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读特
面对全国各地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深圳以超前的洞察、创新的勇气和周全的设计，因应时代变化持续推出自己的引才聚才用才政策。
口述时间：2021年7月9日
口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前海企业公馆
吴邑文：上世纪90年代初调入深圳，先后担任深圳市人事局综合计划处主任科员、局办公室副主任，市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引智办”）主任，市外国专家局首任局长。任职期间，市外国专家局曾获“全国引智工作先进集体”，吴邑文曾获“国家引智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0年，深圳在北美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联络处（吴邑文左三）。
改革开放之初，大批人才怀揣着梦想“闯”深圳，“孔雀东南飞”现象闻名遐迩，我也是其中一员。从1990年初调入深圳，到2014年提前退休，24年间，我一直从事人才智力工作，见证了人才战略的前瞻、政策突破的影响、体制创新的能量。尤其是，参与了深圳引智领域重大改革，跨过香江、走向欧洲、踏上北美、奔向大西洋……为这座城市人才引进踏上世界节奏、奏响国际“人才交响乐”、厚植科技创新基础等，贡献了一份绵薄之力。
壹
面对全国各地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深圳以超前的洞察、创新的勇气和周全的设计，因应时代变化持续推出自己的引才聚才用才政策。
初到深圳，与人才结缘
我是广东吴川人。大学快毕业时，听从深圳回来的邻居说，深圳是一片热土，许多渴望实现价值的有识之士都在“闯”深圳。
带着激动与向往，毕业后我乘坐大巴车，历经一天一夜的路程，来到了深圳。30年前的深圳，道路两旁，砂石遍地，各种各样施工声不绝于耳，这让我有些不适应，甚至开始纠结去留问题。几经思考，我终于还是留了下来，调入了深圳市人事局，参与全市干部计划的编制、分配和统计工作，并与人才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彼时的深圳，人才结构面临着人员短缺、学历偏低等问题。我至今还保留着《1990年深圳市干部基本情况统计表》，它真实地反映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人才家底”。从这份统计表我们看到，1990年的深圳干部总数仅为5万多名。其中，高中学历8154名，初中毕业4663名，高中及以下毕业的干部占了22.8%，可见当初的人才底子是多么薄弱，与今天相比，天壤之别。
此后，深圳人事部门解放思想，大开延揽人才之门。从招聘、聘用、借调到抢人才、挖人才、争人才，奠定了深圳人才“一枝独秀”的局面。
2000年底，我在市人事局办公室工作期间，和调研组同事们起草了一份构建“人才特区”的调研报告，受到市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借此契机，我抓住机遇，提出多项人才引进建议，得到了时任市人事局局长陈安仁的肯定和支持。2001年春节后，市人事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六大取消”的政策，当时可谓轰动全国，一时成为人才新闻的重大事件。
“六大取消”的内容包括：一是取消人事计划单列制度，用人单位不分规模大小、所有制性质,一律采用“人事立户登记制”；二是取消下达人才引进指标制度,用人单位，可以直接到人事部门办理干部调动手续；三是取消人才引进考试制度,除公务员录用和事业单位进人实行必要的“入口”考试之外；四是取消引进人才的地区限制,边远地区的人才引进与全国其他省区同等对待；五是取消先男后女的引进人才制度,夫妻双方均是干部身份的,男女任何一方均可先调；六是取消人才入户前的统一培训制度。期望做到“求贤不问出身”“用人不设壁垒”。
面对全国各地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深圳以超前的洞察、创新的勇气和周全的设计，因应时代变化持续推出自己的引才聚才用才政策。事实证明，“六大取消”对深圳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贰
“选择一座城市，就是选择一种生活，就是选择未来，就是选择成功，而深圳是离成功最近的城市。”
八次“出海”
揽才红地毯铺向世界
2001年，经过竞聘，我担任市引智办主任，办公地点设在市委办公楼后面的“1号小楼”，当时的办公条件比较简陋。
上任后，我烧起了“三把火”，一是和同事们把办公室装饰了一番，改善了办公环境；二是扩充人员，激活了市留学人员和外国专家服务中心；三是整合资源，把分散在其他部门的引智职能“吵”回来，实现归口管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来办事的人日渐增多，曾经被戏称为“西伯利亚”的破旧小楼慢慢热闹起来，引智工作逐渐开展得有声有色。
2009年，深圳大部制机构改革，市引智办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涉外职能部门合并，成立市外国专家局，我成了首任局长。
从市委大院到国际人才大厦再到新城大厦，办公地点换了又换，但引智的初心未改，使命未换。那曾经的“1号小楼”也成了我不可忘却的美好回忆。
回看深圳人才引进，我认为有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人才“孔雀东南飞”阶段；2000年起的“海归”人才规模引进阶段；2010年左右，进入规模化、制度化聚合全球高层次人才阶段。
