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化经营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际化经营更是大踏步前进。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至今，其中国际化经营成果对此贡献良多。
检视中国国际化经营的足迹，我就消费品、工业品、服务和规则等四大领域，分别简析其发展模式。
第一，消费品领域的国际化经营，存在三种基本模式。
一是“探索试水，跨越发展”模式。1999年起，TCL以自主品牌、自建渠道、自建工厂开始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拓展业务。尝到甜头以后，TCL展开了激进的并购策略，以至于成为 “失败兼并”的典型案例：在2004年兼并了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因整合不利差一点导致TCL资金链断裂。度过这次危机后，TCL的全球化步入成长阶段。通过不断提升海外经营能力，瞄准欧美两大市场，打入主流销售渠道，同时建立起海外本地化的管理、销售及研发团队，带动了产品阵型和用户数量的增长。在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TCL针对全球化战略做了调整：一是坚守北美市场，提高墨西哥工厂的产能；二是调整全球产业布局，在原有海外工厂的基础上新建、扩建多家工厂；三是扎根当地，在地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二是“从易到难，稳打稳扎”模式。海尔今天全球化的崭新格局，是其20余年全球化大布局的战略成果。首先，战略布局全球化。2017年海尔发布家电品牌全球化战略，海尔、美国GE Appliances、新西兰Fisher & Paykel、卡萨帝、统帅、日本AQUA等六大品牌共同构成了最具国际化特质的“世界第一家电集群”。其次，资源整合能力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海尔征服了全球市场，收获了用户黏性、用户品牌认知等无价的生态收入。再次，制造能力全球化。海尔拥有全球一流制造的协同矩阵。COSMOPlat，是海尔推出的中国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被誉为“代表了全球工业的未来”。最后，用户和市场的认可。2009年以来海尔已经连续八年被世界权威调查机构欧睿国际(Euromonitor)评定为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
三是“扎根海外，无中生有”模式。传音旗下各品牌手机在非洲几乎家喻户晓，其经验有四：首先，深耕非洲，十年占领制高点。2016年，传音旗下各品牌手机在非洲市场的总占有率为38%，2017年市场份额达到45.9%(IDC数据)。其次，彰显担当，与同伴互利共赢。通过在价格和利益上保护经销商，传音得以在非洲近40多个国家建立了销售网络。传音的售后服务已做成一个品牌，在非洲有800多个售后服务点（含第三方合作网点）。再次，加快国际化进程。从2016年下半年起，传音开始进入印度、阿联酋、印尼、越南、哥伦比亚、墨西哥等新兴市场。最后，体育营销。2016年11月，传音与英国曼城足球俱乐部签署了赞助协议，让本来就在非洲口碑极佳的传音更加深入人心，更具亲和力与影响力。
第二，工业品领域的国际化经营，存在两种基本模式。
一是“创新升级”模式。中国高铁装备制造即为代表。2020年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形势下，中车四方克服困难，如期推进出口到巴西、新加坡、斯里兰卡、智利、美国芝、哥斯达黎加等的海外项目，兑现了全部在执行的海外项目合同。在巴西、斯里兰卡、新加坡、阿根廷、美国、德国等地，中车四方海外售后服务站、子公司、研发中心的数百名境外员工在疫情中坚守岗位，兑现对海外客户的服务承诺。截至2020年底，中车四方轨道交通装备已出口到27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从“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升级。
二是“超越引领”模式。华为即是优秀代表。华为品牌国际化历程分为四个阶段：艰难求生，奠定品牌发展基础；市场扩张，成功销往海外市场；步步为营，整合布局全球资源；因地制宜，开始输出品牌文化。2015年初华为推出一则平面广告：一只脚穿着优雅的芭蕾舞鞋，显得光鲜亮丽;另一只脚却赤裸地立着，满是伤痕。广告中加上了华为Logo，显示了广告语：我们的人生，痛，并快乐着。这不再止于企业本身的气魄和态度，而是上升到了一个行业领导者、标准制定者的层面，向全球展示了中国企业的奋进和追求。
第三，服务领域的国际化经营，存在着两种基本模式。
一是“有机移植”模式。中国在非洲的电商服务即为代表。卢旺达是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落地的第一个非洲国家，该平台是由阿里巴巴集团为全球中小企业提供的电子商务交易数字化基础设施。埃塞俄比亚也选择加入eWTP，希望通过进一步开发电子贸易基础设施来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经济繁荣。受疫情影响，非洲许多国家线下零售业受到较大冲击，线上购物则呈现逆势增长势头。由中国投资者创办的电商平台Kilimall，目前已成为东非地区最大的电商平台，吸引数千家供应商入驻。非洲电商平台希望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广泛采用中国电子商务和数字支付系统的先进技术和运营经验。
二是“腾笼换鸟”模式。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逆差巨减。2021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52982.7亿元，服务贸易逆差缩窄到2112.7亿元，体现了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结构调整、出口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成功要素包括：我国服务业快速增长为服务贸易协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竞争力显著提升，运输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逆差大幅下降，遴选试点成效显著的地区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推进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提质升级扩围。
第四，服务规则领域的国际化经营，存在着三种基本模式。
一是“破冰引领”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即为代表。八年多来，中国已经同147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合作文件，建立了90多个双边合作机制。中国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与日本、法国、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为企业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中国先后启动了中国—东盟、中国—南亚等科技伙伴计划，与中亚、中东欧等共建了多个区域技术转移平台，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84个科技合作协定。“数字丝绸之路”的共同建设，将使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和服务惠及沿线国家普通民众，成为重振经济的新引擎。海上丝绸之路港航合作、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对沿线经济恢复也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是“发展之路”，是“民生之路”，是“健康之路”，是“创新之路”。
二是“互补互利”模式。金融规则即是代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由中国牵头成立，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此举能够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进一步改革，也是补充亚洲开发银行(ADB)在亚太地区的投融资与国际援助职能。亚投行是继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后，中国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又一举措。未来，亚投行将继续扩大投资，从核心的基础设施领域，延伸到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聚焦应对气候变化，加强亚洲地区互联互通，动员私营资本，缩小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数字鸿沟。
三是“助推升级”模式。这里举出三例。第一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 是2012年由东盟发起，历时八年，由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15方成员制定的协定。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该协定，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
第二例，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该协定的新名字。中方已就协定内容进行了评估,愿意通过改革，全面达到CPTPP规则标准，在市场准入领域作出超过中方现有缔约实践的高水平开放承诺，向各成员提供具有巨大商业利益的市场准入机会。
第三例，《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三国于2020年签署，旨在加强三国间数字贸易合作并建立相关规范的数字贸易协定。2021年11月1日中方向DEPA保存方新西兰正式提出了加入申请。中方正与相关缔约方保持沟通，开展技术磋商，愿为成员企业提供合作机遇和广阔市场，拉紧相互的数字经济合作纽带。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持续，地缘政治冲突再起，气候变化挑战不容小觑，脱钩国际化的逆流依然涌动。在诸多挑战面前，中国政府反复坚定地发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成为国际化的中流砥柱。中国企业更应从过往的经验中汲取智慧与动力，成为国际化的一股强大力量。