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在时尚年份中的亮点是她的失礼，这真是太糟糕不过的事情了。
令人难忘的一句标语: “我真的不在乎，你呢?”。这是她穿着夹克风衣来到曾与父母分离的外来移民子女营地时的场景。
再有，她在肯尼亚旅行时，竟然戴着一顶英国殖民时期的遮阳帽，
比起接待她的外交官来，她倒更像19世纪的殖民主义者。
这些都是发生在2018年当中非常不幸的装扮，因为作为第一夫人，其角色决定了她在世界舞台一定得要做出表率作用，而当时她的工作也是很明确的: 即她代表的是美国国家形象，而不再是作为模特，处于自身喜好而做出的自我决断。
她的发言人对人们过分关注梅拉尼娅的着装表示愤怒。他们更愿意让公众讨论她所领导的有效倡议，比如她的“做最好的”运动。梅拉尼娅在努力解决第一夫人自己形象重要性问题上，她可不是第一人。
2013年在坦桑尼亚举行的一次峰会上，米歇尔·奥巴马与劳拉·布什同台。在谈到那次经历时，米歇尔说， “当人们在审视我们的鞋子和头发时，不管我们剪不剪发，有无设计成刘海，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出现在重要事情的面前，世界需要看到这些，”她说。“最终，人们会不再去看刘海，而是透过我们的穿着打扮开始去审视，去看我们现在正站位于什么地方。”
我们所做的服装选择能说明很多问题。考虑到民选官员及其家人的公开平台的关注度，他们所面临的审查实际上是尤其严厉的。
因为梅拉尼娅很少说话，第一夫人的时尚选择就成了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了解她的唯一途径之一。
梅拉尼娅说，她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可自从丈夫上台后，她的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她喜欢迷你裙和娃娃装。她在让-乔治餐厅的形象曾是典型的拉克尔•韦尔奇式的身材，全都溢出了餐桌之外。但她在目前的角色中，梅拉尼娅把她的下摆拖到了小腿下，以至于她的性感曲线也被掩盖了起来。
如今，公众看到的是她的轮廓，大多是拉夫·劳伦或杜嘉班纳的服装。她的新标志性装扮既纯洁又具有暗示性，铅笔裙和上衣紧紧束在腰带上，充分利用了她的芭比曲线，点缀着高耸的细高跟鞋。即使是在她7月抵达欧洲时穿的价值1995美元的巴宝莉风衣，它的轮廓也是一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服装转型是在没有时尚圈人士帮助的情况下实现的。2016年11月，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设计师索菲·西莱宣布，她不会再为梅拉尼娅·特朗普设计服装。汤姆•福特和马克•雅可布则很快。
两年后，设计师们仍然淡化她与他们品牌的联系。拉夫劳伦的团队让人们知道，第一夫人独立购物，不需要他们的参与，尽管她经常穿拉夫劳伦的衣服。
原因很容易理解。不论是杜嘉班纳的斯特凡诺·加巴纳，还是多梅尼科都不在为她搞设计了，因为她在Instagram上与#DGWoman一起发布了她的标志性照片，在社交媒体上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然而，梅拉尼娅似乎很感谢他的支持者:她在感恩节穿了杜嘉班纳西西里岛风格的黑色蕾丝连衣裙，而这个意大利品牌正因被视为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广告(该公司已道歉)而面临被抵制。当亚洲的零售商将该品牌下架时，她却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
如果米歇尔•奥巴马不是她的前任，梅拉尼娅对时尚业缺乏对她的支持似乎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
全世界都在兴奋地观看和模仿米歇尔·奥巴马大胆的着装选择，她的支持可能会开启一个年轻设计师的职业生涯。这种品牌的影响力和支持并没有被忽视: 2009年，米歇尔被授予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的特别奖项，表彰她在推动来自不同背景的不太知名设计师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对时尚的普遍热情。
相比之下，梅拉尼娅遭受了损失。她的服装选择很昂贵——迪奥、罗兰•穆雷、卡尔文•克莱恩、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但都缺乏挑战，也缺乏观点。
梅拉尼娅与美国第一夫人的过渡并不和谐。政治妻子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适应自己的特殊角色——这种角色本身就有是一套相互矛盾的，有些地狱般的规则，她们既被要求要支持对方，又要积极主动，既要有传统的，也要现代的——但梅拉尼娅是在一场几乎没有人预测到结果的选举之后才被推入这个角色的。在此之前，她有一份完全不同的工作角色，她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商人和电视真人秀主持人的妻子。
然而，在担任第一夫人两年后，尤其是在2018年失态之后，梅拉尼娅必须拥抱时尚软实力，因为它是一种无形的潜力。
正如米歇尔·奥巴马所展示的，衣服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捍卫人们珍视事业和价值观的体现。如果梅拉尼娅想把话题重新集中在她的善行上，她最好能想出同样的着装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