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共同性疫情的传播。疫，即人传人的疾病，英文传染病（pandemic）的词根即含有“all people”的意涵。而每每疾病传播的危险逼近，“仇外”与种族主义思维与现象就会蔓延。从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到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传播，伴随病毒传播的不仅有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疾病，也有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偏见。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传染性疾病的显著度越高，人们对外国人越容易出现非积极的态度，尤其是当这种传染性疾病显示出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蔓延的时候。新冠肺炎爆发并最终将人类带入了大流行病（Pandemic）时代。当人们感到疾病会长时间存在并且不可避免地终将会传染自己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产生仇外的社会心理。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再现疾病以及疾病爆发地族群的重要角色。
2020年3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新冠肺炎在中国以外的确诊数量在当天是中国境内确诊数量的8倍。新冠肺炎已经开始具有全球蔓延的危险。但是，“说实话，相比病毒自身，污名化是最危险的敌人。”
1963年，欧文·戈夫曼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一书中，对“污名”（stigma）进行了概念化描述。他在书中提出三种污名化的类型：一种是对身体残疾的污名（physical deformities）；一种是与对个体特征的认知（blemishe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有关；而第三种则是对种族、民族和宗教的部落型污名（the tribal stigma of race, nation and religion）。第三种形式的污名，对于一个家庭、部落、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无差别地进行身份攻击。
谭德塞博士所担忧的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病毒就是第三种形式的污名。在他发表这个讲话的第二天，英国便报道了新加坡籍学生在伦敦被殴打的新闻。在传染病发生之时，污名与歧视紧密相连。当具有不可确定性的流行性疾病出现时，出于恐惧与自我保护的社会心理，对疾病进行污名是一种群体应激反应。它“以病为名”对他人进行标签化、符号化，为区别对待甚至歧视他人获得合理、科学与文明的符号资本。这种行为，在这次新冠肺炎的媒体报道中，至今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有两个。其一是法国一家地方报纸Le Courier Picard在其头版使用了一张中国女性戴口罩的图片，不仅配图文字为“黄色警告”，而且在内页的新闻使用了《新黄祸？》作为标题。
“黄祸”这一种族主义词汇在19世纪登上历史舞台，是20世纪初西方列强鼓吹入侵和殖民中国的理由之一。19世纪西方极端种族主义者宣称，黄种人会吞噬西方的“文明”社会，是白种人的威胁，是以为“黄祸”。这种建立在肤色血统论上的词汇一直被视为西方国家歧视东亚人民的表现。进入全球化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21世纪，当传染性疾病来临，这种极端种族主义词汇再次出现在媒体上，连西方媒体CNN都发表文章说：“这个时候，在关于在亚洲的疾病和死亡的报道中出现这样的词汇……也达到种族主义的极端了”。
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污名”的另一个常见手段是将疾病以地点命名而给地区及本土族群造成的被歧视的风险。中东呼吸道综合征（MERS）以及西班牙流感对当地带来的耻辱感随着每次关于疾病的再现而加深。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5月制订的《新发传染病命名建议》（Best Practices for Naming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s）中对关于地名的污名化影响进行了回顾，该文件呼吁全球科学家、卫生部门、媒体都应该避免因疾病名称而给某个国家或个人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疾病名称一旦被公众广泛知晓，就很难再更改。但即便有科学的规范与主张，媒体在报道中也会有失范的表现。比如《经济学家》在1月30日发表《武汉病毒是否会成为流行病？》报道。该文不仅在标题上方印上了“中国制造”的字样，而且还用一张中国国旗式样的口罩遮盖地球的图片配图。如果说在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之前，各国媒体采用“武汉肺炎”是因为报道便利，那么11日之后始终采用“武汉肺炎”“武汉病毒”，则带有刻意将疾病隐喻政治化甚至制造歧视的意涵。“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 亚洲人”的国际反应链条，带来的是对所有亚洲人的偏见与歧视。以地名与疾病联姻是污名化 “他者”最直接和便利的手段。
另一方面，在这次的新冠肺炎面前，族群内的自我污名化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造成了病人及其所在群体因为耻辱感不敢寻求帮助，从而造成族群内的心理创伤，疾病防控与恢复更加艰难。如果族群内面对疾病都无法客观、科学与理性地沟通，那么这种现象也容易为狭隘的种族主义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