其中，“出海网才”阶段影响力巨大。1992年起，深圳首次以政府名义赴海外招聘人才。自此，先后8次在海外掀起“深圳旋风”，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北美洲到欧洲，从亚洲到澳洲，演绎了深圳乃至中国人才招聘史上的传奇。
我有幸亲历了2002年后的6次海外招聘，均担任招聘团秘书长，全程参与策划和组织赴美、加、英、法、德、日、澳、新西兰和中国香港等地揽才活动。
深圳海外引智工作取得的成绩，离不开特区的“金字招牌”，经济发展的创新思维，以及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多次海外人才招聘中，我都不遗余力地宣扬这种理念和精神。
2008年，海外人才招聘会开进剑桥大学，我们在达尔文学院与学生们围坐在一起。我当时颇为煽情地说：“选择一座城市，就是选择一种生活，就是选择未来，就是选择成功，而深圳是离成功最近的城市。”我介绍说，深圳城市特质就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文化多元，不管来自哪里，在深圳都有家的感觉。
当地留学生反响很好，目光热切，对他们来说，深圳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再加上经济实力、创业环境与市场体制等资源，这是最大的吸引力。回祖国创业，来深圳圆梦，逐渐成为了海外学生的自觉心声。
曾经下惯了“中国象棋”的深圳，开始自信地下“国际象棋”。招才引智的“红地毯”，逐步铺到了世界各地。这背后跨越的不仅仅是空间的纬度，更是对观念的更新，对新发展方向的锚定。“深圳引智”成为深圳故事里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深圳发展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助推了高科技的创新发展。
“副业”成“主业”
海归经济异军突起
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参与并见证了深圳海归经济“井喷”的故事，海归产业从敲边鼓的“副业”做成了高科技“主业”。海归带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新的市场观念，产生了强大的共振力和扩散效应，逐渐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新增长点，更厚植着深圳科技创新的基础。
在海归“主业”集聚过程中，引智部门充当了“引火煤”作用，从政策、体制和资金等方面不断加大扶持力度，点亮“留字号”企业。我们出台了《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深创业的若干规定》，最初每年安排1000万元作为留学人员来深创业前期费用补贴专项资金。开始，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担心这笔钱“打水漂”，我们从“挖坑种树”“放水养鱼”“培育税源”等多方面做解释工作，逐渐得到理解和认可，扶持资金也逐年得到增加。
系列创新举措助推海归企业茁壮成长，诞生了光启、迅雷、朗科、柔宇、大疆等明星企业。在这些企业中，他们大多拿着政府资助的“第一桶金”，从几个人的小团队干起，最终缔造业界神话，为深圳产业优化升级贡献了力量。
朗科是一个典例。其掌门人邓国顺由新加坡归国，起家的“第一笔资金”就是依靠深圳市政府发放的10万元留学人员前期费用。仅用了6年，公司投资增长了1000倍。他们研制的“USB闪存盘”成功打入英国和美国市场，邓国顺也被称作“U盘之父”。
像朗科这样的企业在深圳还有很多，由于海归企业增长迅猛，如何更加精心地构筑“暖巢”，引来更多“凤凰”是我们不断思考的方向。
为解决留学生创业园场地不足，在一次工作会上，我说服龙岗区领导建设“龙岗孵化中心”，给留学生创业提供空间支持。2003年，又整合资源，在全市先后建成8个具有特色的留学生创业园，形成“一市多园、有园无界、辐射全市”没有围墙的大创业体系，建成了引进海外“金凤凰”的重要载体。
入园企业中，几乎100%属于智慧型的科技创新企业，70%至80%归属于技术原始创新，对昔日基础研发领域相对薄弱的深圳“科技生态”形成了强有力补充。
2002年，深圳引进海归1075名，首次突破千人大关。之后，“海归热”逐渐升温，由少到多，甚至出现“井喷”现象。2014年，全市引进海归累计突破5万人，“留字号”企业数量也从原来的36家增加到3700多家，“海归经济”成为一种现象，从深圳叫响。2011年，深圳出台实施“孔雀计划”，引发了新一轮的海外人才归潮。如今，留学回国人才超过16万，形成了“百雁群归”的新局面。
我真切地感受到，从开始的星星点点，到渐成燎原之势，“海归经济”异军突起，它们成为了深圳科技创新发展的驱动力，使深圳这艘邮轮乘风破浪，逐梦远航。
借力“外脑”
引智之光耀鹏城
良禽择木而栖，更何况人呢？引才引智，政策先行，为此，我们先后出台了《关于为外国籍高层次人才和投资者提供入境及居留便利的实施办法》《关于建立在深工作外国专家管理协助机制的规定》等政策，一连串的“组合拳”吸引了一大批“老外”来深工作和生活。揽各国人才“借梯登楼”。
我担任市引智办主任推荐的第一个“中国政府友谊奖”专家是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总精算师斯蒂芬·迈尔。这位拥有剑桥大学数学专业和伦敦大学计算机专业两个硕士学位的总精师，是中国平安高薪聘请来的“外脑”，为公司确定了科学的利润标准，从源头上防止了相关业务的风险。
后来，中国平安相继有4位外国专家获得这一殊荣，谈及这一切，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无限感慨：“通过引进国外智力来强身健体，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平安获得了丰厚回报。”
