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法意”暑期学校成功举办
2019年7月8日－7月12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法意”暑期学校在北京大学理科教学楼成功举办。本次暑期学校围绕“帝国、文明与国际法”的主题，重点探讨帝国与国际法在全球语境中的互动关系，以及20世纪的政治-社会革命与帝国-国际法之间丰富的历史关联。本次暑期学校设置9场次教授授课、4次助教小组讨论、和1次圆桌讨论，实现了多种形式的师生互动，为学员们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平台。本次暑期学校获得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和香港丽达集团的支持，特此致谢。
7月8日上午，以“帝国、文明与国际法”为主题的第二届“法意”暑期班在北京大学理科教学楼211教室举行了简短的开班仪式，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致开幕辞。
随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助理教授殷之光从全球史的角度，为大家细致描绘了一幅19世纪“帝国网络”的图景。通过对印度洋贸易，尤其是英国在华茶叶与鸦片贸易的文本分析，他揭露了英帝国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资本、国家、民族与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该叙事以资本与现代国家的关系为逻辑基础，打破了传统“世界秩序”讨论中对“国家”或“国家意志”具有本质主义色彩的理解模式，为我们思考19世纪全球秩序的形成带来了全新视角。
殷教授指出，现有西方学者的帝国史论述不仅表现出对世界秩序及其原理进行宏大解释的欲望，更展现了整理、裁剪、编织乃至神话过往时间的历史主义冲动，以及基于历史主义的冲动而倒推出的“帝国理性”与对预测人类社会整体未来发展能力的非凡信心——而这种秩序观的核心其实是种族中心（ethnocentric）主义的。正因如此，我们在今天去重新理解19世纪，要将视野转向广大的“中间地带”，并在这一“中心-边缘”以及“中间地带”的三重关系中，探索并开始尝试界定“半殖民性”在世界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和普遍意义。因为19世纪不是殖民列强单方构建的历史，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共同反抗与创造的历史。
7月8日下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Anthony Carty教授以The History of America in the World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Empire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为主题，从国际法和帝国两个维度对美国史进行了重新阐述。Carty教授通过五个部分展开了他的观点：美国最初只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自18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才逐渐变成一个帝国。第一部分，Carty教授对帝国一词进行了梳理：现代帝国概念是指19世纪以日不落帝国为代表的拥有海外殖民地的欧洲国家；而古代帝国概念则是指以古罗马为代表的、意在统一欧洲的强大政治实体，只有在后一意义上，才会产生“欧盟是否是一个帝国”的讨论。
第二部分，Carty教授回顾了美国的建国史，美国在建国之初是帝国概念的坚定反对者。通常认为“门罗主义”是美国帝国化的开端，但Carty教授指出门罗主义的提出正是为了反对欧洲“神圣同盟”，恢复拉丁美洲殖民地的企图。
第三部分Carty教授围绕美国对国际法的态度进行讨论。建国之初，美国是瑞士国际法学者瓦泰尔（Emmerich de Vattel）的信奉者，十九世纪美国国际法学者亨利·惠顿对国际法进行了重新阐释，今天的美国宪法已经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美国对国际法的态度转变与其从一个新兴国家向一个“文明国家”的转变密不可分，这一转变也体现在其对“门罗主义”政策的阐述中，而上述转变皆始于二战结束。第四部分，Carty教授详细阐述了二战后美国如何建立自己的全球霸权，除了政治领域，还包括通过美元建立经济霸权，以及通过冷战建立意识形态霸权，Carty教授通过介绍英国谍战小说家John le Carré的作品，向同学们展现了这一过程的残酷。最后一部分Carty教授结合《国际法的衰落》一书，围绕“如何理解美国”“如何理解联合国”“中国如何应对这一形势以及建立自己的国际法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讲解。
7月9日上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强世功教授的课程以“地理、帝国与政体大分流：孟德斯鸠政体学说的古今东西之辩”为主题。强世功教授借用涂尔干对孟德斯鸠的评价，认为孟德斯鸠是社会理论的先驱，然而现在国内外学界都低估了孟德斯鸠的重要性。他认为《论法的精神》应该当做一部列国志、全球史来阅读。强世功教授分析了孟德斯鸠的政体划分与古典政体划分的不同，认为古典政体划分是哲学视角的，以希腊为视域；孟德斯鸠的政体划分则是“哲学+科学”视角的，以全球为视域。在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中，“自然/性质”（nature）概念经历了从“正当”到“必然”的转变，他所谓的“法”既包含自然的法，也包含社会的法、教育的法（政体原则）和根本法（宪制）。
同时，孟德斯鸠区分了最佳政体和恰当政体，不同政体有不同的原则和根本法。强世功教授认为，孟德斯鸠与霍布斯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对话。地理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孟德斯鸠看来，它几乎决定了古今东西的政体选择和疆域范围，不论是古代的希腊、罗马、波斯，还是近代的西欧、奥斯曼土耳其和中国。对此，强世功教授进行了详细分析，突出孟德斯鸠是如何通过地理、气候和土壤等要素来划分东方亚洲专制政体与西方英国的自由政体。最后，强世功教授以自由的古今之辩及其与政体之间的关系作结。
