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孔子驾车游学图。
纵观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变迁，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交通的轨迹。或者可以说，交通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历史上文化圈的规模，也影响着各个文化圈相互之间的交融。
文化传播与交通是分不开的。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有赖于交通作为纽带。比如说，没有丝绸之路的开辟，葡萄、胡萝卜就无法来到中原；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玉米、马铃薯就不能成为欧亚大陆的食品。同样，没有玄奘西行和鉴真东渡，大量佛教典籍就无法从印度传到中国本土和从中国传到日本，“唯识”、“因明”等学问也就不可能渗透到中国。足见，文化的发展，处处与交通密切相关。
图为位于今山东境内的即墨古官道，被称为“古代高速公路”。
则一：古代中国交通与文化的互为表里
据史籍记载：周王朝在各地分封诸侯，利用所建置的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紧密的联系。再者，当时以车兵为军队的主力，也要求各地有平阔的大道相通。据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当时的文献记载：周王室主持修筑的连通各地的交通干道称之为“周行”或“周道”。另据《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周道”如同磨石一样平整，如同射出的箭一样端直，体现了这种交通干道规划设计的合理和修筑施工的严谨。
春秋时期，交通建设有了新的进步。大致在这一时期，太行山、秦岭等险山峻岭都已经开始有车路通行。据《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定王时，单襄公奉使自守前往楚国，途经陈国时，看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于是预言陈国将要灭亡。可见，在古人看来，以道路为主体的交通设施是否修整，已经是体现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另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晋平公当政时，晋国道路馆舍失修，也曾经受到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批评。
图为位于今沈阳的清末侯馆遗址。
以交通干道的建设为基础，相应的交通设施也得以进一步健全。据《周礼·地官·遗人》记载：贯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十里，设置有“庐”，“庐”可以提供行旅饮食；每隔三十里，有可以止宿的“宿”，“宿”设有“路室”，并且有服务于行旅的粮草储备；每隔五十里有“市”，“市”有住宿条件更为优越的“候馆”，行旅消费品的储积也更为充备。当时，中原各诸侯国普遍沿交通干道设立交通站，置备车马和专职管理人员，遇到紧急情形，则乘传疾驰，次第相继，使军情政令能得以迅速通达。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孔子曾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这句话就是说，德政的流行普及，比邮驿系统传达政令还要迅速快捷。可见，当时驿政的发达，突出表现为信息传递的神速。
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交通表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各个文化系统所影响的区域规模，不可能不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不同文化圈所实现的文明水准，也为交通条件所限定。文化的发展，可以通过交通条件充分地扩大影响。文化传播，能够促进对其它地域和其它民族文化的吸收，又能为本民族本地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
图为出土的宋代海船。
则二：古代中国海运与文化的传播
通常来说，海运成本低廉，是一种较之河运更经济、更有利于大规模物资及人员交流的水上运输手段。众所周知，河运较之陆路车马运输要便宜得多。清末魏源曾说：“而海运之利，非河运比”。
中国沿海海域由北而南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古代中国海域的划分以长江口为界，以北称北洋，以南称南洋。由于太平洋的辽阔无际、难以征服和农业型自然经济等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双重制约，汉唐以前主要限于“裨海”，即近海、内海。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的“珠玑、犀、玳瑁、果、布”等，便是由近海航运流传到中原的。
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殷商时期，中国已有一定规模的航海活动。殷纣王曾率大军过江、涉海征伐人方，其航行规模已较为可观。周时，太公被封为齐地，因其“地负海鸠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春秋战国时期，燕、齐均濒大海，且其民迷信，视大海为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他们的航海活动也与求仙祈福活动有直接的关联。齐国和燕国都曾有过遣人驾船涉海求访仙人的记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为近海航线的南北贯通和与内河水运的衔接创造了条件。据史籍记载，秦始皇一生多次巡游天下，而且多有过江涉海经历。到了汉代，北起渤海、南至南海，近海航运已然畅通无阻。三国时期，东吴与夷洲（台湾）海上交通的开辟，堪称一件大事。秦汉以后，中国的近海航线逐渐成为运输军粮和商业往来的重要通道。
图为玄奘西行路线图。
唐宋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造船、航海业的进步，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真正的开辟。唐代至元代，中国的远洋船只已横渡太平洋，进入了印度洋海域，与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海上贸易往来关系；在航海技术方面进入了“定量航海”（可以根据海洋季风、水文形态来把握航行的时间、方向）的阶段。唐帝国空前强大，远洋航行的船舶以排水量大、构造坚固、抵抗风涛力强而蜚声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国家，阿拉伯等地的商人都乐意乘中国航船。据相关记载：当时南海有一条航线，唐人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以广州为起点，经今九龙半岛和西沙、南沙海域，向西南行到达西亚和东非各地乃至欧洲，沿途经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按当时的航程计算，约为1.4万Km。直到16世纪以前，一直是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由于唐代海外贸易的繁荣，随之留居海外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至今南洋人常称中国为“唐人”，称中国为“唐山”。唐代佛教盛行，除了像玄奘那样的高僧取道陆上丝绸之路赴印度取经外，由海上去印度取经者不乏其人。据《大唐求法高僧传》记述，当时西行求法的高僧达60人，其中半数是取海道前往的。
正是由于海运的发达，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而且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
古代中国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海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海运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古代中国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它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比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再比如，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过程。中国的丝绸，改变了西方人的穿着；而西域的物产音乐，也改变着中国人的日用习惯和音乐风格。中国的儒学，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学术发展；而南亚的佛教，也冲击渗透着中国的儒学。汉唐时期对外域文化的吸收消化，促进了盛世的出现；而唐宋时期中国文化的远播，又影响着东南亚诸国的发展进程。文化的双向传播，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表现出积极的历史作用。反过来，历史上有许多一度相当发达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的阻隔和闭塞，最终衰落甚至毁灭。
图为朝鲜王朝时代国王御座，东亚文化圈的典型表征。
则三：附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形成于中国，但不仅仅作用于中国的优秀文化。纵观中国的历史，古代中国上许多朝代将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各地，让中国文化影响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影响它们的文化。这其中最为基础性的前提，就是古代中国较为完善的交通网络，以及称颂于世的海运。交通与文化的共生和发展，在新时代有着更为高速的节奏，谋求是的人类文明的共生共荣、追求的是人类共同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