到我卸任市外专局局长时，深圳先后有17名“外脑”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在“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深圳发展银行行长理查德的眼中，“深圳是一座和伦敦相媲美的活力之都”。
现在的深圳，外国专家比比皆是。先借力，后发力；先借船，后造船。一个舶来品的经典在注入本土文化的原创力之后，将被赋予新的灵魂，我认为深圳堪称“拿来主义”的成功范例。
“外脑”是“请进来”的奇迹，深圳还有“走出去”的故事。
2010年起，我们还相继在欧洲、北美、日本、澳洲设立了5个“深圳市海外人才联络处”，成为了深圳海外引智的“前哨站”“信息站”“宣传站”和“服务站”。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无论科技企业，还是繁忙海港，世界的人才，成就了中国的深圳。这是国家的力量，也是深圳的魅力。
乘风破浪
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扎根深圳
网罗海内外人才“为深所用”，不得不提的还有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2001年，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南京首秀，之后移师辽宁。我参加大会之后，和同事渐渐产生了在深圳办会的想法。
彼时，深圳已经有了“两会”，即高交会和文博会。有了科技兴市、文化立市的“两驾马车”，还差一个人才强市方面的知名展会。
大会落户深圳可谓“一波三折”。2002年起，我先后在南京、辽宁“毛遂自荐”，希望将大会引入深圳，可惜都吃了“闭门羹”。
直到2006年，经过几番努力，国家外专局终于同意在深圳试办一届。市各级领导对此无不给予了大力支持，时任市人事局局长王敏等领导更是提出了“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精品化、市场化”的“五化”办会思路。
2007年，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首次来深举办，这是此前历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当时，大会展馆展位1400个，共吸引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个专家组织、3000多名国（境）外专家、海外留学人员等前来参会。各类参展机构带来5000多个高新技术项目、2万名海外高层专业人才以及3万多个中高级职位。
一炮打响。国家外专局从只答应深圳试办一届到同意连办三届，再到因效果明显，决定大会长期落户深圳。如今，大会一届比一届规模大、影响广、效果好，成为国内外人才智力第一展。深圳不仅“近水楼台先得才”，而且喝到了招才引智的“头啖汤”，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大会成为深圳继高交会和文博会的又一张闪亮“名片”，历经了不少的坎坷，我们也在一次次办会中不断创新。如今，深圳发展成为科技之城，创新之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功不可没。
叁
深圳引智与城市发展同步，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均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居高声远
“新三样”同频共振
据不完全统计，我在职期间一共签发了190多个国家将近50万外国人来深工作就业许可证，和不计其数的港澳人员在深工作许可证；签发了将近5万名海外回国人员的资格证明；审批了超过200个出国（境）培训团，近3000人次赴国（境）外培训等，无论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引智工作直接或间接地给这座城市注入了“正能量”。
深圳因人才而兴，因创新而盛。我深深感受到，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人才要素发挥了强大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助推科技创新发展。深圳引智与城市发展同步，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均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各类企业茁壮成长，成为深圳自主创新与高新技术产业提升的重要力量。我觉得，这与深圳创造的良好人才环境密不可分，可以说人才是科技的引擎，科技是深圳的引擎。
未来，科技与人才的紧密度会进一步加深。人才吸引力的构成因素也在发生变化。我认为，在“双区叠加”的新背景下，要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深圳需要“新三样”，即在人才制订计划、产业科学布局、人才扶持力度方面打出“组合拳”，将深圳打造成国际人才高地，厚植科技创新基础，为创新发展赋能，提升创新原动力。
“居高声自远，得人才者得天下”。这是我作为一名招才引智战线的老兵，对深圳的愿望和祝福。
（原标题《深圳口述史|吴邑文：汇聚海内外人才 深圳引智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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