7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苏力教授接续他的著作《大国宪制》对中国古代宪制的研究，讲授“革命、建设与中国的宪制再造”。如果说《大国宪制》展示的是中国这一大国宪制的1.0版，那么本讲剖析的则是大国宪制2.0版，而连接1.0与2.0的桥梁，就是“革命”与“建设”。苏力教授指出，历史中国围绕“家”、“国”、“天下”而形成的一整套宪制，自19世纪中叶以来，遭遇了西方列强的冲击，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之所以是“大变局”，是因为西方列强不同于中国以往遭遇的游牧民族，是受现代资本主义驱动的工业化力量，相较于以游牧、农耕等方式完成社会生产的传统帝国而言，拥有技术代差的巨大优势。这就导致还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很难抗衡工业化的西方列强的强大组织化暴力。农业中国要想摆脱被工业化的西方列强“降维打击”的局面，就不得不学习西方进行工业化，而这进一步需要中国在摸索中痛苦地重构自己的全套宪制。但苏力教授紧接着指出，这一路径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作为后来人的回溯与总结，一开始，没有人知道该往何处走，甚至没有人意识到核心的任务是工业化，也就更没有人意识到工业化又需要重构哪些基本国家制度。因此，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力量相继完成了自己的探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力教授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对再造大国宪制的作用。反帝的意义在于赶走阻止中国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外部障碍；反封建则是为了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从地主的经济和超经济强制中解放出来，投入到反帝与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在这个框架内，苏力教授具体分析了从建立具有铁的纪律的政党和人民军队，进行土地改革，到推进农业集体化、推广国民教育等制度和措施的宪制意义。在苏力教授看来，正是这些制度和措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因此，中国自19世纪中叶，乃至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有一个连续的主题，即为了工业化、现代化进行宪制再造。
7月10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孔元以“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纳贡帝国’：早期帝国的史学史考察”为题带来精彩课程。孔元研究员一直致力于研究欧洲中世纪到现代早期的帝国秩序，并试图从中提炼出一种超越欧洲民族国家的理论范式，本次课程也是这一问题意识的延续。他首先梳理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这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中央政府包揽公共工程和农村公社分散独立两个特性，它在为东方专制制度奠定基础的同时，也阻碍了东方国家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
孔元研究员认为，这一论述本身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而且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更不利于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社会。为此，他借用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对“纳贡社会”的定义，为我们理解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视角。在阿明看来，纳贡社会是一个通过非经济手段榨取生产剩余的社会，其中上层建筑处于支配地位，并以宗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进一步地，阿明否定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五阶段划分，认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经阶段，它们都被纳贡社会所吸纳。纳贡社会提供的中心和边缘的支配格局，也更有利于我们理解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世界。孔元研究员指出，阿明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理论家，站在非西方的立场上，为我们理解全球秩序的未来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批判性视角。
最后，孔元研究员指出，阿明开启的早期帝国史研究，为我们理解世界秩序的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视角。世界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由超大型的政治体所推动的，这些大型政治体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在许多方面依然遵循着过去帝国的治理思维。尤其是早期帝国对多元民族、文化的治理经验，将有助于我们避免分离主义和种族主义。因此，相比于民族国家，帝国无疑更代表着一种普世主义，即一国的统治必须尊重不同的文化传统，并在一个复合多元的国家形式下实现族群的和谐。
7月10日下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章永乐副教授以“‘门罗主义’概念的反复书写与跨国旅行：霸权、自治与空间”为题，从概念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挖掘和爬梳，勾勒出“门罗主义”概念不断演变的轨迹及其意义谱系。他指出，从起源来看，“门罗主义”带有一种空间与边界意识以及对外部干涉的敏感。但是这个概念已经经历了150年的演变，被赋予了丰富甚至光怪陆离的内涵，既有对自治的主张，也有对霸权的追求，甚至还可以越出原有的边界，成为为全球干涉主义的话语工具。因此，在实践中，要理解这一符号在当下的国际社会中会引起何种联想，就必须回顾这个概念演变的轨迹。
