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丽鹿
这些年，豫西伏牛山里，原本荒凉的小镇乌桥，随着发现恐龙遗迹旅游开发，渐渐热闹起来。
景区周边新开了不少农家乐，房子越盖越多，有的甚至延伸到了断流后被填埋的河道上。
每到夏天，游客候鸟一样从城市来到山里避暑，有些“空巢”老人，伏天都会在此长住月余，直到秋凉再返回城里。
这其中，就有一对从洛阳来的退休教师。
妻子梅老师1936年出生在北京，爷爷做过清朝的道台，父亲是资本家，幼年的她家境优渥，受过良好教育。
梅老师性格开朗、多才多艺、身材娇小、皮肤白晳，七十多岁的老人仍活泼得像个洋娃娃，在王城广场上跳舞时，像上了发条不停蹦跳的玩偶，唱起歌来，悠扬动听韵味十足。夏天喜欢穿着白衬衫牛仔裙的她，走起路来，步速很快，远看就像是朝气蓬勃的大学生。
18岁那年，她考入北师大，因家庭出身不好，毕业分配受到影响，下放洛阳的工厂附中任教。快30岁时，认识了比自己小三岁的钱老师。
钱老师是东北人，幼时父亲病故，寡母含辛茹苦将他养大成人，并在娘家兄弟扶持下，一直供养独生儿子读书。他木讷孝顺，学习十分刻苦。考上哈工大那年，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离家上学那天，全村敲锣打鼓地欢送。
大学毕业后，想回东北老家的他，神使鬼差也被分配到洛阳教书，和梅老师成了同事。
梅老师羡慕钱老师根正苗红、三代贫农的出身，也爱慕他身材高大、五官周正，为人实诚，就主动向他靠拢。靠拢的结果，是两个大龄单身男女成了恋人，继而结为夫妻。
婚后不久，俩人脾气性格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让小家庭的气氛，总有些不和谐。
梅老师爱干净到了有洁癖的程度，家里地上不能见一点污渍灰尘，钱老师则不修边幅，头发总是长得很长、胡子拉碴的，才在爱人催促下去理发。
“买回来再时髦的衣服，穿到他身上，也像个老农民。”梅老师总把最后三个字，用字正腔圆的京味普通话，加重了语气带着一丝不屑，悠悠然给吐出来：“您倒是看看，我打扮了他几十年了，他到现在都还是这个样。”
常在洛浦公园散步锻炼的梅老师，遇见我们这帮老朋友时，总爱半是嫌弃半是调侃地数落跟在她身后的老伴儿。钱老师只讪讪笑着，也不争辩。
从小喝牛奶吃面包、弹钢琴说英语长大的梅老师，内心深处留存着她的罗曼蒂克，而内敛寡言的钱老师，除了在讲台上对着学生侃侃而谈外，回到家就是闷葫芦一个。因此，虽然借丈夫的清白出身暂且保护了自己，但钱老师压根不是梅老师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她的内心总有些不甘和看不起男人。
1964年，梅老师生下大女儿海燕，钱老师将老母亲从东北乡下接到洛阳帮忙照看。第二年，小女儿海霞来到人世。
婚后三年生了两个孩子，梅老师没和丈夫商量，独自去医院做了当时还很小众的绝育手术。
钱老师知道后十分不满，但他生性有些懦弱、又习惯了梅老师的强势，只好无奈接受。一心想抱孙子的婆婆却很绝望，对这个城里儿媳妇的不满，愈发强烈。
其实知书达理的梅老师，平日里对婆婆挺孝敬，让她难以容忍的是，钱老师对母亲的那种愚孝。
老人来洛后，起初一家五口人挤住在学校分的一间筒子楼里，生活很不方便，梅老师又问学校申请了一间住房，两个屋错对门，婆婆带孙女住一间，她和钱老师住一间。
自从知道梅老师不能再生育后，婆婆常在半夜里敲门，让梅老师起来照顾孩子，尤其是每当小俩口早早洗漱后，关上房门准备休息时，老太太便开始行动，“梆梆梆”的敲门声，雨点般砸在梅老师屋门上。后来，婆婆干脆让梅老师晚上陪俩孩子睡一屋，她和儿子同住。
不久，钱老师被下放到嵩县教书，夫妻两地分居。梅老师既要上班，还要照顾老小。冬天她去拉煤球，两个小女儿在后边推车，扭头看看，俩孩子脸上汗水混合着煤灰，都成了花猫脸，梅老师心疼得直掉眼泪，就生爱人的气。可是等钱老师回家时，婆婆又心疼偏袒儿子，不舍得让他干活。梅老师就又生婆婆的气。
日积月累，两口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但为了孩子、面子、日子，只好忍耐凑合着，一年一年地过。
1982年，海燕高中毕业考入中央财大，接着又去美国读研、读博、博士后，结婚后和丈夫去新加坡，应聘到一家银行工作。
海燕是丁克家庭，开明的梅老师也支持。钱老师每次说起来，都无奈摇头叹气。
小女儿海霞考的是医学院，硕士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一家医院，后又去加拿大读博，拿到博士学位后留在温哥华，40多岁依然单身。
对于女儿们的选择，梅老师能够接受并理解，但钱老师和他的老母亲，却耿耿于怀，时常在家里叨叨着责备梅老师把俩姑娘都宠坏了，不听他们的话。
