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去世了，享年94岁。他的离去，也是一代传奇的谢幕。他虽然因创作出许多豪气万丈的大侠形象而被称为“查大侠”，但是金庸却觉得这个称谓实在过誉：“如果在我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让我做，我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有余地。”他的选择既不是机灵圆滑的韦小宝，也不是老实憨厚的郭靖，或者优柔寡断的张无忌。
倪匡曾经评价：“段誉有绝顶武功，朱蛤神功好像没有怎么用过，六脉神剑要紧时用不出，斗酒时却大派用场，凌波微步要来作逃命之用，倒十分实在。”在性格上，段誉博学多才、善良固执，被爹娘取小名为“痴儿”。由此看来，段誉的这些特征倒是与金庸有些相似。
生为“痴儿”，侠气外露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祖上是名门望族，不但善于经商，而且出了很多学识渊博的后人。
虽然在查良镛出生时家道已经有些衰落，但依然有良田三千亩。男孩子都淘气，但他不同。家里藏书多，他便整天泡在藏书堆里，读得废寝忘食。父亲怕他读书出毛病，便想方设法让他出去玩。
有一次，父亲拖他出去放风筝，放着放着，一回头，查良镛不见了。
父亲急得不行：“怕被别人拐走了。”找了半天没找着，回家一看：“这小子正泡在书房看书呢。”
在读书这方面，查良镛也可算是个“痴儿”。但他虽爱书成痴却并不呆板，相反，他还颇有做生意的天赋。其实要论他真正的处女作，并不是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而是一本叫做《给投考初中者》的试题精编，由查良镛和其他两位同学根据所考的内容自己出题编写。这本试题精编类书籍畅销几省，赚到的第一桶金就足够把他供到大学。那时他只有十五岁。
虽然成绩优异，但查良镛却不是那种“乖乖仔”。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生自由散漫、不守规矩”。
1940年，查良镛考入浙江联合高中。当时学校常办壁报，文笔极佳又爱好写作的查良镛成为壁报的常客。有一天，壁报前面挤满了人，大家都在争相看着一篇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
“阿丽丝小姐来到校园，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伸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学生：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学生们看了，禁不住哈哈大笑。因为谁都知道眼镜蛇指的就是他们的训导主任，训导主任的名言就是—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这篇大作的作者就是查良镛。因为看不惯训导主任的种种行径，“瞧不得他有事没事就辱骂学生”，便仗义执言，用笔来讨伐他。
训导主任看到文章，气得全身发抖，立马跑到校长那里哭诉：“请立即开除他。”几天后，查良镛被勒令退学了。他便转到衢州中学，念完了高中。
一个人一生中被开除过一次，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但难就难在还被开除过两次。
查良镛在四川重庆读大学时代，念的是外交系，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再次因语言问题，遭遇了平生第二次开除。
从查良镛到金庸
1946年秋天，《大公报》刊登启事：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应聘者蜂拥而来，竟多达3000人。查良镛凭借自己的才华被千里挑一，进入上海《大公报》，正式步入了报人生涯。
▲青年查良镛
1948年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查良镛被派到香港工作，那年他24岁。那时在香港工作并不是一个好差事。跟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来比，那时的香港比上海要差得多。查良镛描摹1948年的香港，“还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那个年代在香港，小孩子都是在街头玩耍，父母做小贩在菜市场卖东西，上学还要经过一条条水田间的田埂。这种感觉在今天的国际大都会已全然不复存在，倒是在一些贴满港式茶楼墙壁的黑白旧照片里，还能寻觅到一些过去渔港城的踪影，而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竟然一住70余年。
当时的他怀一颗北望神州之心，依旧抱着一个外交官之梦，在《大公报》做电讯翻译、编国际新闻版，时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和国际法方面的文章。
1950年，外交部顾问、国际法专家梅汝璈曾邀请查良镛北上，协助梅的外交工作，他毅然决然前往。在北京见过梅汝璈后，查良镛又去外交部找时任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乔冠华虽表示欢迎查良镛，但也坦然告知，他应该去读人民大学的干部培训班。查良镛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时下的政治政党不够理解”。命运有时说来也奇怪，查良镛虽然一生都未实现他的外交官理想，但他后来也说：“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我并不后悔。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规矩太多，说不定做一周我就被开除了。”
于是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
重返香港《大公报》后，查良镛继续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1952年，他转到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在《新晚报》，查良镛开始在副刊以“姚馥兰”（英文“your friend”的谐音）撰写专栏“馥兰影话”和以“林欢”的笔名撰写影评，发表在《新晚报》“下午茶座”的栏目里。