章永乐副教授指出，“门罗主义”是一个在具体的时空中不断流转的符号，从诞生地美国出发，一路途径德国、日本和中国，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旅行。“门罗主义”在德国催生了“大空间”理论，在日本和“亚洲主义”结合在一起，最后发展成为“大东亚共荣圈”侵略理论，在近代中国则催生了种种省域门罗主义以及对日式门罗主义的回应。它在不同的国家被不同的政治力量使用，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获得具体涵义，不断经历着解释与重新解释。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在使用与空间、边界相关的话语时保持审慎，但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世界的多极化走向及其话语表达形成更为全面的理解。
7月11日上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一峰副教授以“全球治理的知识与霸权“为题进行讲授。他指出，全球治理的运行，与全球化条件下的知识生产、知识流通及知识政治密切相关。全球治理的知识生产，同时也是构建全球治理的权力和正当性的过程。全球治理模式和其中的权力分配往往都是蕴涵在构建世界图景和界定全球问题的过程中的。
全球治理中的权力，往往不是纯粹的军事、政治或者经济权力，而是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专业知识相结合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行政网络等主体更是高度依赖于专业知识和技术官僚群体来参与全球治理，以专业为名来扩张和强化自身的权力。全球治理同时生产着等级结构：在治理过程中，国际社会的主体无可避免地被划分成为了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知识的生产者、使用者和知识的适用者、被规训者。因此，有必要扩大国际社会民主，反对技术专制；加强发展中国家对科技、教育和研究的投资，在专业知识内部为发展中国家赢得话语权。
7月1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刘小枫教授为学员们带来了题为“‘帝国’与‘帝国主义’之辨的政治史学考察”的课程。
2017年5月，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出版了《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并在2019年被翻译为中文出版。一时间，“修昔底德陷阱”引发舆论热议。对此，刘小枫教授则反问道：美国人总是在提“中国威胁论”，为什么没有“美国威胁论”？美国人是否有权力让中国人对“修昔底德陷阱”负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刘小枫教授带领大家回到西方的“帝国”和“帝国主义”传统中。从表面上看，“帝国”古已有之，“帝国主义”却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但后者在政治文化上却是前者的延续。换句话说，近代资本主义以其前无古人的动员能力，使西方帝国不再局限于某一区域，而成为了世界性的力量。刘小枫教授指出，帝国主义的统治有赖于被统治地区始终处于破碎状态，惟此它才可以实现分而治之的目的。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就曾担忧，相较于欧洲，中国历来有“大一统”的传统，一旦中国建立了现代化的动员机制并充分汲取了西方先进技术，它对美利坚帝国的威胁将远远超过日本和欧洲国家。今天的“中国威胁论”不过是当年斯皮克曼担忧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式的和平建立在欧亚大陆始终破碎的前提之上，而中国式的和平则建立在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上。前者追求世界性的霸权，后者追求区域性的发展权。中美之争本质上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7月12日上午，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Antony T.Anghie教授以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 Introduction为主题进行讲授。Anghie教授首先从年代、人物与理论三个角度重新梳理了当下主流的国际法理论。从年代的角度看，主流国际法以1648年、1815年与1919年为三个关键节点；从人物的角度看，主流国际法以维多利亚、格劳秀斯、瓦泰尔与奥斯丁为主角；从理论的角度看，主流国际法以“主权”论述为中心。而在Anghie教授看来，依照上述时间和人物来书写的国际法史反映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因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下主流的国际法叙事背后的帝国主义底色，并积极建构一种第三世界视角下的国际法理论。
7月12日下午，在结束近5天的授课与学习后，以“帝国、文明与国际法”为主题的第二届“法意”暑期班举行圆桌讨论与结业仪式。圆桌讨论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一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孔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傅正与会讨论，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助理教授殷之光也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参加了讨论。
第二届“法意”暑期学校的十位学员代表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课程感想，并针对课程中的具体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会的各位老师充分肯定了学员们在本次暑期学校中取得的收获，并对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回应。在热烈的讨论中，本届“法意”暑期学校落下帷幕，学员们上台领取结业证书，并与老师们合影留念。
结语
第二届“法意”暑期学校对正在进行的全球秩序变迁与可能的中国论述进行了丰富的讨论，体现了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为壮大已有的学术研究共同体所作的努力。同时，本次暑期学校也增进了国内外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为看待帝国文明的历史与全球秩序的未来提供了多元、丰富的视角，激发了青年学者继续进行探索与表达的勇气。
*供稿：吴 双 刘天娇 曹文姣 卓增华
傅 正 吴景健 赵亚琦 叶开儒 刘文娟
组稿：毕歆悦
摄影：朵悦
编辑：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