一天晚上， 彭德怀带了二十几位指战员，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到杨森花园中国电影制片厂来看“毛片”。放映室只为配音工作人员准备了不到10个座位，接待的人一下子傻了眼。正在手忙脚乱地找椅子寻板凳时，彭德怀伸手劝阻了他们。彭德怀带头席地而坐，并笑呵呵地对工作人员说：“就地取材，这样， 不是很好吗？”同来的八路军指战员也跟着纷纷坐在了地上观看。
彭德怀对这部纪录片非常满意，当场对罗及之和其他工作人员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希望摄影师多上前线去，多拍新闻纪录片。不久，彭德怀带上制作成功的《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回到了西北前线。
随后，这部新闻短片选入《抗日特辑》第二集，发行到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并与《中国抗战电影特辑》一起，又发行到巴黎、日内瓦、利物浦等地。利物浦的华侨看到《抗日特辑》中平型关战斗大获胜利时，还在当地掀起了支援中国抗战的献金运动。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传播到海内外，用一个个在战火纷飞中拍下的真实镜头，将这支传奇式的队伍，第一次在电影纪录片中以真实的形象展现在全世界人们面前。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到抗战中国，聚焦到八路军，聚焦到朱德总司令的身上。《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公映，引起国内外极大的轰动，尤其是放映到俘虏了日本侵略军官兵和缴获了大批战利品的部分时，观众无不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罗及之拍摄的这部著名纪录片，不仅在当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中坚作用和希望之所在，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而且它还有着非同凡响的文献价值。就凭这部纪录片，罗及之也可称得上是抗日战争的功臣之一。更何况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还拍摄了《东亚之光》和《血溅樱 花》等颇受赞赏与欢迎的抗战故事片。
韩仲良
韩仲良，20世纪30年代末进入影坛，曾拍摄了十余部优秀的电影、戏曲作品。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略上海，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对日本的仇恨。韩仲良却一刀砍伤自己的手指头，用血书写了“抵制日货”几个大字，以表示他和日本帝国主义誓不两立的决心与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韩仲良的“大难不死”近乎神话一般。一次，他从印度拍新闻片回重庆途中，飞机撞毁在半山腰，他将摄影机保护在自己怀中，从半空中落下，人摔伤了却幸存性命。另一次是他拍外景归来时，所乘汽车与火车相撞，他又是紧抱摄影机，活着回来。
最引以为豪的是，韩仲良是中国惟一一位只身远赴日本去拍摄日本军国主义者签字投降仪式的历史见证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电影制片厂又派出摄影师韩仲良，前赴“米苏里”号军舰，当场拍摄了日本向同盟国签字投降的新闻纪录片，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记录下了重要的瞬间。
9月2日，在“米苏里”号军舰上，每个摄影师的位置都早期作了分配。美国出员120名，英国、苏联、加拿大都有6至8人。而作为中、美、苏、英四强之一且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大国则仅有一位，那就是韩仲良。
韩仲良事先把外围的景物拍好，将要用的器材都放在了准确的位置上。投降签字仪式前后一共进行了22分钟，韩仲良总共抢拍了6卷片子，700多英尺。他还注意到，当日本代表重光葵取笔签字时，才发现自己的笔里没有了墨水，只好临时借用了美国代表的笔来签字。
9月9日，韩仲良亲自剪接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新闻纪录片，首先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和惟一电影院与观众见面。而且他的这个著名纪录片还抢在了美国片子的前面，为此，他更加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以及自己这一拍摄行为的胜利而引以自豪。
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人们用四个“最”字来形容韩仲良：最正直、最敢说话、最能吃苦、最卖力工作。他连续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丽人行》、《三毛流浪记》等影片。他建国后摄影的《武训传》(上下集)，其摄影技术和艺术成就相当显著。
程 默
程默1916年出生在江苏省丹涂县，1931年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学习电影洗片和摄影，从此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程默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北四川路大陆新村鲁迅住宅， 拍摄了鲁迅的遗容、书房以及悼念鲁迅的情形。这些成为第一部新闻记录片，也是我国目前惟一的记录鲁迅葬礼的历史资料。就在这次记录鲁迅葬礼的过程中，程默被宋庆龄、沈钧儒等进步民主人士演讲所感染，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心声所震撼，可以说这一次拍摄是程默人生的一个转变。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程默和许多进步青年一起投身到革命队伍中。程默先后在西北电影公司、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师，这期间他拍摄了一些进步影片。
对于许多上了年纪的重庆市民来说，发生在1941年6月5日那天的日军大轰炸，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据说有上千人在重庆的大隧道里为躲避日军的轰炸而窒息死亡，从而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空袭大案。57年后的1998年，真实记录这一惨案的150余幅照片公之于世，成为侵华日军残酷暴行的铁证。而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就是程默。
1998年，年过八旬的程默讲述了拍摄照片时的经历。当时日军的飞机在轰炸，地皮在发抖，为了拍摄这些日军罪行的照片，他始终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重庆遭受轰炸的几年时间里，程默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任联络员，工作在周恩来身边，公开身份是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兼国民党卫戍司令部摄影顾问和空袭救护委员会摄影师。他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在战火硝烟中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照片。