20世纪50年代，看电影还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并非人人可以看得起，卫星电视也还未出现，对大众来说，阅读报纸，特别是报纸副刊，是最为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在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翻译了大量美国剧作家和电影评论家的电影理论，比如《好莱坞的男主角》（上、中、下）、《论码头风云》（上、中、下）和《美国电影分析》等。除了写和翻译影评，查良镛还写电影剧本，20世纪50年代初给长城电影公司写了《绝代佳人》《兰花花》等剧本。当他不久后开始用笔名“金庸”写武侠小说时，他的叙述和结构很多时候都已经有了电影的语言和手法，比如屋外的人如何去看屋内发生的事情，《神雕侠侣》中围炉讨论神雕大侠的场景，《雪山飞狐》中罗生门式的故事方式等。
这个时期，他的翻译作品相当多，涉猎的知识领域极广。他以“乐宜”的笔名翻译了美国记者贝尔登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在《新晚报》上连续刊登。
香港在发展，查良镛的人生也在一步步走上正轨。
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是武馆林立的，现在也依然有一些零星的武馆还留存着。孙立川说，“武馆，或叫功夫馆的传统，在香港根深蒂固。”当时《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注意到，比武擂台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于是灵机一动，决定邀请编辑陈文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小说连载后引起轰动，自此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
这部小说叫做《龙虎斗京华》，陈文统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梁羽生”。
1955年2月初，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了，但他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
罗孚便只好找到另一个武侠迷查良镛：“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于是查良镛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问世，反响甚至超过了梁羽生。他将名字最后一字一分为二，署名“金庸”。《书剑恩仇录》涉及的主要历史人物是乾隆皇帝，叙述以虚构的江南世家子弟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群英的反清复明大业为主，穿插陈家洛与乾隆皇帝私人之间的奇异关系和恩怨。
金庸的文字都是纯粹的汉语，实际上这个纯粹的汉语是从明末清初的笔记文学传统出来的，又吸收了汉语现代文学的词汇和语法，“哪个章节独立起来都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达到了钱锺书先生所说的‘清通’的境界，没有一点杂质，很通透的”。这对当时的香港来说，突然看到那么规范的文字，“非常新鲜”，又“特别吸引人”。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地理范围，大大开拓了香港人的阅读空间和想象边界。他的武侠小说不仅涉及江湖，也涉及江山。我们跟随《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从回疆戈壁游历至秀丽江南，跨越中原的华山、嵩山、兰封、泰山，抵达北京紫禁城、东北长白山；也是跟随《射雕英雄传》的郭靖，从蒙古大漠来到中土江湖；还跟随《天龙八部》的萧峰，壮游辽阔的大理、西夏、宋朝与辽国，或者《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去往山海关、紫禁城、江南，远赴台湾和莫斯科。
▲电视剧《天龙八部》剧照
这些“万里江山”的宏大空间，不再像香港过去的小说家那样仅限于私仇家怨，囿于一偏僻山村或一都市庭院，而是将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疆域和风光随人物的足迹如画卷般慢慢展开。这些小说，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它所风靡的香港社会，以及从香港辐射出去的东南亚和世界华人群体中，勾勒出一个磅礴的、史诗般的民族想象。
笑傲江湖的报业大亨
1959年5月20日，35岁的查良镛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的《明报》在香港登场。世人大多更熟悉他作为小说家“金庸”的身份，但实际上，金庸自己说，办报才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却只是玩玩。作为明报集团创始人、香港报业大亨“查良镛”的身份，才是他一生功业的重点。
后来，他又创办《明报月刊》（1966）、《明报周刊》（1968）和《明报晚报》（1969），在新加坡创办《东南亚周刊》（1963）和《新明日报》（1967）。查良镛以“一手写小说，一手写评论”，靠一支笔撑起《明报》大业，后无来者。一位资深香港媒体人告诉我，查良镛与《信报》创始人林行止都可谓香港文人一人办报的“最后之人”，从那以后，都只有商人办报；而现如今，香港几乎已没有可靠一支笔养活自己、独立生存的文人了。
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金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于是，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两人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
▲《明报》照片
办《明报》要十万块，金庸自己就出了八万。他将自己写小说和稿子赚的钱全部投了进去。他每天一篇的社论，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当时金庸一边写小说，一边写社评，小说要写八九百字，社评要写一千多字。还要随时关注国际时讯，精力消耗很大。
