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5月6日《太阳报》报道，英国现在被打上了“欧洲病人”的标签，因为该国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经跃居欧洲第一。本周二对英国来说是个严峻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将其称之为“一个大悲剧”。
目前英国的累计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是30,076人，紧随其后的是意大利，其死亡人数为29,684人，接下来是西班牙和法国，死亡人数分别为25,857人和25,531人。美国的死亡人数依然高居首位，已经超过了72,000人。
与欧洲邻居相比，英国人在病毒面前似乎更不堪一击，原因何在？经过对一系列数据的研究，《太阳报》列举了“七宗罪。
英国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之一，其中包括大量城市化人口。
在法国，只有巴黎的城市人口超过百万，但是英国则有四大百万人口城市——伦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伯明翰。在拥挤的地方难以保持适当的人际距离，因此也成为病毒肆虐的温床。新冠病毒在大城市中更为致命，在一些乡村地区却几乎无人死亡。据国家统计局显示，在伦敦，每十万人中有86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据是36人。
人们的寿命变长了，但是常常伴有潜在的健康疾病，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等，这些疾病会将新冠感染死亡率提高19%-39%。新冠病毒对于老年人最为致命，该疾病平均死亡年龄在80岁以上，并且容易在护理院中迅速传播。
英国养老院中约有40万人，其中许多人患有基础性疾病，属于感染病毒的高危人群。更有人担心一些患有其他疾病的人会因为封城而无法得到及时医治，最终导致死亡。
剑桥大学的统计学家戴维·斯皮格哈尔特爵士(Sir David Spiegelhalter)说：“我确实了解到一个情况，医疗服务系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不仅取消了常规的护理，并且取消了化疗和放疗等安排，让病人改期手术，还让出现症状的病人不要去医院。”
与苗条的患者相比，肥胖的人更需要去医院治疗新冠病毒，且更易于死亡。而英国是欧洲第三大肥胖国家，仅次于马耳他和土耳其。
雷丁大学的新城代谢专家迪伦·塞拉亚博士(Dr Dyan Sellayah)说：“除了年龄以外，肥胖似乎是最大的风险因素。”
英国研究人员表明，接受住院治疗的肥胖人群比体重正常的人群，死亡率高出了37%。据称，肥胖症患者常患有呼吸问题，肺功能变弱，导致了更高的死亡率。牛津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卡普(Fredrik Karpe)表示：“大腹便便的人躺下时，腹部重量会令横隔膜上移，从而减少肺活量。”
伦敦的新冠感染病例占全英的1/4。作为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全球化城市之一，伦敦非常依赖互联互通的经贸往来。在封城之前，希思罗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机场，每天有超过11万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旅客到达此地。
诺丁汉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基思·尼尔(Keith Neal)教授说，可能在官宣该疾病人际传播之前，该病毒已经在伦敦悄悄蔓延。英格兰公共卫生部的约翰·牛顿(John Newton)教授说：“由于我们与世界联系如此密切，人们来自全球各地。后来出台了出行限制，每天到达英国的人仅有15,000人，但是机场并没有实行病毒筛查。”
流行病学教授加布里埃尔·斯卡利(Gabriel Scally)说：“很难理解为什么英国坚持这一边境开放政策，这是非常奇怪的。”
一些科学家认为，英国采取封城措施为时已晚，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还不够果断严格。
与德国、爱尔兰和许多东欧国家相比，英国封锁更晚，意大利和西班牙禁止户外活动，但是英国仍然允许一天一次户外运动。
意大利政府的科学顾问沃尔特·里恰尔迪(Walter Ricciardi)表示，英国应该提前十天进入封城状态。意大利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说：“如果您犹豫不决，您就要为病人和死亡付出代价。”
3月12日，政府建议采取“群体免疫”，不对病毒蔓延加以管控和病例追踪。直到3月23日，才开始采取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
前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爵士(Sir David King)表示，封锁行动“为时已晚”，“每一天的延误”都在付出人命的代价。
3月初，当新冠感染病例开始出现急剧上升时，英国却早早放弃了病例追踪。所谓的追踪就是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保持联系，并且要求他们也进行自我隔离。该方法在爱尔兰、德国和新加坡被广泛使用，在韩国特别成功。
伦敦大学学院全球健康教授安东尼·科斯特洛(Anthony Costello)说：“放弃这个手段是一个错误。”
但是过去两周情况发生了改变。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Matt Hancock)宣布，他将雇用18,000人(其中包括公共卫生专家和3,000名临床医生)开始在社区中对该病毒进行测试和追溯。
与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相比，英国在测试病毒方面也进展缓慢。周三，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承诺到5月底，每天的新冠病毒检测量能达到200,000例。
英国确实遭到了新冠病毒的重创，但是考虑到人口规模，英国的疫情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
如果统计每百万人中的死亡人数，英国的数据甚至还低于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另外，各国的疫情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收集死亡病例数据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西班牙并没有计入养老院的死亡人数，德国仅统计检测呈阳性的人口基数，而比利时则将医生认为的所有疑似病例都统计在内。
首席医学官克里斯·惠蒂(Chris Whitty)教授说：“每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来统计，所以现在将它们拿来互相比较是徒劳无用的。”
戴维·斯皮格哈尔特爵士也表示：“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国家都没有做得很好，但是这不是欧洲电视网的收视率，将它们做排名没有意义。”
周三，病休六周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首次出席议会质询会。反对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英国的疫情何以发展到如此地步
首相并不认为政府的应对迟缓而混乱，并且强调现在进行国际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可见英国的政客们并没有检讨在危机中犯下的错误。
英国人以他们“优秀”的数学计算能力统计死亡人数与人口基数比例，得出自己的工作还略好于几个欧洲邻国的结论，一味地“比差”，却不提意大利的疫情比英国提前了至少十天。这些死亡数字，在政客眼里，是一个分子，而并不是一条条人命。
以上总结的“七宗罪”，很大部分是客观原因，他们却不提政府在整个二月里的无能轻慢，粉饰太平。不准备防疫，不准备防护物资，只顾埋头沉睡，最终睡成了一场噩梦。
图片出处：The S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