后来，由于暴露了地下党的身份，程默于1943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电影团、延安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我仿佛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记得刚到延安时，我和程铁来到毛主席的窑洞前，为毛主席拍片和摄像， 心里很激动。一次，在给毛主席拍摄时，毛主席说：你叫程默（谐音沉默）拍片子可不沉默啊！”
程默等人用简陋的设备记录下了那个时代延安的风貌。在程默的镜头里，不仅留下了延安历史原貌，也留下了毛泽东等人日常生活中的音容笑貌。
郑景康
郑景康，1904年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其父为清末著名爱国思想家、洋务运动实业家陈观应。1930年，他在香港开办“景康摄影室”，从事人像摄影。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香港从事摄影的郑景康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曾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一批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照片。
1940年12月的一天，郑景康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帮助下，来到曾家岩的“周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聆听了周恩来的亲切勉励。随后，又在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下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他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也使得他在摄影艺术上获得更高的成就。
在延安，郑景康受到了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当时， 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专职照相摄影工作的，仅他一人， 由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直接领导，对他工作上大胆使用，积极支持，生活上享受科长级干部待遇。他克服了摄影器材缺乏、生活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共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期间，郑景康作为摄影界唯一的代表（吴印咸参加了大会，他是延安电影团负责人，属于电影界代表）参加了大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教育和鼓舞。
开会的第一天，毛泽东刚入会场向与会者打招呼时，就曾款步走到郑景康跟前。未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扬介绍，郑景康便激动得站起来自我介绍道：“我是照相的，叫郑景康。”这时周扬补充介绍道：“他是从重庆国民党总统府来的摄影师，曾给蒋介石照过像。”毛泽东很礼貌地与郑景康握手致意。
颇有意味的是，在座谈会期间，郑景康举办了个人影展，真可谓锦上添花。这次影展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的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也兴致勃勃地亲临观赏并称赞郑景康的摄影艺术。在作家俱乐部展出时，毛泽东在一个晚上由警卫员提着马灯陪同，前来观看。可惜那天夜里郑景康不在，据当时在场的美术家张仃后来转告郑，毛泽东认为这些照片的最大特点，是能抓住动态。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郑景康深入工农兵生活，拍摄了大量反映延安军民劳动生产和建设的作品。他采访八路军 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拍摄了《铁水》、《开荒》、《丰收》、《南泥湾之秋》等历史镜头。这些照片曾参加“街头艺术台”展出和1943年10月延安举办的“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专题摄影展览，获得延安军民的赞誉。
郑景康在抗战时期最主要的贡献，是用照相机拍摄了党中央领导人的革命活动和风采，记录了边区军民的革命斗争和生活，留下了延安历史的珍贵画卷。1944年他拍摄的毛泽东像，形神兼备，深受毛泽东本人喜爱，被党中央批准为可以公开悬挂的毛主席的第一张标准像。这幅领袖肖像作品曾在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印发，为广大军民所熟悉、所敬仰，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召唤力量。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广场悬挂，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在郑景康拍摄的中共领导人照片中，还包括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林伯渠、徐特立、李富春、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邓发、王震、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他们形象生动，风采各异，构成了中共领袖多彩多姿的名人画廊，如今已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 弥足珍贵。
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和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大使先后抵达延安访问，并得到毛泽东的接见。由于郑景康懂英文，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又调郑到王家坪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他跟随叶剑英一起参加接待和陪同参观，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外交活动和统战工作四处奔波， 拍摄了有关活动的大量照片。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电邀赴重庆谈判。在延安机场，郑景康拍下了《挥手之间》的著名照片，与吴印咸、徐肖冰同时记录了这一重大的历史瞬间。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来源：《红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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