每天一睁眼，就有两千字的稿子等着他。晚饭都不吃，要写好社评才能坐下来安心吃饭。社评写完的时候，一般也就到了报纸要发的时候。时常看到金庸在边上写，报纸排字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
金庸一直持续地为正义发声，也将家国天下的主题融入小说中，于是便有了《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身为持续发出声音的公众人物，金庸必然会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但不屈服的金庸又撰写了政治寓言小说《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可谓是金庸的真实写照。
20世纪70年代，舆论风气归于平静。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查良镛是个很有商业头脑和擅长经营的人。他的商业才华，大概在他15岁编写畅销省内外的中考教辅《给投考初中者》时，就已初露。1991年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查良镛的报业王国达到了辉煌的巅峰，《明报》《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三份刊物的合并出版产权估值为5.8亿港元。
明报总经理兼《明报月刊》总编潘耀明说，1991年他进《明报》，第一天上班就去找金庸问他为什么做《明报月刊》，这种文化杂志在商业上不好销，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查良镛当时说：“这是想给明报集团创立一个品牌。”有一次潘耀明和他到广州，查良镛告诉他，一般人对文化的价值不了解，实际上文化是个无形资产。当时《明报月刊》积累的作者都是大师级的海外精英，包括余英时、李欧梵等。“当时查先生给我一个很具体的数字。他说，明报集团没有什么真正的财产，就是一个明报大厦，每股的股值是1毛钱港币，上市以后，马上就是2块9。他说，这个差价就是文化的价值。”很多人以为查良镛是靠写武侠小说赚钱，实际上，他主要是靠办明报赚钱。30多年前《明报》销量最高峰的时候，“每年可以存一两亿港币，这还是当时的钱”。
符浚杰说，曾有读者问过查先生一个问题：“你的武侠小说这么严谨，是事先编排结构好的，还是一边连载一边想下一步该如何写？”查先生说：“事先构思的是人物的性格，然后再将人物的性格放在后面展开的人物身上于不同场景和情节里去演绎，自然而然就发展出人物的命运了。”这种对人性的洞察力，也被查良镛实践在他对《明报》的人事管理中。“每个人好像都是他小说里的角色一样，他可以快速识别每个人的性格，并且据此把每个人安排在最适合他的职位上。”
潘耀明说：“查先生采用的是一种无为的管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明报集团的高层主管很自由，“他聘用之后基本不过问具体事务，所以《明报》每个时期风格都不一样，都是各个主编的风格”。但是他很细心，“基本《明报》每期都看。只要发现句子不通顺，有异体字，他就写个字条，我们也很紧张，所以《明报》出错很少，他也基本没开除过什么人”。
归隐——八十岁的学生金庸
1993年，查良镛辞去明报企业主席的职务，缓步淡出管理层，并于1994年正式退休，为接近半个世纪的报人生涯画上句号。他那时大概并未像外界广为认为的那样，已决定“隐退”，直到1994年，他在《明报》还保留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他也还是照常上班，希望有一点写作的空间。后来，明报集团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他也最终弃掉了董事长。一些《明报》的老员工看到查良镛搬离办公室前收拾东西，“很是不舍”。
潘耀明说，卖了《明报》之后，查良镛本打算在明河社大干一场，写历史小说。但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事情是，他那时得了心脏病，不久便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那时他在北角那边，办公室里有很开阔的海景。“他经常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办公室喝酒聊天。他喜欢一边喝威士忌一边说话，并不是什么高档的酒，就是普通的轩尼诗”。
查良镛是1995年3月20日进的医院。“那天晚上查太太打电话给我，说Louis（查良镛的英文名）动了大手术。还记得那天下着暴雨，我开车前往医院，心情也非常阴郁。他的心脏搭桥手术做了8个小时，并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住了大概大半年。虽然他和我签了5年合同，给了我一个两面海景的大办公室，对我的待遇也很好，但我并未开展工作，等到他出院后，他也有些意兴阑珊了。”潘耀明说。
金庸写了十四部武侠小说，部部经典。但金庸的名气虽响彻中外，而且博古通今，历史、政治等知识信手拈来，他依然觉得自己学问不够。因此即使是在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后，金庸坚持选择作为普通学生申请就读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那时的他已经是81岁高龄。
在剑桥读书时，金庸同普通学生一样。背着双肩包，里面放满了课本。有一段时间金庸还会骑着车上课，但因为太太担心会发生危险而就此作罢。
在剑桥上学，金庸又变成了那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环，不再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做的一切都“不为学位，只为学问”。
有学生想找金庸拍照，签名。金庸说：“我现在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是学生的时候，我再和你坐下来一起吃饭、喝茶。”
在金庸眼里，在任何时候学习都不算晚。永远保持谦卑的态度去探索人生中的未知，自尊而不自负，骄傲而不自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必须修炼的一部武功秘籍。
有人曾经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人生在世，去若朝露。一个人的一生，为何不可以是一部武侠小说，前半生纵情恣意、洒脱妄为，后半生心怀敬畏，有不断向学之心。就如查大侠的人生，可敬，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