夫妇俩相继退休后，梅老师喜欢出门旅游，钱老师就在家照顾老人。这样平淡的日子，又过了几年。
忽然有一天，80岁的婆婆，决意要离开洛阳回东北老家。钱老师夫妇劝阻不住，只好将她送回老家村里。一年回去两趟看望，时常寄钱寄物，两个孙女也不断从国外给奶奶汇钱。
老太太回去后不久，就搬到邻村跟娘家侄儿一起生活。起初梅老师夫妇觉得挺好，毕竟老人有个依靠。
谁知这个娘家侄儿把钱看得忒重，三天两头撺掇着让老太太问儿子孙女们要钱花。每个月钱老师夫妇和女儿们得寄回去万把块钱，才能满足他们，不然，老太太就得“生病住院”。
好在梅老师两口都是高级教师，退休工资不低,多花些钱尽孝也没啥可说的。只是想起来这事，心里便不痛快。
不痛快时，老两口就出去旅游散心。
梅老师哥姐都在北京。姐姐从外交部退休，在海南买的有度假公寓，哥哥退休前经商，在北戴河买的有别墅。
于是，冬天梅老师两口就去海南过冬，夏天去海边避暑，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
时光就这样和人一样，渐渐老去。
过完70岁生日的钱老师，身体大不如前，耳朵也越来越聋。热爱生活的梅老师依旧勤快能干。见到我时，常诉说笨手笨脚的钱老师整天四手不抬、不劳而获，他才是剥削阶级，而自己这个资本家的大小姐，洗衣做饭、铺床叠被伺候了他一辈子。“勤人是拙者的奴隶。”她愤愤不平地总结说。
叨叨归叨叨，老夫老妻了，彼此还是相依为命、知冷知热。女儿们都不在身边，他们仍住在老破小的旧房子里，每天想办法自己调剂生活。
梅老师厨艺很好，爱变着花样蒸些小馒头、小花卷、烤蛋糕、做点心，有时候在家做的多了，也带到老年活动中心和大家分享。
人快嘴快的她，晚年越发爱说，见啥说啥，在洛浦公园看见有人摘花、践踏草坪，她也总是发声斥责、加以批评。梅老师的直爽很受众人欢迎，但对钱老师来说，却不堪其苦。
他有时候在洛浦公园里独自散步碰见我时，会偷偷向我诉苦，说梅老师在家如何约束他、斥骂他，把他当小孩子一样严加看管，烟也不许抽、酒也不许喝，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责备个不停，说他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他在家站着不是坐着歪，干啥都不能让她满意，他憋屈压抑得很。
碎碎念倾诉发泄完了之后，他还四下瞅瞅，再对我叮嘱一句：“大姐啊，我说这些你可千万不敢对老梅说啊，她要是知道我出来卖她的赖，回家就会变本加厉地收拾我，哎，好在我耳背听不清，不然我真是没法活了。”
然而梅老师见到我，说的却是另一个版本。
她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时，钱老师也不体贴照顾她，反而说她懒、不做饭，让他干些洗洗涮涮、婆婆妈妈的活。
老两口就像两个孩子似的，整天争来吵去、斗来斗去。梅老师有时候对我诉苦：“忍了他一辈子，真是受够了。年轻时我这婚就不该结，那时候想离婚吧，又怕外人笑话，有了孩子又顾虑孩子。如今七老八十了，说不来也不怕人笑话，我还是想和他分开过。”
话虽这样说，但老两口实际上谁也离不开谁，就像是岁月之绳上，绑在一起的两只秋后的蚂蚱。
这两年，到了冬夏季节，年纪越来越大的梅老师夫妇，无论是去海南或北戴河，路途对于他们来说，都变得更远更困难了。
到了伏天，他们那住了几十年的旧房闷热无比，钱老师有风湿病，不能吹空调。在栾川工作的几个学生，便负责接送老两口到伏牛山里，住上一两个月避暑。
农家条件简陋，梅老师每天都要洗澡，便自己出钱给常住的那户农家，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连着几年在农家避暑时，梅老师发现村里留守的小孩子们，暑假没人管，就掏钱给孩子们买课外书，还给孩子们讲故事、辅导功课，很受当地人敬重。
如果能这样安度晚年，也不错。但不幸还是降临了。
夏天几场暴雨后，镇子附近一个废弃的矿区洗矿池，溃坝决堤了。
当洪水瞬间汹涌而来的时候，钱老师正戴着眼镜，坐在河边民居楼下的凉荫处看书，梅老师在旁边水池那里洗衣服。
惊慌失措的村民们，大呼小叫着往山上跑躲避洪水，梅老师也喊着钱老师的名字，但耳聋的他，就像入定的老僧一般，依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梅老师冲过去想拉起他一起逃命......
洪水消退后，救援人员在河道下游几公里外，找到了梅老师和钱老师裹满淤泥的尸体，他们并排躺在苍凉狼藉的河滩边，像是被抛掷在山野的两具木雕泥塑。和他们一起遇难的，总共3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