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借鉴“盎格鲁圈”(Anglo Sphere) 的提法，我提出了“儒家经济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CES)概念，指儒家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都对儒家文化有较高的认同感。儒家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八个经济体。
按IMF数据，2018年，儒家经济圈GDP总量为21.6万亿美元，全球占比升至25.5%。在2019年世界500强中，儒家经济圈有200家企业入选，占比40%。
对儒家经济圈发展模式的思考
儒家经济圈各成员虽然在发展阶段、发展模式、政治制度、语言历史、人口与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探索出各自独特的、与西方有一定区别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对此有如下几个初步的思考：
第一，以往自由民主制度被认为是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决定性政体形态。儒家经济圈成员政体制度有很大差异，但近几十年在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某种意义上讲，儒家经济圈各成员的政经关系及经济发展成就对传统西方理论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即就经济发展而言，政体固然很重要，但潜移默化的文化因素或许也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第二，在全球大变革的今天，人类面临着发展模式转型和创新等一系列挑战。儒家经济圈的探索、多元与成就，对全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哲学层面讲，儒家经济圈的不同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被看成是儒家“和而不同”理念的经典实践。
第三，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看，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发展的重大议题和解决方案多数由西方提出并主导，东方鲜有建树。随着儒家经济圈的整体崛起，其发展经验及其哲学理念可能会对世界有借鉴意义。同时，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挑战和文明的进步等，也许可以作出应有的重大贡献。
儒家经济圈的文化认同
儒家经济圈成员拥有显著的文化同源性，即源流于中华文明的儒家思想。李光耀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阐述了东亚经济发展背后的强劲推力是儒家文化。市场经济是“术”，而儒家文化是亚洲价值观之“道”。李光耀指出，从根本上讲亚洲的成功原因归于具有儒家文化内核的亚洲价值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
总体看，儒家经济圈的文化同源性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教育和学习。著名文化学者杜维明先生指出，儒家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视作一种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在儒家，始终有“言传身教”的家教训念。东亚经济奇迹，离不开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质的劳动力。
第二，勤勉、务实、肯干。儒家追求现世的价值实现而不是来世或者彼岸，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勤勉工作。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说，“中国人的勤勉与工作能力一向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
第三，认同多元文化，主张文明对话与文化和谐，具有宽容性、开放性、协商性与和谐性。儒家倡导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处世价值。这种价值通过中华文化的历史构成(儒释道)与发展实践(多民族及在东亚社会的传播与普及)，更充分地印证了“和而不同”理念的普适意义。
第四，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发展。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韩国的“汉江奇迹”，从新加坡模式到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
第五，精英治国。中国的科举制度长期影响儒家经济圈成员，在“学而优则仕”影响下，社会的精英把通过从政来服务社区作为首选, 这与西方精英的价值取向和选择是不同的。这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基石，对于保持国家领导力起到积极作用。
东西方双向交流及东方智慧的现实意义
今天，全球处于多重颠覆式变革聚焦于一点的重大历史变革时期，表现在发展模式、颠覆性技术及创新、投资与贸易体系重构、国家治理与契约关系、地缘经济与政治、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面对诸多全球性发展挑战，世界的繁荣与发展需要新思维、新视野以及新的解决方案。也许面向未来，文化的力量值得进一步重视与研究，世界需要更多来自东方的智慧。
一方面，儒家经济圈的名义GDP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会进一步扩大而且持续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面向未来，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儒家经济圈应该继续互学互鉴，进一步增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体化程度，更大程度上释放儒家经济圈的经济潜力。
另一方面，儒家经济圈理念的构建与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贸易，还应聚焦于如何解决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贡献我们东方的方案和智慧。面对多变的世界和各种发展挑战，儒家经济圈的发展探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世界的发展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借鉴意义，对解决世界性重大问题可能提供不同的思维和方案，为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较为流行的东方之于西方的仰视思维，建立“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基于这种格局、视野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儒家经济圈是有可能诞生新生代的休谟、康德、胡塞尔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样的经济学家，以及“青霉素式”的重大发明，可产生一批全球引领式的“大风流”创新，如谷歌、脸书、亚马逊、特斯拉等颠覆性创新型企业，真正实现对全球发展的引领。
如果上述目标得以实现，即开启了东西方双向交流的新时代，这或许可以成为新一轮思想启蒙的一个起点。(作者是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